一个年轻漂亮又风趣幽默的小伙子被打死了，平躺在地上。我本来以为所有牺牲的人都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暖融融的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没有任何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一枪命中了太阳穴，血也流得不多。这样一个人现在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脸色是苍白的。
扫射之后便开始地毯式轰炸，炸烂了这片地方。我不知道还会留下什么……
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就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附近，挖个坑，把他们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轧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森林里去，特别是到长着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森林……我不能在那种地方停留……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
（骑兵连卫生指导员）
在前线我失声了……我有一副美丽的歌喉……
直到打完仗返回家乡我的嗓音才恢复了。晚上亲朋好友聚餐时，几杯酒下肚大家就说：“来，维拉，唱一个吧。”我就放歌一曲……
我离开家上前线时，可以说是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个成绩优异、品行良好的苏联女中学生。可是到了前线……在那里我开始祷告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要祈祷，出声地祷告，祈祷词也很简单……都是我自己的大白话……意思只有一个，就是上天保佑我能活着回家看爸爸妈妈。真正的祈祷方式我并不知道，我从没有读过《圣经》。也没有人看见我祈祷，我是暗地里悄悄祈祷，小心翼翼。因为……我们那时是另外一种人，当时都是另一种生活。您明白吗？我们想事情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都明白……因为……我来给您讲个偶然事件……有一次，在新兵当中发现一个教徒，当他祈祷时，士兵们都嘲笑他：“怎么样，上帝给了你什么帮助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又为什么要容忍这一切发生呢？”对于一个人要趴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前痛哭，他们绝对不理解，说是如果耶稣爱你，为啥他不来救你啊？我是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读《圣经》的……现在我要一辈子读《圣经》……说回到那个士兵，他也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就是不要开枪。他拒绝说：“我不能啊，我不能杀生！”其他人都同意杀人，但他就是不同意。时代？那是什么时代啊……可怕的时代……就因为信教……他被送交军法审判，两天之后就被枪决了……造孽啊！
那是另一个时代……那是另一种人……该怎么向您解释呢？该怎么解释啊……
幸运的是，我从来没见过那些被我杀死的人……但是，反正都一样……现在我认识到自己也是杀生的。现在想到这些了……是因为我老了吧。我为自己的灵魂祈祷，我嘱咐女儿们，在我死后，我所有的战斗勋章都不要送进博物馆，要交到教会去，送给神父……那些死者，他们经常来到我的梦中……被我杀死的人们……虽然我没有看到过他们，但他们却在梦中来看我。我睁大眼睛找啊找，也许有人只是受伤，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能救活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死了……
——维拉·鲍里索夫娜·桑基帕
（中士，高射机枪手）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轻轻地抱着，不能被那个截肢的伤员听到，又像抱个孩子，像照顾婴儿那样小心翼翼……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那些麻药还起作用的伤员，要么是在呻吟，要么就在叫骂，俄语中所有骂人的话都用尽了。我身上总是溅着血迹……像点点樱桃一样……不过是黑色的……
可是给妈妈写信我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道：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玛丽亚·赛丽维斯特罗夫娜·巴若科
（战地护士）
我出生在克里米亚……距离敖德萨不远。1941年，我从克尔登姆区的斯洛博德中学十年级毕业。战争爆发后，开始几天我一直从电台收听广播。我听懂了，我军是在撤退中……我跑到兵役委员会要求参军，被送回了家。又去了那里两次，两次被拒绝。7月28日，后撤下来的军队通过我们斯洛博德，我就与他们一起奔赴前线，根本没有什么入伍通知书。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枪林弹雨中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像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过了十天后，我自己也被打伤，我就自己把弹片拔出来，自己给自己包扎……
1942年12月25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三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敌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士兵——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
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当时的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后一瞬间……想知道我当时感觉到痛苦没有？太可怕了，我的妈啊！可是最终，一声枪响也没有……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就算是发了新衣服过两天也全都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1970年他来我家做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我们要把那些比自己重两三倍的男人背在身上，伤员就更沉重了，不但要背人，还要拖走他的武器，他们还有军大衣和大皮靴，都要带走……放下一个，立刻再回去背下一个伤员，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就要来回这样五六次，而我自己也就是四十八公斤，芭蕾舞蹈演员的体重。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
（娘家姓古哈尔斯卡娅，卫生指导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