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幢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优雅的茉莉花。从这幢房子开始的寻访，持续了七年，那是惊愕不断又肝肠寸断的七年，是为我自己打开战争世界的七年，那是个我们要毕生去思索和解密的世界。我体验痛苦，品味仇恨，经历诱惑，既有温情又有困惑……我试图理解死亡与杀人之间的区别何在，人性与兽性之间的界限何在。人们怎么能与如此疯狂的想法彼此共存：他们竟然有权去杀死同类？而且是理直气壮的杀戮！我发现，除死亡之外，在战争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切，在战场上也都有。战争，也是一种生活。我和无数的人性真相发生激烈碰撞，疑团重重。我又开始冥思苦想那些早就存在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比如我们为何对于恶行毫不奇怪？莫非我们内心本身就缺乏对恶行的惊恐吗？
路漫漫，跋涉无尽头。我走遍了全国各地，几十趟旅行，数百盒录音带，几千米长的磁带。采访了五百多次，接下去我就不再计算了。那些面孔逐渐从我的记忆中离去，留下的只是声音。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种和声，是无数人参加的大合唱，有时几乎听不见歌词，只听见哭声。我承认自己经常会犹豫，不知道这条路我能否撑得下去，能否披荆斩棘，但我还是要走到底的。有那么一些时候确实出现了疑虑和恐惧，想停下来或者打退堂鼓，但是我已经无路可退。我已经被愤怒牢牢抓住了，望着那无尽的深渊，就想知道个究竟。现在我似乎已经悟出了某些道理，可是越悟出道理，问题就变得越多，答案则更显缺少。
在踏上这条征途之初，我可绝没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把我吸引到这儿来的，是城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消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的“突击手”载重车辆工厂里，人们欢送了会计师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奖章，在她的狙击记录上，有七十五个敌军被击毙。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看看今天报纸上的照片，看看她普普通通的相貌，怎么也想不到她曾经是个枪手。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像少女一样把长辫子楚楚动人地盘在头顶上。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
“不，不！我不想去回忆。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不行……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影片。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姑娘，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一边长大一边做梦。可是就在我做梦的年龄，战争爆发了。我甚至都有些舍不得让你听……我知道我要讲些什么……你真的想知道这些吗？我就像对女儿一样问你……”
接着她反问道：
“干吗要来找我？你可以去跟我丈夫谈嘛，他可爱说往事了。指挥员叫什么名字，将军叫什么名字，部队的番号是什么，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我自己，记得我自己的战争。虽然生活在人群中，但总是形单影只，因为在死亡面前，人永远是孤独的。我能记住的就是那种阴森恐怖的孤独感。”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你的眼睛才能说，这玩意儿会妨碍我的。”
可是不多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儿给抛到了脑后。
我的故事太简单了，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姑娘的平凡故事，当时这样的女孩有很多……
我的故乡在狄雅柯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辫子很长很长，都到了膝盖……没有人相信战争会打这么久，人人都在盼望战争就快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会打退敌人。我进了集体农庄，又修完了会计课程，开始了工作。可战争还在持续……我的闺密们，那些姑娘都在议论：“我们应该去上前线啊。”
空气中已经弥漫着火药味，我们先报名参加了兵役委员会的训练班，可能和谁搭伴都不知道。我们在训练班里学会了实弹射击和投掷手雷。起初，我承认枪到了手上都害怕，浑身不自在。无法想象自己是去杀人的，就是简单地想上前线而已。在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姑娘，全都是密友，邻村有五人，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清一色是女孩子，男人们凡是可能的都上前线了。有时传令兵会在深更半夜突然到来，给我们集训两小时，拉到野外去，甚至经常是我们在地里劳动时就被拉去训练。（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现在不记得那时我们是不是跳过舞，就算开过舞会，也是姑娘和姑娘跳舞，村里没有剩下小伙子。我们村里是一片沉寂。
不久，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们挺身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怎么能让希特勒夺取莫斯科？我们不放行！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了上前线的愿望。我父亲已经打仗去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战场，我们与众不同……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我喘着粗气，心咚咚跳得厉害，都要喷火了。挑选非常严格。首先，必须得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候常常闹病，用妈妈的话说，小身子骨很弱，所以其他孩子经常欺负我这个小不点儿。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哦，可怜的妈妈们！她们泪水涟涟……她们又骂我们又求我们……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虽然他们全都比我小得多，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主席不同意放我们，如果我们全都离开集体农庄，田里的活儿就没人干了。总而言之，我们是被拒绝了。我们一起到共青团区委去，在那儿也碰了一鼻子灰。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大家群情激昂热血澎湃，结果还是被送回了家。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到最高层，去找第一书记，使命必达！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伙儿一齐去吧。可是，我们连团中央走廊都挤不进去，更别说见到书记了。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都集中在这里，其中很多人还是从敌占区来，他们是冲出来为死难亲人报仇的。全苏联都有人来。是的是的……简单说吧，我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了。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得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书记他们不说话了，不再小看我们了。我们手里还有张王牌：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还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急救知识。书记他们就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将会妥善解决。”
我们回村时，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是啊……
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到，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剪了一个女兵头……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形帽，领到了背包，然后被装进了运货列车……那是运稻草的列车，稻草很新鲜，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货车里荡漾着快乐。真不幸，我们还互相逗趣，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在笑。
火车载着我们朝哪儿开？不知道。说到底，这对我们才不重要呢，我对于要干什么工作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行。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要作战。我们开到了谢尔柯沃车站，离它不远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班，原来是要把我们派到那儿去。要做狙击手，大家都乐了，这可是正经事，我们要打枪了。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地点伪装、化学防护。姑娘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只想着快些上前线，向敌人开火……是的，在结业考核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筒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且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筒靴就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班长发现后，猛剋了一顿，接着便教我们怎样裹包脚布。他在我们耳旁唠唠叨叨：“丫头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战士，而不是德国鬼子的活靶呢？”丫头们，丫头们……所有人都对我们怜香惜玉，这使我们感到很委屈：我们不喜欢别人怜悯。难道我们不是和大家一样都是战士吗？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人家不要的小丫头塞给我吗？难道是女子合唱队？舞蹈团？这可是打仗的地方，不是唱歌跳舞！是残酷的战争……”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还有配茶水的糖果吗？”顿时心里觉得很委屈：把我们当作什么人啦？！我们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在年龄上我们确实可以做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们？他们从哪儿招来你们这些小丫头啊？”——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是的，已经上战场了！
第二天，师长要求我们展现一下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本领到底怎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还强，他们从前沿阵地被召回进行两天训练，对于我们这些姑娘居然能做他们的工作大为惊讶。他们大概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狙击手。射击表演之后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了，一边走一边观察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时“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我收回原先对姑娘们的评价。”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很长时间不习惯我们的存在……
那是我们第一天去“狩猎”（这是狙击手们的行话），我的搭档叫玛莎·柯兹洛娃。我们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观察目标，玛莎持枪准备。突然间玛莎捅捅我：“开枪，开枪呀！你瞧啊，那不是德国人吗？”
我对她说：“我在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在这里弄清楚分工，他早就跑掉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干草棚，哪儿是白桦树……”
“你是在学校里解方程式吧？我在这里可不会解难题，我是来射击的！”
我看出，玛莎已经对我发火了。
“那好，你就开枪吧，怎么不开啊？”
我们就这样拌起嘴来。这时，对面有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们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在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时机，就有可能放跑了他。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立刻会消失——我下决心要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战，产生一种恐惧感。就是现在有时在睡觉时这种感觉也会回来。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体开枪，还真不容易。我通过瞄准镜看得一清二楚，好像他就在眼前，那么近……而我内心很纠结，犹豫不决。最后我总算镇定下来，扣动了扳机……只见那个德国军官晃了两下胳膊，就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之后我身上哆嗦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极了：我真的杀死了一个人？！必须习惯于这个想法。是的，简单说，就是惊心动魄！
永生难忘……
我们回到营地后，女兵排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我的行为。团小组长克拉瓦·伊万诺娃对我说：“不能怜悯他们，应该憎恨他们……”她的父亲就是被法西斯杀死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坏蛋，到那时再唱吧。”
我们并没有很快适应，真不容易习惯。去仇恨并且去杀人，这确实不是女人应该干的活儿，不是我们的事……所以必须不断劝说自己、说服自己……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莫罗卓娃
（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几天后，玛丽亚·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芙季娅·格利戈里耶夫娜·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害怕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