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货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我还不明白什么是配给卡，什么是大围困。所有正在排队的人都转过身看我，我那时还背着一杆比我的个头还要高的步枪，上级给我们发枪时，我就一边看着枪一边心想：“什么时候我能长到步枪这么高呢？”这时候，所有排队的人突然都向售货员请求说：“给她一些糖果吧，就从我们的配给券中扣除好了。”
于是售货员就给了我。
大街上发起了支援前线的募集活动。直接就在广场的一排桌子上摆上大托盘，人们走过来主动捐献，有人扔进去金戒指，有人放下黄金耳环，也有人拿来了手表、金钱……没有人登记，没有人签名。女人们从手上摘下婚礼的戒指……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就在当时下达了那个著名的《斯大林227号命令》：“决不后退一步！”只要后退就枪决！就地枪决，或者由法庭审判，送往专门设立的刑事罪犯营。进了那里的人被称为敢死队，从包围圈冲出来的和从囚禁中逃出来的，都被送到这些甄别集中营。打仗时，在他们身后是督战队……自己人对自己人开枪……
这些景象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一块普通的林中旷地……刚刚下过雨，湿地泥泞。一个年轻士兵跪在那里，他戴着的眼镜少了一条腿，他就用手扶着眼镜。这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列宁格勒男孩，浑身被雨水淋透。他的步枪已经被缴下。我们全体人员都集合排起队。地上到处都是水洼……我们只听到他在求饶……在诅咒发誓，在恳求不要枪毙他，他家里只剩下妈妈了。他哭泣不止。可还是执行了，一枪就打在额头上，用手枪打的。这是杀一儆百，任何动摇分子都会是同样下场。哪怕一分钟的惊惶都不许！不许有“私字一闪念”……
“这个命令立即让我成年了。但我们甚至久久不敢回想那件事……是的，我们是打赢了，但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多么可怕的代价啊？！”
伤员太多了，我们总是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有一次连续三昼夜没一个人合过眼。我被派去跟车送伤员到医院，送完伤员空车返回的路上我就睡着了。回来的路上我们一个个都像蔫黄瓜一样，腿一软全都倒下了。
后来我见到政委，就说：“政委同志，我很惭愧。”
“怎么回事？”
“我睡着了。”
“在哪里？”
我就告诉他，我们是如何运送伤员，在回来的空车上睡着了。
“这有什么呢？你们是好样的！只要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其他人都可以在路上睡会儿嘛。”
可我还是很惭愧。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良心经历整个战争的。
野战医院对我很好，但我就是想当侦察兵。我放风说，如果他们不放我走，我就会自己跑到前线去。为此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因为我不服从战时条令。但无论如何，反正我是逃走了……
我是这样得到第一枚勇敢奖章的……
有一次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相当猛烈，把我们士兵压得只能趴在地上。指挥员高声下命令：“冲啊！为祖国前进！”战士们刚起身又被火力压倒。再次下令，再次卧倒。这时候我站了起来，甩下了军帽，让大家看到：女孩子挺身而出了……这下子，男兵们也都跳了起来，和我一起冲向战火……
为此，上级给我颁发了一枚奖章，而就在我得奖的同一天，我们又出去执行任务了。就在这天，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出现了……就是我们女人的那事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血，惊叫着大哭出来：“我受伤了……”
和我们一起去侦察的是一个医务人员，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走到我身边问道：“哪里受伤了？”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但是流血了……”
他就像父亲一样，原原本本地给我讲了这是怎么回事……
战争后都过了十五六年，每个夜晚我还都在梦中去侦察敌情。要么梦见我的冲锋枪打不响了，要么梦见我们被包围了。醒过来后牙齿还咯咯作响，一时总是忘记了自己是在哪里，在战场上还是家里？
战争结束了，我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我终于不用再匍匐爬行了，可以坐在无轨电车上，爱去哪儿去哪儿；第二个愿望是买来全麦面包吃；第三个愿望是在一张白色的干净床单上打着滚儿睡觉，要白色的床单……
——阿尔宾娜·亚力山德洛夫娜·汉吉穆洛娃
（上士，侦察员）
我那时候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已经有一个两岁的儿子，我又怀孕了。但就在这时爆发了战争，我老公上了前线。我就去了我自己的父母家，做掉了……嗯，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做了流产……虽然那时流产是禁止的……但周围都是哭声和眼泪，叫我怎么生孩子……可恶的战争！在死亡中间怎样生育？
我结束密码专业培训后就被派往前线。我要为我失去的小宝贝去报仇，那是我的女儿……本来应该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女儿……
我请求上前线，但是上级把我留在了司令部……
——柳鲍芙·阿尔卡迪耶夫娜·恰尔娜雅
（少尉，密码破译员）
我们离开了城市……大家全都出来了……那是1941年6月28日中午，我们斯摩棱斯克教育学院的学生聚集在印刷厂的院子中。会开了不长时间，我们就出城沿着老斯摩棱斯克大道赶往红光镇。我们一边观察警戒，一边分成小组前行。傍晚时分，暑热消退，双腿变得轻松起来，我们走得更快了，不能回头也不敢回头看……只有在停下来休息时，我们才转头向东方望去。整个地平线都被淹没在紫色光芒中，大约是四十公里开外，却好像映红了整个天空。很明显，那不是十几幢也不是一百幢房子在燃烧，是整个斯摩棱斯克都在燃烧……
我有一件很拉风的褶边新裙子。我的闺密薇拉一直很喜欢它，她还试穿过好几次。我已经答应了，要在她结婚那天送给她。她正在准备结婚，未婚夫是一个好小伙儿。
可是突然间打仗了，我们都出城去挖反坦克壕，宿舍里的东西都要给管理员。可是那裙子怎么办？“裙子你拿去吧，薇拉。”出城前我对她说。
可她没有接受，说是都讲好了要在婚礼上才送她的。好看的裙子就在大火中烧毁了。
现在我们是一步三回头，就好像我们的后背在受着烧烤。但我们一整夜都脚步不停，天一亮就开始工作了，挖反坦克壕沟，宽度三米半，深度七米，里面要像陡峭的墙壁一样。我挖得铁铲都像烤红了似的，沙土好像都红了。可是我的眼前还是浮现着鲜花和丁香丛中的家屋……白色的丁香……
我们住的帐篷搭在两条河流之间的水草甸中。闷热又潮湿，蚊子黑压压的，临睡前必须从帐篷里把蚊子熏出去，一到黎明就漏水，真是一夜都睡不了一刻安宁觉。
我病了，被送到医院。我们并排睡在地上，很多人生病发高烧打摆子。我躺着那儿正哭呢，病房门开了，医生出现在门口（她不可能迈进门来，因为床垫铺满了）说：“在伊万诺娃的血液中发现了疟原虫。”她说的就是我。但她不知道，对我来说，自从在读六年级时从书本上知道了疟疾之后，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疟原虫。但此刻，广播里不停地播放着：“起来，强大的国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想：“我得赶紧治好病，立即去前线。”
我被转移到距离罗斯拉夫尔不远的克兹洛夫卡，他们从车上把我抬下来放在板凳上。我坐在那儿，身不由己地要倒下去，恍恍惚惚听到有人说：
“就是这个姑娘吗？”
“是的。”医生助理说。
“先把她送到食堂去，喂她吃些东西。”
这下我是真的睡在床上了，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我不是睡在篝火边的草上，不是睡在大树下的帐篷中，而是睡在暖融融的医院里，睡在有床单的病床上了。我一觉睡了七天都没有醒来。后来别人告诉我：护士们曾经唤醒我，喂我吃饭，可我全都不记得了。七天后我才真的醒过来了，医生来查看了一番，说：“身体强壮了，已经恢复过来。”
而我再一次沉入了睡梦中。
回到前线后，我和部队一起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围困中。正常定量是每天两块面包干。埋葬死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就用沙土草草掩埋，用船型军帽盖上他们的脸……连长对我说：“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活着突围出去，我一定要把你送回后方。我从前以为，女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坚持不了两天的，我就是这样想我妻子的……”听了这话，我委屈得都哭出来了，在这样的时刻待在后方，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糟糕。不过，虽然我的精神和心灵都顶得住，可是身子却不争气，体力上负担太重……我记得当时如何用身子背炮弹，在泥淖中运武器。尤其是在乌克兰，春雨过后的土地非常泥泞和沉重，就像松软的面团一样。甚至为了在这里挖个墓穴合葬战友，我们也要三天三夜不能睡觉……简直太艰难了。我们都不再哭了，因为连哭也要费力气。就是想睡觉，想睡它几天几夜。
每次上哨，我都要来回不停地走路或者是大声地读诗。还有别的女孩就唱歌，为的是不要倒下去，不要睡过去……
——瓦莲京娜·巴甫洛夫娜·马克西姆丘克
（高射炮手）
我们从明斯克往外运送伤员……我以前走路总是要穿高跟鞋，因为我很介意自己的个子矮。有一次一个鞋跟断了，马上就有人大声喊道：“空降兵落地啦！”吓得我赶紧把鞋子拿在手里，赤着脚跑掉了。那是双很漂亮的鞋子，让我心疼不已。
当我们被敌人团团围住，又看不到突围的希望时，我和护士达莎就站起身来走出了战壕，挺胸抬头不躲不藏了：就算脑袋被子弹打爆，也比被敌人抓住当俘虏受羞辱好。我的所有伤员，凡是能站起来的，也都站了起来……
当我看到第一个法西斯士兵时，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我失语了。他们都很年轻开朗，满面笑容。不管他们在哪里驻扎下来，只要看到水管或者水井，就洗开了。他们的袖子总是卷起来，不停地洗啊洗的……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哀号，而他们还走哪儿洗到哪儿……我心头的仇恨直往上蹿……我回到家时，一连换了两件衬衫，即便如此内心里还是充满着反感，因为德国兵来过这里。我一连几夜都无法入睡，难以自制。而我们的邻居，克拉娃大婶，看到德国人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一下子气晕了，就在她自己的家里……因为她实在忍受不了德国人，很快就死去了……
——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什洛巴
（译电员）
德国兵进了我们村……他们驾着大黑摩托车……我睁大眼睛仔细望去：他们都是些快乐的年轻人，总是笑容满面，还哈哈大笑！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嘻嘻哈哈，我的心跳都停止了。
我做梦都在想如何报仇，也想象着如何壮烈牺牲，以后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的书。我的名字将永远被人牢记，这就是我的梦想……
1943年，我生下女儿……这时我已经和丈夫进森林参加了游击队。我是在沼泽地的草丛里生产的。我要用自己的体温烘干尿布，焐在怀里，温暖了再给孩子垫上。周围的一切都烧毁了，连人带村子都烧成灰烬。德寇把我们的人赶进学校或者教堂……浇上煤油……听到我们的对话后，我那五岁的侄女就问：“玛丽亚阿姨，如果我被烧死了，会留下什么呢？只是靴子吗？”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话……
我自己去搜集残骸……为我的女友寻找她的家人……我们在灰烬中搜索遗骨，就算看到有一点衣服碎片，虽然斑驳不清，我们也能认出这是谁的。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家人。我捡起一片碎布，女友马上叫起来：“这是我妈妈的毛衣……”说着就晕倒了。还有人用床单、枕套收集骨头，有什么用什么。我和女友带了一个拎包去，捡到的还没有半个包。我们把所有的遗骨葬在一个小公墓里，什么都是黑色的，只有骨头是白色的，还有骨灰……我已经熟悉了骨灰是什么样……骨灰是那种磷白色……
从那儿以后，不管上级派我去什么地方，我都不害怕了。我的孩子还很小，只有三个月，我就抱着他去执行任务。政委派我出去时，他自己都忍不住流泪……我从城市带回来药品、绷带，还有血清……就藏在孩子的小手小腿之间，用婴儿襁褓紧紧包住，就这么带出来。森林里的伤员危在旦夕，我必须这样做，必须！到处都是德国人和警察，没有其他人可以混过去，没有人可以携带物品，只有我能过关，因为我带着宝宝，他在我的襁褓中……
我现在要承认，那真是太可怕了……真的很难过！为了让宝宝热得哭出来，就用盐揉搓他。他全身都被搓红了，就像生皮疹一样，这样他就会哇哇大哭。哨卡叫住我时，我就说：“孩子正在出斑疹，也可能是伤寒……”他们一听就赶紧放行，催我快走快走。我用盐搓过孩子，还用大蒜头辣过他。我可怜的孩子还那么小，我当时还在给他喂奶呢。
每次通过关卡后，一回到森林我就哭起来，号啕大哭啊！真对不起我心爱的孩子。可是过了一两天我又要去执行任务了……
——玛丽亚·季莫菲耶夫娜·萨维茨卡雅·拉丘凯维奇（游击队联络员）
我学会了仇恨……第一次知道了这种感觉……他们凭什么要随意走在我们的土地上！他们算是什么东西？我一看到这些场面就怒火中烧。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
战俘列车开走了，丢下几百具尸体在路上……几百具啊……那些没有力量站起来的人就被他们立即枪毙。活着的人像牲口一样被驱赶，死者没人理睬，来不及埋葬，实在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很久很久……生者与死者相伴着过活……
我遇到我的继妹，他们的村庄全被烧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