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丹尼洛夫采娃
（中士，狙击手）
所有比我年纪大的朋友，都被送上前线了……剩下我独自一人没有被录取，我痛哭了一场。别人对我说：“丫头，你应该去学习啊。”
但是刚刚学习了没有多久，我们院长突然来了，宣布说：
“姑娘们，战争终究会结束，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但现在是需要保家卫国。”
我们上前线那天，工厂的领导们都来送行。那是夏天。我记得所有的车厢都装饰得五彩缤纷。人们纷纷给我们赠送礼品。我得到的是一盒很美味的家制曲奇饼和一件漂亮毛衣，我激动得在站台上跳起了乌克兰戈帕克舞！
列车昼夜兼程了许多天……有一次，我和姑娘们在一个车站用桶打水，放眼望去，差点喊出来：一列接一列的车厢里，全都是清一色的姑娘，有的唱着歌向我们招手，有的挥舞头巾，有的扬起船型军帽。我们突然明白：是男人不够了，他们都牺牲或者被俘了，所以现在由我们姑娘去接替他们。
妈妈给我写了一个祷告，我把它放在一个小盒里，也许真的会保佑吧？最后我真的平安返回家乡了。每次打仗之前，我都会亲吻这个小盒子……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赫洛罗维奇
（护士）
我在战争时期是个飞行员……
早在我读七年级时，我们家乡就第一次有飞机来过。您想吧，那还是1936年，在那些年头飞机是很稀奇的。那时有个口号说：“好姑娘和好小伙儿，我们都去开飞机！”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当然是要走在前列的，就立刻报名参加了飞行俱乐部。不过父亲却坚决反对。在此之前我们是冶金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高炉冶炼工作，爸爸认为冶金事业是适合女人的工作，而飞行员不是。飞行俱乐部的头儿知道了，就特批父亲和我一起坐上飞机，我带着父亲升到空中。打那天之后他不再吭声了，也喜欢上了飞机。我以优异成绩从航空俱乐部毕业，而且跳伞也很棒。我还在战争爆发之前嫁了人，生下一个女儿。
从战争开始的头几天起，我们飞行俱乐部就开始了重组：男人都当兵走了，我们女人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学员都由我们来教，从早忙到晚，工作很多。我丈夫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只给我留下了一张照片：我俩双双站在飞机前，戴着飞行员头盔……这样一来，只有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有时间都住在营地里。怎样过日子？我每天凌晨四点钟要去飞行，早上出去就把女儿关在家里，给她留下熬好的粥。等到傍晚回家时，也不知道她是吃了还是没吃，反正她浑身上下都是粥。女儿甚至从来都不哭，只是瞪着眼睛看我。她长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像我的丈夫……
1941年年底，我收到阵亡通知书：丈夫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阵亡了，他是飞行中队长。我很爱我的女儿，但还是把她送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自己就申请上了前线……
上前线的前一晚……我在女儿的小床边上跪了一整夜……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
（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
我那年刚满十八岁……自己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可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叫：“战争来了！战争来了！”我记得人们都在痛哭，走到街上见到的人，他们都在哭。甚至有些人在向神祷告，这是早就几乎见不到的情景了……人们公开地祈祷，公开地在胸前画十字。我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是说上帝根本不存在。可是，我们的坦克和我们好看的飞机都跑到哪儿去了？我们以前总是在游行中看到它们，总是为它们而骄傲啊！还有，我军的统帅们都去哪儿了？布琼尼呢？当然……惊慌失措只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想另一件事了：如何去战胜敌人？
我当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助产学校就读二年级课程。我马上想到的是：既然战争来了，那么就应该上前线。我爸爸是个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曾经当过政治犯。从小他就对我们灌输“祖国就是一切”的思想，祖国是必须保卫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咱不上前线，谁上前线？义不容辞……
——塞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帕纳贤
（少尉，摩托化步兵营助理）
妈妈向着火车奔跑过来……她一向是个严肃的妈妈，从来没有亲吻和赞扬过我。如果我有事情做得好，她也只是温和地看我一眼而已。这一次，她跑过来抱住我的头亲了又亲，眼睛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看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恐怕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妈妈了。一阵难过涌上来……我顿时想放弃一切，丢下行李就回家去。我觉得对不住所有的人……家里的奶奶，还有小弟弟们……就在这时候，军乐奏起了，口令下达了：“各就各位！……按照车厢顺序，上车！”
我从车上，向妈妈久久地挥手，挥手……
——塔玛拉·乌里杨诺夫娜·拉德尼娜
（列兵，步兵）
我入伍后被分到通信团……要是从来不去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好，说吧，战士松古洛娃，请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开枪射击的岗位上去。”
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的情绪。我们全都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实在是太渺小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将军脸上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丫丫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个个都吃不好、睡不安。而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简直就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说话呢。）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吧。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军队要是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
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就像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
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1943年6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了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性。我很想好好同您讲讲，让您明白，当时在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我们当时是那样一种人，今后不会再有了，完全绝种了！我们是如此天真、如此真诚，有绝对的信念！我们团长接过旗帜，下达指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和其他兄弟团，不管是坦克团还是步兵团，都平起平坐了！我们站在那儿哭啊，个个泪如泉涌。现在您是不会相信的，当时由于一种震撼，我全身绷得紧紧的。我身体是有病的，患有夜盲症，是因为营养不良和神经过度疲劳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知道吗？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这是通过心灵震撼而治愈的……
——玛丽亚·谢苗诺夫娜·卡利贝尔巴
（上士，通信兵）
那是1941年的6月9日，我刚刚成年……满十八周岁就是成年人了。两个星期后，确切地说是十二天之后，开始了这场可恶的战争。我们被送去建设加格拉至苏呼米的铁路，征召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我还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几乎没有面粉，全都是汤汤水水而已。就是这种面包在桌子上，旁边放着小水盆，我们只能用舌头舔舔罢了。
到了1942年……我自愿报名到第三二〇一疏散医院工作，这是一所非常庞大的前线医院，隶属于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前线和滨海独立军区。战斗十分惨烈，伤员越来越多。我被派去做食品分发，这是要昼夜值班的，上午要分发早餐，晚上要供应晚餐。几个月后我的左腿受了伤，就用右腿跳着走路，继续工作。后来又提拔我当了管理护士，也是全天候工作。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在工作中。
1943年5月13日……正好是克拉斯诺达尔大轰炸那天。我跑下楼去，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把伤员从火车站送出去。两颗炸弹正好炸中一个弹药库，弹药箱就在我眼前飞到六层大楼那么高并发生爆炸，爆炸的巨浪把我甩出去撞到墙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我抬起头，试着掐掐手指，还能动弹，左眼感觉湿乎乎的，走到办公室，那里到处是血。我在走廊里看到我们的护士长，她一时都没认出我来，问道：“您是谁？从哪儿来的？”等走近一看是我，惊叫了起来：“柯赛尼亚，这么久，你去哪里了？伤员们都饿坏了，可你人影都不见了。”别人草草地给我包扎了头部和左臂的伤口，我马上就去打晚饭。我当时是双眼发黑，汗如雨下。刚开始分发晚餐，我就晕倒了。恍惚意识到别人把我抬了起来，还听到：“快点快点！”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有人在说：“快点快点！”
没过几天，我又要为重伤员输血了。很多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战争期间我变化太大了，以至于当我回到家时，妈妈都没认出我。别人指给我看她住的地方，我走到门前敲门。里面回应：“来啦来啦……”
我走进门先问了好，又说：“请允许我在这儿过一夜吧。”
妈妈把炉子通了通，我看到两个弟弟在地板上蜷缩在一堆稻草中，赤身裸体，什么都没有穿。妈妈还没认出是我，又说：“您看看吧，女公民，瞧我们是怎么活的？趁着天还没全黑，您还是继续上路吧。”
我又走上前一步，她还在说：“女公民，趁天还没黑下来，您继续赶您的路吧。”
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抱住她大喊了一声：“妈妈，我的好妈妈！”
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一起扑向我，尖叫着抱住我……
现在我住在克里米亚……这座城市的人们都生活在花丛中，但我每天看着窗外的大海，依然在痛苦中煎熬，我到现在仍然不像一个女人。我经常哭，每一天都在呻吟。整天生活在回忆中……
——柯赛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奥萨德切娃
（列兵，管理护士）
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
我上前线的那天，天气好极了。空气清新，细雨霏霏，多美丽的一天！我是早晨启程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我就想：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再也看不到我们家的花园和家门口的街道了……妈妈一边哭着一边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住我不肯松开……
——奥尔佳·米特罗芳诺夫娜·鲁申茨卡娅
（护士）
说到死亡……我那时才不怕死呢。大概是年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吧……死神就在周围打转，可以说形影相随，但是我从来没去想过它，大家也从来不谈论死。死神总是在我们旁边绕来绕去，紧紧贴身，但又总是擦肩而过。有一天夜里，我们全连出动，到我们团的作战区域进行火力侦察。黎明时分，全连人员撤出时，在中立区传来一阵呻吟声，原来我们有个伤员落在那里了。战士们都不放我回去：“不要去，你会被打死的。你瞧，天已经亮了。”
我不听他们劝阻，坚持爬了回去。找到了那个伤员，我用皮带把他拴在我的胳膊上，花了八个小时硬是把他往回拖，活着拖了回来。连长知道后大怒，宣布以擅自离队的罪名将我拘捕了五天。可是副团长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她应该得到奖励。”
在十九岁那年，我得到了一枚勇敢奖章；在十九岁那年，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也是在十九岁那年，我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两肺，第二颗子弹从两个脊椎骨之间射过去。我的双腿一动都不能动……大家当时以为我被打死了……
那年我只有十九岁……可现在我已经有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孙女。瞧，这是她的照片，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还会有孩子！
当我从前线回到家时，妹妹给我看阵亡通知书……我已经被宣布阵亡……
——纳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阿尼西莫娃
（机枪连卫生员）
我不记得妈妈的样子……记忆中只有模糊的影子和轮廓……忽而是她的脸，忽而是她的身形，探过身来俯视着我，很近很近。其实那也是我后来的感觉。母亲去世时我才三岁。父亲是个职业军人，在远东工作。他教过我骑马，这是我童年最深刻的印象。爸爸不希望我长成一个俗不可耐的娇小姐。我记得从五岁起我就在列宁格勒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在俄日战争中当过护士，心地善良。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亲生母亲……
我小孩子时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就敢和人打赌从学校二楼往下跳。我喜欢足球，总是在男生比赛中当守门员。苏芬战争开始后，我不顾一切地奔向芬兰前线。1941年，我刚刚读完七年级，准备进入中等技校学习，就听到姑姑哭着说：“战争爆发了。”我听了还挺高兴，因为那就可以上前线，可以去打仗了。我哪里知道流血是怎么回事？
人民预备役第一近卫师成立了，我们几个女孩被录取到野战医院。
我给姑姑打电话说：“我要上前线了。”
姑姑在电话那头回答我：“马上回家！午饭都要凉了。”
我挂上了电话听筒。后来我觉得很对不起姑姑，为我的没有理性而愧疚。后来德寇开始围城，就是恐怖的列宁格勒大围困，全城的人死了一半，而她竟然孤独地活了下来。我的老姑妈。
我还记得那次我得到一次短期休假。在回家看望姑姑之前，我走进一家商店。战争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吃糖果。我说：“给我来一盒糖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