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能够录下语言，能够保存语调，有间歇有哭泣也有慌乱。我明白，当一个人说话时，会有一些比留在纸面上更多的东西。总是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录下对方的眼神和手势，不能录下她们说话时的生活，她们自身的生活、独特的生活。那些才是她们真正的“原文”所在。
“没错，我们好像是两场战争，”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加入了我们的对话，“每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我都感到她记得她的战争，我记得我的战争。她给您讲的那些事情我的部队也有，如何想家啦，如何排队去嗅探家回来的姑娘啦，等等。不过这些事我都忘掉了……从身边滑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事情真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她还没对您讲过海军帽的故事吧，奥莉娅，你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当然没忘，刻骨铭心啊……我总是害怕回忆起这段故事，每次都害怕……事情是这样的，那天黎明，我军的快艇出海了，有几十艘快艇……我们很快就听到战斗打响了，我们侧耳倾听，等待结果……战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度打到距离城市很近的地方，最后炮声渐渐停止了。天黑之前，我走到岸边：看到在通往入海口的水道上漂浮着很多水兵无檐帽，一个接一个。海军帽和大片的红色血迹随波漂流……还有快艇的碎片……这是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边站了好久，直到无檐帽在水里漂走为止。开始我还在数有多少顶水兵帽，后来不能数了。而我既不能离开，也不忍看下去。那个入海水道，就是我们战友的合葬墓……”
“萨乌尔，我的手帕呢？我必须要一直拿着手帕才行……它在哪儿？”
“她讲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但就像现在常说的，对后代就要‘掐头去尾’了。我常常给孩子们说的，不是我的战争，而是她的。我发现，孩子对她的故事更加喜欢些。”萨乌尔·亨利霍维奇继续他自己的思路说，“我讲的故事，具体军事术语比较多，而她的故事里，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胜，比实际事情更加感人。其实我们步兵里也有女兵，只要她们当中有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腰杆挺得笔直笔直。您是想象不出来的……这句话也是我向奥尔佳借用来的。不过，您确实不能想象出，女人的笑声、女人的声音在战场上是多么动人心魄！”
“您问战场上是否能产生爱情？当然啦！我们在战场上遇见的女人，个个都是美丽的妻子、忠实的伴侣。在战争中结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俩就是在前线相爱的，在烈火与死神中间。这是一种牢固的联系。当然我不否认还有些不太好的事，因为战争时间很长，在战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我记得最多的是美好、纯洁和高贵。”
“是战争使我变得更好了……这是确定无疑的！战场上的煎熬，使我作为一个人更成熟了。我看到了太多的不幸，我自己也经受过很多苦难。在战场上，生命里不重要的东西随时要抛弃，因为都是多余的，只有在那里你才明白这一点。可是战争对我们进行报复……只是我们自己害怕承认这一点……战争追上了我们……不仅是我们所有人，连我们女儿的命运都定型了。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妈妈，前线的老兵们，总是按她们自己在前线所受的教育，按照战时的道德标准，来教育女儿们，爸爸们也是这样。就像我对您说过的，一个人在前线是一目了然的：他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品如何，都是掩饰不了的。他们的女儿们却根本不知道，社会生活中的人与她们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没有人告诫她们世上还有卑鄙行为。于是，这些姑娘在出嫁时就很容易落入骗子之手。他们善于欺骗她们，因为欺骗她们毫不费事。我们许多前线战友的孩子都遇到了这种事。我们的一个女儿也是……”
“不知为何，我们就是没有给孩子们讲过战争。可能是害怕，也可能是不忍心。这样到底对不对呢？”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沉吟着，“我并没有把勋章绶带戴在身上回家。因为偶然一次我把它们弄断了，也没有再连上它们。战后我担任了一个食品厂的厂长，有一次我去参加会议，有一家托拉斯的老总，也是一位女性，看到我挂在身上的勋章绶带，就当众大声嚷道：‘你怎么像男人一样把战争勋章这样挂起来啊？’那个女人身上只有一枚劳动模范勋章，却总是挂在她的外套上，不知为何她却对我那么多的战争勋章不以为然。当只有我们两人留在房间里时，我给她讲述我在海军时的所有遭遇，她看来很不舒服，而我也从此失去了佩戴勋章的兴趣。现在我已经不佩戴勋章了，虽然我依旧为之骄傲。”
都过了几十年以后，那位著名的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在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才写到我们，提出我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问题。她说不少前线女兵现在还是独身一人，没能成家立业，甚至有许多人到现在连住房都没有，面对这些神圣的女性，我们是问心有愧的。从那时起，才多少引起了人们对前线女性的关注。长达四五十年之久，她们依然居住在集体宿舍里。终于，国家开始给她们分配单独的住房。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不想提她的真实姓名，她却突然发火了……她曾经是助理军医……曾经三次负伤。战争结束后，她进了医学院读书。她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家人，全都死掉了。她穷得身无分文，靠每天夜里到处给人擦洗地板维持生活。但她从来不向任何人承认自己是残废军人并享有政府补贴，她把所有文件证明都撕掉了。我问她：“你为啥要撕掉荣军证明？”她大哭起来说：“那还有谁会娶我啊？”我对她说：“那又怎么样？你做了正义的事情。”不料她的哭声更大了：“也许这些纸张现在对我是很有益的，因为我病得很重。”您能想象她大哭的样子吗？
“为首次在俄罗斯海军光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庆祝战争胜利三十五周年，当地政府邀请了来自各舰队的一百名卫国战争时期的海军老兵，包括三位女性。其中有两位就是我和我的闺密。海军元帅向我们每个人鞠了一躬，当众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亲吻我们的手。这怎么能忘记啊？！”
“你们想要忘记战争吗？”
“忘记？怎么忘记呢……”奥尔加又问道。
“我们没有能力忘记，也没有权利忘记。”萨乌尔·亨利霍维奇打破了沉默。“奥莉娅，您还记得吗？每次胜利纪念日，我们总会看到一个年迈的母亲，脖颈上挂着一块跟她本人一样衰老的招牌，上面写着：‘我找库尔涅夫·托马斯·符拉季米洛维奇，他1942年在列宁格勒围困时失踪。’从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已八十开外了，她还能寻找多少年？一定会寻找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们也是这样。”
“我倒是想忘记战争，很想忘掉……”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缓缓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多想过上摆脱掉战争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不去回忆战争……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我牢牢记住了他们两人在前线相片上的模样，他们还赠送了一张照片给我。照片上的他们，是那么年轻，比现在的我小很多很多。这一切立即使我产生了新的思索，并渐渐清晰起来。我看着这些年轻的照片，似乎从我刚刚倾听和记录的采访中悟出了另一种含义。在我和他们之间，年龄的差别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