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斯克的卡霍夫斯克大街上有一幢灰色的石板楼房，我们这座城市有一半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层楼房，经年累月，变得越发晦暗。但是这座楼却有其特殊之处，在我推开这楼的大门时，就有人对我说：“在我们这幢楼里的一个单元中有两场战争呢。”海军上士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波德维申斯卡雅在波罗的海的海军部队打过仗，她的丈夫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则当过步兵中士。
一切都重复着……我又是先用一段时间观看他们的家庭相册，十分精心而珍惜地装帧而成的相册，总是放在最显眼之处给客人们看，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经常看看。每一本相册都取了名字：《我们的家族》《战争》《命运》《孩子们》和《孙子们》。我非常喜欢这种对于私人生活的尊重，记录下对往日经历和亲人们深深的爱。虽然我造访过几百个居所，进入过不同的家庭，既有知识分子，又有普通人；既有城里人，又有乡下人，却很少见到这么有情感的家，他们这么愿意让人们深入了解自己的家族和关系。大概是不断的战争与革命教会我们要保持与过去的联系，要精心编织血亲的网络，回首追溯得很遥远，并且为此而自豪骄傲。人们急于忘记过去，抹掉痕迹，是因为他们积累的大量见证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罪行，往往会赔上自己的一生作为代价。在祖父母一代之后，没有人再知道任何当时的事情，也就不会去追根寻源了。人类创造历史，却活在眼前。记忆总是短暂的。
但是这里偏偏就有不同的人……
“难道这就是我吗？”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笑着说，她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双手捧起一张照片说。在照片上，她身穿水兵服装，胸前挂满了战斗勋章。
“我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总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的外孙女六岁时，有一次萨乌尔把相片拿给她看，她问我：‘外婆，你以前是个男孩子，对吗？’”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战争一开始您就上了前线吗？”
“没有，开始我是向后方疏散的……我丢下了我的家，丢下了我的青春。一路上列车不断遭到扫射轰炸，敌机几乎是贴着地皮飞。我记得，一群技工学校毕业的男孩子从车厢里跳出来，他们全都穿着黑色军大衣，这不是当活靶子吗？结果他们全被打死了。敌机简直是擦着地面飞行……当时我只有这样的感觉，他们是在数着人头射击……您能想得到吗？”
“我们在工厂里干活，人家管饭，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心急如焚哪……我写信给兵役委员会，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1942年6月我才收到入伍通知书，我们乘着露天驳船，在敌机扫射下，跨越拉多加湖，开进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到达列宁格勒的第一天我记得最清楚：那是一个白夜，一队队身穿黑色军装的水兵在街上巡逻。我感到形势很紧张，看不见一个居民，只有探照灯在晃来晃去，水兵们来来往往，他们就像国内战争时期一样，扎着宽腰带。您能想得到吗？就跟在电影里似的……”
“城市四周已被团团围住。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非常近。本来乘三路电车可以到基洛夫工厂，而现在那里已经是前线了。天空只要晴朗，敌人就开始炮轰，而且是有目标地炮轰、炮轰、炮轰……大批军舰停泊在码头边，虽然都进行了伪装，可还是难免被击中。我们负责施放烟幕，是一个专门的烟幕弹部队，指挥官是前鱼雷快艇支队长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上尉。姑娘们大都受过技术中专或大学一年级教育。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烟幕来掩盖和保护军舰民船。炮轰一开始，水兵们就说：‘姑娘们，快放烟幕弹吧，有了烟幕我们就保险了。’我们携带专门的混合剂，坐着汽车开来开去，而这时候别人全都躲进了防空洞。只有我们，就像俗话说的，是在引火烧身。德国人呢，就专门对准施放烟幕的地方射击……”
“告诉您，那时我们的给养来源也被封锁了，但是我们挺住了……首先，因为我们年轻，这是重要的一条；其次，列宁格勒市民感动了我们：我们多少还算有一点供给，虽说是最低水平；而列宁格勒居民常常走着走着就饿倒下了，走着走着就死了。有几个孩子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从自己微薄的口粮中拿出一点给他们吃。他们简直已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小老头，小木乃伊。孩子们告诉我们在围困中他们的食品是什么，如果还可以称之为食品的话：皮带或新皮鞋汤、木胶黏冻、锯末煎饼……城市中所有的猫狗都被吃掉了，麻雀喜鹊全没了，甚至大小老鼠都被抓住吃掉了……就那么活活地烧了吃掉……后来，那些孩子不再来了，我们等了他们好久。大概是饿死了，我这么想……隆冬季节，列宁格勒没有燃料，上级就派我们到城里去拆房子，有的地方还有些木头建筑。我们朝这些木头房子走去时，心里真难受啊……一幢房子好端端地耸立在那儿，而住在里面的人却死的死，逃的逃，大都是奄奄一息，现在我们又要把房子拆毁。看到留在桌子上的那些食具等家用器皿，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啊。所以一开始，大概有半个钟头，谁也不忍举起撬杠，你能想象得到吗？大家都呆呆地伫立着，最后指挥员只好自己走上去把撬杠戳进木房子，我们这才开始动起手来。”
“我们还要采伐木材，搬运弹药箱。我记得，有一次我搬起一个木箱子，那箱子比我人还要重，我咕咚一声就栽倒在地上……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一桩事（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女人）是这样：我后来当上了区队长，我这个区队全都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整天待在快艇上，那快艇很小，上面没有厕所。小伙子们需要解手时，可以隔着船舷，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我怎么办呢？有两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一下越过船舷，跳进水里游了起来。小伙子们看见了，大叫大喊：‘队长掉到水里了！’七手八脚拉我上来。当然，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对我一个姑娘来说，这小事是多么紧要啊！我后来都病了……您能想象得到吗？您问武器本身的重量？对于女人来说，它可是太重了。刚入伍就发给我们步枪，可步枪比我们人还长。姑娘们走起路来，刺刀高出我们足有半米。”
“男兵对一切都比较容易适应。我们女人面对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很苦恼。我们特别想家，想念妈妈，想念舒适的日子。我们部队有个莫斯科姑娘叫娜达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奖章，上级还放了她几天假回家，以示鼓励。她探家结束返回部队时，我们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气味，真的，一个一个排好队轮流去闻，大家都说她带回了家乡的味道。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痛苦地思乡……每一个有着爸爸笔迹的信封都能使我们乐得不行……只要能有片刻休息，我们就坐下来绣点东西，像头巾、手绢什么的。公家发给我们的包脚布，我们却把它改制成围巾，织上毛茸茸的花边。真想做点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队里女人的事情太少了，简直让人受不了。为了能拿拿针线缝点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一会儿工夫来显示我们的天性，我们是不惜找出任何借口的。当然，我们也笑过，也开心过，但谁都没有真正地能够像战前那样欢笑和快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