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儿开始讲好呢？我甚至在这里为你准备了文本……那这样吧，我就从内心感觉开始讲吧。就像以前那样……就像对女友那样给你讲吧……
我先说说，坦克兵部队是多么不情愿接收女兵，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不予考虑。那我是怎么进去的呢？我家住在加里宁州的科纳柯沃市。那时我刚刚通过考试，要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同学当中谁都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它对于我们还像是一种游戏，一种书本上的东西。我们受到的都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我们就相信报纸上的话：战争很快将以我们的胜利而结束，很快很快地……
那时我们家住在一栋公寓楼中，楼里有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战场：彼佳叔叔啦、瓦夏叔叔啦……大家都去为他们送行，好奇心强烈地折磨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跟他们一直走到火车站……当乐曲奏起来时，妇女们号啕大哭——这一切都没使我们害怕，相反却把我们逗乐了。管乐队反复演奏着进行曲《别了，斯拉夫女人》。我们向往的，就是能伴着这首歌曲坐上火车跑到外面去。在我们看来，战争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比方说我吧，就特别喜欢军装上的纽扣，它们闪闪发亮。尽管我已经到救护训练班学习了，可仍像是在做游戏……后来学校停课了，动员我们去修筑防御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里。我们甚至为此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总算开始做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了。我们被编入弱劳力营，从早晨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挖防坦克壕。我们全是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干活，我们突然听到一种声音。有人高喊：“空袭！”又有人叫着：“德国人！”大人们急忙跑开躲避，而我们却觉得很有趣，想看看德国飞机是什么模样，德国人又是什么模样。飞机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什么都没看清。地面一片混乱，人们四散逃窜。过了一会儿，飞机又转了回来，这回飞得很低，我们看清了上面的黑十字，不过仍然是一点恐惧都没有，只有好奇。突然，飞机上的机枪口冒火了，开始了猛烈扫射。我们亲眼看着平时在一起学习、干活的小伙伴们倒了下去，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站着、看着。成年人向我们扑过来，把我们按倒在地上，可我们还是一点都不害怕……
很快，德国人离我们的城市非常近了，只有十来公里，已经可以听到炮声隆隆。我和姑娘们一起跑到兵役委员会去，说我们也要去保卫祖国，我们要一起去，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结果，我们没有全部被收下，他们只收下了有耐力、有气力的姑娘，当然首先得年满十八岁，而且是优秀共青团员。有个大尉在给坦克部队挑女兵。不用说，他对我不屑一顾，因为我只有十七岁，身高最多一米六。
“要是步兵受了伤，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释着，“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扎，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车里负了伤，就必须把他从舱口里面背出来。难道你能背动这样的壮小伙子？你知道吗？坦克兵个个都是大块头！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时，四面八方都在朝它开火，子弹、炮弹皮到处飞。你知道坦克燃烧是怎么回事吗？”
“难道我不是跟大伙儿一样的共青团员吗？”——我差点要哭出来了。
“当然，你已经是共青团员。可是你太小了……”
和我在同一学校和同一救护训练班学习过的女友们——她们确实是高高大大、体格强壮的姑娘——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们都要走了，我却要留下来。
我去为朋友们送行。当然我什么都没对父母说。姑娘们都很同情我，于是她们把我藏在了帆布里面，我们就一起乘坐敞篷重型卡车往前方开去。大家都扎着各式各样的头巾：有黑色的、蓝色的，还有红色的……我就用一件妈妈的小短衫代替头巾。好像我们不是开赴战场，而是去参加业余歌手音乐会似的，太抢眼了，就像电影上一样……现在回忆起那些情景，还都要笑出来的……舒拉·基赛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带上了。卡车向前行驶中，我们已看到战壕了。战士们看到我们，大叫大嚷：“女演员来了！女演员来了！”
我们开到司令部驻地，大尉下令整队。全体人员都跳下卡车排好队，我站在最后一个。姑娘们都带着行装，而我啥都没有。因为我是突然跑出来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带。舒拉就把她的吉他塞给了我说：“拿着，不然你手里什么都没有……”
参谋长从司令部里走了出来，大尉上前去向他报告：“中校同志！十二名前来服役的姑娘听候您的指示！”
中校看了看我们的队伍，说：“这里并不是十二名姑娘，而是整整十三名啊。”
大尉还是坚持己见：
“不，是十二名，中校同志。”他绝对相信是十二名女兵。可是他转身一瞧，立刻向我走来：“你是打哪儿钻出来的？”
我说：“我是来打仗的，大尉同志。”
“你给我站出来！”
“我是和女友们一道来的……”
“你要是和女友一起参加舞会，就一起参加好了。可这里是战场……给我走近些！”
妈妈的短衫还扎在头上呢，我就这样朝大尉走过去，向他出示了救护班的证明书，请求道：“您不用怀疑，大叔，我是有力气的，我做过护士工作，我还献过血呢……您行行好吧……”
两位首长都看了我的所有证件。最后中校还是命令：“把她送回家去，搭最早的便车！”
在汽车还没来时，他们决定把我暂时放在卫生排。我坐在卫生排里，做着纱布棉球，只要一看到有汽车到司令部来，我马上就溜进树林。在那里待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汽车开走了，我再回来。就这样过了三天，我们营投入了战斗。我们三十二坦克旅第一坦克营全体出动去作战了，我就在掩蔽部内做接纳伤员的准备。半个小时不到，伤员就开始送回来了……还有牺牲的人……这次战斗中我们的一个姑娘也牺牲了。这下倒好，大家早把我忘在脑后了，他们对我的存在已习惯了。上级甚至已想不起我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得有军装穿啊。上面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背囊，好让我们放放私人物品。背囊是新的，于是我把收口的绳子剪断，把袋底拆开，套在身上，就成了一条军裙……我又找来了一件不很破的套头服，腰间系上一条皮带。我决定去向姑娘们炫耀一番。可是，我刚扭着腰肢在她们面前走了几圈，准尉司务长到我们掩蔽部来了，后面跟着参谋长。
司务长大喝一声：“立正！”
中校走了进来，司务长向他报告：“报告中校同志！姑娘们中间出现严重事故：我发给她们背囊，让她们放私人物品，可是她们却把自己套进去了！”
参谋长一下子认出了我：“哦，你还在这里呀，这个小兔子！那么这样吧，准尉，发给姑娘们全套服装就是了。”
我们收到了什么呢？坦克兵有帆布裤，膝盖上还缝有垫布，而给我们发的却是薄工作服，像是印花布那种料子。土地上散落很多金属弹片，石头也全都散落出来，所以没过多久，我们浑身又破破烂烂的了，因为我们不是坐在坦克车里，而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坦克常常起火燃烧，坦克手就是活下来，身上也被烧伤了。我们也会烧伤的，因为要钻到火里去，要往外背浑身着火的人。这是真的……从舱口往外背一个人出来很困难，特别是炮塔射手，而死人比活人还要重很多。我很快就知道这些了……
我们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就到部队来的，所以对于什么军衔是什么官，一无所知。司务长一个劲儿向我们灌输说，现在你们是真正的军人了，应该向任何军衔比您高的人敬礼，走路要挺胸昂头，大衣要扣好纽扣。
可是那些男兵呢？见我们都是些黄毛丫头，便总爱拿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卫生排派我去打开水。我到了炊事员那儿，他打量着我说：“你来干什么？”
我答道：“打开……开水。”
“水没烧。”
“为什么？”
“炊事员们还在锅里洗澡呢，先洗完澡然后再用锅烧开水……”
我信以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医生：
“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我回答说：
“炊事员们正在锅里洗澡呢，水还没烧。”
医生搔搔后脑勺，问：“哪有炊事员在锅里洗澡的？”
他带着我转回去，狠狠地教训了那个炊事员一顿，给我灌了满满两桶开水。我提着开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长。我立刻想起来，上级教我们要向每个军官行礼，因为我们是列兵。可现在来了两位军官，我该怎么同时向他们两人敬礼呢？我一边走一边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两只手同时举到帽檐上，分别向他们两人行礼。他们正走着，本来没注意我，这时却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是谁教您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此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
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每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有个军官对我说，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大叔，有个大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叫我给您送这个来……”
“到底是哪个大叔呀？”
“就是那个，总是穿套头军装，没有穿制服那位……”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怕……太震惊了……我忍不住流下泪水……天然的泪水，女人的泪水……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是火，冒着烟，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请求说：我要死了，请帮忙写封信给我的妈妈，或者，请帮忙写封信给我的妻子……而我其实是做不到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人讲述死亡的事情……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乌克兰的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卫生排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真细（是）的，介（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坦克兵们听了她的口音，笑了：“大妈，介不细小伙子，细个丫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