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博士光临学校后的第二周，我们搞到了第一车取暖用柴。那天上午11点左右，两位老人赶着一辆骡车，给我们送来了满满一车木柴。由于教堂的正门太小，他们直接绕道去后院。我虽然没看到柴车的影子，可送柴人的谈笑声清晰可闻。他们开一会儿骡子的玩笑，又说一阵天气、木头。其中一位说：“千万别让这大鸟把咱们丢到沟里去。这一车家伙，进沟容易出沟难，我可不想再装一遍。”
“骡子有的是力气！”另一个搭话道，“嗨，大鸟，加把劲！”
柴车趟过了排水沟，顺顺当当地进了后院。
“安静！”我警告道。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坐不住的首先是学生，“谁第一个往外面乱瞅，罚站一小时！他们的活他们会干，用不着你们操心！”
骡车经过教堂的窗户，赶往另一侧的篱笆墙。我看到驾辕的骡子弓腰屈背艰难爬行，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其中的一头骡子高大健壮，毛色发红；另一头棕骡体形矮小一些，长耳朵耷拉着，没精打采的。两头骡子一穿出窗户掩住的视野，车身随后移了进来。码起老高的木头杠子上面蹲着一个老头，先前打开后院门的那个老头随车步行。车子一边走，两个老头一边朗声谈笑。“小路易斯·华盛顿，到墙角那边站着去！”“您也不瞅过外面吗，魏金斯先生，我都看见了！”“我就用眼角扫了一下！”“我也用眼角扫了一下，魏金斯先生。”“扫得好，这个事咱们暂且不提。”我说，“不过你满嘴病句，这个我得罚。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您也不瞅过外面吗，魏金斯先生’，正确的说法是：‘您不也瞅过外面嘛，魏金斯先生’，面壁思过去，站稳了别动！再顶一句嘴，我让你单腿站一天！”
我在讲桌后面坐了下来。俩老头正在院子外面卸车，隔着篱笆墙扔木柴的声音、谈笑声不绝于耳。“给我加把劲！一大清早的，火气哪儿去了？”“烧光了。”“我这才冒了个头！”“冒得好！”俩老头都大笑起来，接着是一阵噼噼啪啪乱响。过了半个小时，一位老人跑过来敲教室的后门，我去看看他有何贵干。“教授！”老人脸上带着笑，叫了一声。亨利·刘易斯个头不高，牙齿剩下的也不多，一双手论质地、论色泽都像极了乌龟腿。他头戴一顶破草帽，身穿焦绿色格子布衬衫、咔叽布裤子，脚蹬一双橡胶靴。他的孙子就在这里上学。“院子里有些木头。”他说，“我留了一把锯子、两把斧头，孩子们抽空劈一劈。”“非常感谢，刘易斯先生。”我说。
“乐意效劳！”
肤色较浅、瘦骨嶙峋的阿莫斯·托马斯坐在车上，不住地向我点头示意。我也提高了嗓门，远远地向他打了声招呼。
“这些柴够你们支撑一阵子了。”刘易斯先生对我说，“用完说声，我们再送一车。”
“谢谢！”我说。
“再见，教授！”
“再见，刘易斯先生，托马斯先生！”
告别两位老人，我回到讲台上。
“好了，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讲道，“现在12点差一刻，咱们早点放学。下午劈柴，大家12点半到校，不许迟到。”
那天下午，五、六年级学生劳动，其他班级的学生自习，我现场监督学生锯木头、劈柴。那些低年级的学生一听我的安排，都大声嚷嚷起来。大孩子都在外面热热闹闹的，为什么偏偏让他们念书？我向他们打了保证，说第二天抱柴火的工作归他们干，大孩子们留在教室里学习。那些小家伙都觉得吃了亏，七嘴八舌嚷成一团。但我的态度是那么坚决，他们除了听话，别无选择。我给他们布置了学习任务，将维持课堂纪律的任务交给了爱琳·科尔。
5个大男孩又是锯又是砍，干得热火朝天。我站在篱笆墙下，监督他们干活。5个孩子分成两组：一组三个人负责把木头截短，一个人骑木头杠，两个人拉锯；另一组两个人负责把截短的木头劈开。他们手上在忙，嘴巴也在忙，磨牙斗嘴，说个不停。
看着他们卖力地干活，我心里琢磨：费这么大的劲教他们，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这些年的努力体现在哪里？看这些孩子们举手投足间透着一股野气，跟那两个没上过一天学、年龄比他们大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没什么分别。这就是命运的轮回、人生的复制吗？教育的意义何在？
干了一会儿，这两组人马调换了工作，原来拉锯的抡起了斧头，原来劈木的拉起了大锯。最小的那个男孩原地不动，用他一双小手死死卡住木头，再压上膝盖。
倚着篱笆墙，我想起了自己拉大锯抡大斧的时光，许多儿时伙伴的身影在我的脑际隐现：比尔、杰里、雪球、克劳迪、斯密蒂……那一张张面孔，如此亲切，却已经变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来令人痛断肝肠。他们也曾在这间院子里生活过，干过同样的木匠活。韶华易逝，童年太短，那些往日的孩子们干完了，笑完了，早早踏入社会，各奔东西。有的进了农场，有的流落天涯。出门发财，进门发丧，杀人者有之，被杀者更多，最后多死于非命。雪球在艾伦港的夜总会被人刺死，克劳迪死于新奥尔良一个妇女的刀下；斯密蒂杀了人，被遣送到安哥拉接受劳改。待在家里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只是暴死与等死那点儿区别。
我们的启蒙老师是个混血儿，大高个，老家在珀莱雅。我们劳动的时候，他通常站在我现在的位置，讲些语重而心不长的道理：你们长大了，八成都会横死街头；剩下来苟延残喘的孬种，用不了多久也会变成野兽。他说对我们这些黑人来说，生下来就是羊的命，跑出去的才有活路。他这一辈子，就是对逃跑主义哲学的最好诠释。他的内心世界是一片荒漠——他不屑于在我们面前表露心声，但我们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一点儿端倪——他恨自己，更鄙视我们。他恨自己身上一半的黑人血统，恨我们这些老是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勾起他无尽伤痛的黑人小孩。我们是他的镜子，照出了他那世界之水也漂不白的肤色。他的悲怆写在脸上，不遮不掩，昭若日月。他的心里只有恨，恨见到的人，恨看到的世界。他只教我们一样东西：逃跑。因为这里没有自由，这话他没有明说，但我们都感觉到了。那时候我们师生关系紧张，同学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告诉大人，大人们又坚持让我们念书，说是混一天算一天，能学多少是多少。有的学生咬着牙坚持到毕业，有些学生干脆作鸟兽散。下了地，进了城，蝇营狗苟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最终铤而走险，搭上了性命。
但我姨姥从来不言放弃。她说我不能跟那帮孩子沆瀣一气，她要我先把那个老师的知识学到手，然后再去别的地方求学。老师发现我求知欲旺盛，越发憎恨我了。别人都跑了，有的甚至死了，你凭什么不跑？你逞什么能？你会倒霉的，我的朋友。这话他没明说，但一看他的眼神便知。不对，他的个人词汇中就没有“朋友”这俩字，他只会说“傻瓜”，不会叫“朋友”。你那么好学，我可以教你，让你也懂点道理，分享我的痛苦，减轻我的负担。好，好，你要学习？好，好，知识是天下最重的担子，你想挑就挑！
我外出求学期间，偶尔也回家探望姨姥。每次碰到此君，他都是那副凶狠的模样。他生病休假后，我去珀莱雅拜访他，还能感觉到他身上那股恨自己、恨我、恨世界的戾气。有一次我们坐在壁炉前面烤火闲聊，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听说哪里出了乱子。希特勒有希特勒的道理，3K党有3K党的长处。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可理喻啊？”他发完这一通宏论，打住话头问我。“不，先生，我没这么想。”我连忙表白。“有朝一日，你会把我的话奉为至典。”他说，“我给你指过明路，你就是不听，我的一番苦心，你总有一天会理解的。你每年在那座教堂里耗的那5个半月时间，其实就是浪费生命。等你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理解我了。锈了300年的脑袋，5个半月是擦不亮的，你慢慢体会吧。”我们长时间凝望着蹿动的火苗，谁也不再说话。
“我很冷。”还有一次，我们本来拥炉而坐，火烤得好好的，他突然叫起冷来。我连忙站起来，找到一根劈柴丢到壁炉里。“没用，火再旺我也暖和不起来。”他说，“最近我老是怕冷。”他扭过头来，目光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你会明白的，你一定会理解我的。”“我必须上学。”我辩解道。“有什么必须的，事实上没那个必要。”他说，“都是你一意孤行。”“您不也上过大学吗？”我反驳道。“我是上过，可我不赞成你重蹈覆辙。”他说，“我劝你退学走人，走得越远越好。上帝普济苍生，没你没我，黑人300多年来活得好好的，现在他也不会……”“您是说上帝吗？”我犹犹豫豫地问。认识他这么久，头一回听他叫上帝的名字。我们课堂上背《圣经》的时候，字字句句都像是对他的诅咒，他听的时候那个难受劲，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先生，我听到您好像说……？”“我说我很冷。”他打断了我的话，“老感觉冷得不行。你差不多该回家了，以后有空再来吧。”一个月后，我又去过一趟珀莱雅。印象中，那也是个大冷天。
我跟混血老师之间没有什么深情厚谊，甚至连起码的尊重都谈不上。要说我们之间有点儿关系，那也是敌对关系。他对我积怨颇深，这点我们俩都心照不宣。我不喜欢他，但我又不能没有他。我需要他这样的人为自己释疑解惑，他知别人所不知，道别人不能道，是个不可多得的诤友。
那天我特意带了一点儿酒，他打发我去厨房拿了两只玻璃杯。“喝点酒，暖暖身子。”我说。“没用，我的身体暖和不起来了。”他说。他裹着一条厚厚的毛毯躺在摇椅里，望着火苗出神。他原本高大的身躯，现在只剩下一堆支棱着的大架子，瘦得皮包骨头。“祝你早跑早解脱！”他举了举酒杯。“您还不是乖乖地待了一辈子？”我反唇相讥。“我是克里奥尔人。”他说，“你没看出来吗？”“是吗？”我明知故问。“是的。”他说，“克里奥尔人是什么货色，你以前了解多少？他们都是自甘堕落的人渣，摇尾乞怜的懦夫！”“是的，我以前对克里奥尔人一无所知。”我坦言。“那阵子，我心里也在纠结。”他盯着壁炉里那团熊熊的火焰，慨然叹息，“漂泊大半生，总有尘埃落定的时候。我是什么？你看看我，一离开这里，我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优越感就那么重要吗？”我问道。“是的！”他说，“对于任何人来说，优越感都很重要，白人、半白人尤不可缺。”“您自认为比我优越，对吗？”我抓住他的话柄不放。“当然。”他坦然承认，“别不知天高地厚了，我的血统本来就比你高贵！比我黑的人都不如我，这不明摆着嘛！”“这就是您看不起我的原因吗？”我问道。“正是。”他不假思索地说，“可那些白人狗杂种居然说，我跟你是一路货色！”“他们是不是比您高贵？”我问道。“当然。”他说，“你不认同吗？”“不认同。”我说。“在这里待的时间久了，你迟早会认同的。”他说，“长了个黑奴的样，终究是黑奴的命。”“这么说来，我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这里了？”我问道。“是走是留，这是你的选择。问题是你不走，只想用实际行动推翻我的信念。好，总有那么一天，你会跑到我的坟上，承认我有先见之明。”“还望多多指点，请接着说。”我摆出了虚心求教的架势。“你在大学里都学些什么，老师没给你讲过这些做人的道理吗？”他问道。“老师只讲黑人在南方地区的求存之道，教我读书、写字、算题。我需要了解人生的真谛。”“讲到人生，我偏处一隅，孤陋寡闻，对此无话可说。”他谦虚起来，“不经风雨、见世面，你永远理解不了人生。这里只有无知，没有人生。你想了解人生？你错过机会了。趁早收起那心，循规蹈矩做你的黑奴去吧！不过，你得把人生这俩字从脑子里抠掉。我没力气跟你纠缠这个问题了。我很疲倦，也很冷，酒帮不了我的忙。”
1942年冬天，我又拜访过一次他。没过两个月，他就撒手人寰了，去世时年仅43岁。那年我刚刚步入教师的职业生涯，也就教了二三周课的样子。因为工作中碰到了什么难题，好像是刚收到一车柴，我对木杠子的加工和教室取暖等事项不甚了解，所以登门就教。记得念书那阵子第一次劈柴，我们学校大点的孩子赤膊上阵，但见手起斧落，四周木屑乱飞；他背靠篱笆站在旁边，现场指导我们的工作。此情此景，虽经岁月侵蚀，仍难以忘怀。好几个月没见他的面，那次我去的时候，看到他精神十分萎靡，身体虚弱，已经病入膏肓。弥留之际，一位女性亲属照料他的饮食起居。但有登门探视的客人，不管黑人、白人还是半黑不白的人，他的亲属都一视同仁，来者不拒。我去的时候，她将我让进了屋，随后不声不响地走开了。我的老师当时正靠着炉子取暖。事实上，他家的壁炉没断过火，冬春两季都烧得旺旺的。我们握了一下手，他那只大手瘦骨嶙峋，摸上去冰凉。那天他话说得很少，咳得很多，给人奄奄一息的感觉。“我们上周收到了一车柴。”我告诉他。“这是多年的老规矩了。”他说。“现在我才进入了角色，觉得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教师了。”我说。他点了点头，咳嗽了一阵子。他一身的暮气，似乎不想张口，可我谈兴正浓，不想就此告辞。“给我提点建议吧？”我真诚地问。“没这个必要了。”他说，“尽力而为即可，好坏还不一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