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站在篱笆墙围绕的教堂院落的一角，向系在一根10英尺长竹竿上的国旗宣誓。国旗的后面，袅袅炊烟在庄园的上空摇曳升腾；田间收割甘蔗的拖拉机发出的阵阵轰鸣声，回响在清冷的早晨。天阴沉沉的，乌云低垂，寒气逼人，到穿毛衣的时候了。我将孩子们打发到教室里，给他们布置了背诵《圣经》篇章的任务。
听完一两段，我喝令学生停了下来。《圣经》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耳熟能详：混沌初开，上帝创造了天地；上帝是我的牧者，赐予我一切；让你的心永享安宁，信仰上帝，也信仰我；我父之家，多有高堂华厦；耶稣流泪了……诸如此类的片段，繁如银河星数。听了6年了，谁背什么，怎么背，闭上眼也历历在目，就像不看也知道哪个孩子穿什么衣服、哪个孩子对课文倒背如流、哪个孩子永远不开窍一样。所以我每天只抽查部分内容，然后直入当天的学习任务。
我用的教室就是教堂，我教的学生有大有小，小的6岁，大的十三四岁，学前班至六年级一包到底；我的讲桌既是礼拜天集会时的布道桌，也是每月最后一个礼拜天领用圣餐的饭桌。学生用的课桌就是那一排排长凳，他们上课的时候摆在前面放书，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来了垫屁股。就是在课堂上，这凳子也是一物多用：趴在上面写作业，坐在上面念书，或记老师安排的作业。教堂的两面墙上各有4扇窗户，再加上前后门，空气倒也畅通。教室当中装有一个超大尺寸的柴火炉，用于冬季取暖。我身后的位置让神龛和布道坛占用了，所以黑板挂在教堂的后墙和右墙上。神龛后面的墙壁上悬着三幅画，除了本教堂牧师一袭黑外套、白衬衣、扎着深色领结的黑白照片外，还有两幅关于耶稣的画作：一幅是声名远播的《最后的晚餐》，另一幅画面上描绘的是基督来敲门的场景。
这就是我的学校，我的任务是保证每年6个月的开学时间。事实上，我9月末开学，次年4月中放假，累计授课时间只有5个半月。其余时间孩子们有正事做，帮大人下地干活。
上午我一般指定三名六年级学生做小先生，教学前班到二年级的学生，我对付三、四年级学生的教学任务。就我一个人，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不提拔几个学生忙不过来。下午两个小时，我全力以赴教五、六年级。
晨会解散后，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向各自的位置。我将三、四年级的学生带到后面，三年级学生在后黑板上算题，四年级学生在右黑板上默写。我拿着一把一码长的大戒尺，在两块黑板间来回走动。
跟姨姥闹了点矛盾，我的情绪非常低落。那晚贝荣纳归来，我走进姨姥的卧室里向她道晚安。姨姥双目紧闭假装睡觉，根本没理我。天亮后我去厨房找吃的，她丢了一句，“早餐准备好了，你能吃就吃，不能吃去你昨晚的老地方，那儿的好！”就忙着做她的好梦去了，头也没抬、脸也没转。
早餐是两个鸡蛋、燕麦面包、熏肉，外加一块薄饼。我边吃边瞅着院子出神，一地螃蟹草被白露打湿，摇摇摆摆。我心神不宁，好几次回头四处张望，可房子里静悄悄的，不见姨姥的影子。吃完早餐，我在姨姥兑好的肥皂水里洗了杯盘，又主动跑过去跟她搭讪。这回姨姥变了招数，不装睡觉而是起床了，围着床沿绕来绕去，就是不跟我说话。其实我很清楚，她两个小时以前就收拾停当了。9点差一刻我上学校，她一颠一颠地去了花园。
心情不好，有个学生偏偏往我的枪口上撞。一道简单的乘法题，掰了半天指头，愣是算不出来。我举起戒尺，对准他的屁股抽了一下。小家伙猛地转过身来，瞅我的眼神凶巴巴的。这超出了我能忍耐的极限。
“把手举起来！”我呵斥道。他乖乖地抬起了右手，半截粉笔头还搁在向上翻起的掌心里。“粉笔还要用，给我放好！”他将粉笔转移到左手里，伸出右手接受处罚。我毫不犹豫地举起戒尺，啪一下抽在他的掌心里。“要心算，不准扳手指头！”我呵斥道。“是，先生。好的，魏金斯先生。”他扭头对着黑板，盯着那道题看了足有半分钟，然后抹了一把眼睛，这才歪歪扭扭地写下几个数字。当然，又是个错误答案。“你浪费的粉笔，都够做5道这样的题了！”我指责道，“你也不想想，这粉笔来得容易吗？用完了我去哪里找？”他苦着一张小脸，一言不发。“你说！”我吼道。“我也不知道，魏金斯先生。”他呆呆地盯着黑板，连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
我一把夺过粉笔，纠正完他写的答案后把粉笔转交给下一个学生，随后气呼呼地走开了。
侧墙上那面黑板前，一个穿灰上衣、黑裙子、头上扎着五六根小辫子的女生，趿拉着一双脏污不堪的棕色拖鞋，不登对的棕色袜子露在外面，写一句只有6个字的句子，字迹从上边框一直拖到了下边框。
“你干吗竖着写字？”我冷冷地问道。我的声音吓了她一大跳。可怜的丫头倏地转过身来，望着我不住地向后退缩着。看那样子，她是恨不得一下子挤到黑板里去。“这个……这个……这个……”她吞吞吐吐地说，还用粉笔头不停地点着黑板，“那个……那个……是单句，魏金斯先生。”“你这能叫单句吗？”我嘲讽道，“你这叫斜句！单句一般是横着写的！”
我伸出一只手要她交出粉笔，小姑娘吓蒙了，就是紧紧地攥住不放。我一筹莫展，只好使用暴力手段硬夺了过来，然后在黑板上画出三条横线。
“这个叫直线。”我冷哼了一声，“跟你写的字一样吗？”她头点得鸡啄米似的，目光却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脸。我擦掉了刚才画上去的线，一并擦去了小女孩留下的那行歪歪斜斜的字迹。
“你给我写6个单句，一行都不能斜！”我将粉笔交到她手里，下了一道命令，“这节课结束前，你一定要完成任务！其他同学，坐好！”
我把小女孩丢到一边，这一天的教学思路全打乱了。我走到门口，回头瞟了一眼其他班级的学生。他们很识相，知道我气不顺，都乖乖地低着头，一声不吭。
我走进大院，用戒尺抽打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我用的力道足够大，一股火辣辣的感觉在我的周身蔓延开来。晨风拂过我的面颊，清爽宜人。我在教堂的大院里伫立一会儿，又百无聊赖地来到大路上。村子里空荡荡的，除了姨姥家门前我那辆灰色的福特，还有村边排水沟旁边的一辆汽车外，别无他物。老旧的房屋、灰暗的青瓦、散乱的炊烟，处处凄凉，举目萧索。自谓一名村里的教书匠，从嗷嗷待哺的婴儿到岌岌可危的老者，这里没有我不熟的人。谁待在家里、谁外出干活，连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我都了如指掌。刚才被我打过屁股的那个男孩，父母长兄还有姐姐正在田间劳动，奶奶这会儿正在准备午饭。在我面前吓得张口结舌的那个女孩家的烟囱里，正冒出缕缕青烟。她来自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她姐姐怀孕后，书不能念了，还整天腆着大肚子下地干活。她有个傻哥哥，老爹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老暴君家里使惯了性子，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顿夹枪带棒。她姐姐身怀六甲，大棒子还照挨不误。可她那个傻哥哥日子过得蛮舒坦，老暴君平时对傻儿子关怀备至，再气愤也不舍得拍一下。飘忽不定的炊烟、半隐半现的屋顶，在我的眼里无一不是生活，处处都有故事。
我一直走到后院，使用男生厕所方便了一下，这才慢悠悠地踱回教室。不过这次我走的不是老路，而是就近钻进了后门。绝大多数学生很长记性，只顾埋头做看书状。有个一年级的学生不长记性，早忘了我刚才雷霆震怒的样子，或者干脆就是个记吃不记打的玩主，就这一会儿工夫，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只虫子放在衣袖上，正玩得热火朝天。我站在后门处一声不吭，仔细观察了小家伙半天。小虫子溜下他的毛衣袖口，在他的手背上弯来绕去地练一阵子跑步，擦着边后小家伙便用另一只手捉回肘弯处的大本营，再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一番臂掌间的马拉松长跑。
我给这个班的小先生爱琳·科尔使了个眼色，让她别惊动小家伙。我蹑手蹑脚地走到他的身后，照准他皮球一样的光头就是一戒尺。一声脆响在教堂里回荡起来，小家伙双手捂住鼓起老大一个疙瘩的青头，受惊的兔子一般胡蹦乱跳。我刚才的威仪大家都领教过了，所以教室里鸦雀无声，只有小家伙的邻桌看着眼前滑稽的一幕，颤着声笑了起来。小家伙吃痛不起，抽噎起来。
“先把你那宝贝虫子扔到外面去，再回来上课！”我吼道。
小家伙胳膊伸得老长，架着那只红色小甲虫向门外走去，一路上抽抽搭搭地哭个不停。
“这是玩虫子的时间吗？”我余怒未息，面向全体学生训起话来，“我到这里来，到底是教大家学知识的，还是看你们玩虫子的？”
小男孩完成了任务，返回教室坐了下来。他的手还捂在脑壳上，哭声也没有停下来。
“其他学生也坐下！”我命令道。
大家谁也不说话，都赔着万分的小心、动作很轻很麻利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
“你们知道贝荣纳发生的事吗？”我回到讲桌的后面，慷慨陈词，“一个几年前还跟你们一样坐在这里念书的人，现在的处境怎样，你们听说了吗？好，我这就告诉你们：他就要被处死了！他们要把他捆到一把电椅上，在头、手腕、腿各处接上电线，然后一直通电，直到他断气为止。”我扫视了大家一眼。教室里静悄悄的，有的学生怔怔地望着我，有的学生头埋得低低的，但他们一个个听得非常专心。他们知道杰弗逊要受电椅刑，可不清楚具体怎么操作的。这些细节没人给他们讲，他们周围的大人也无从知晓。看得出来，我说的话给他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但我并没有就此打住，“在他赴死之前，他的教母求我做的事，你们知道吗？辩护律师说他是‘猪’，教母要我把他变成一个人。我现在做的就是这项工作，要让你们成为有担当、有气概的人。看看你们，上课时间正事不做，就知道玩小虫子，数学不会计算，句子写不齐整！这样下去行不行，啊？你们说！”
谁也没说一句话。绝大多数学生目光游移，不敢正视我的眼睛。那个被我批评过的女生低下了头，哭了起来。“伊丝黛尔，别哭了，否则到外面去！”我警告那名女生。她摇了摇头，既没看我一眼，身子也没有挪动。“我没事，魏金斯先生。您说的那个人不是外人，他是我表哥。”我知道他们的关系，但我没有为说过的话向她道歉，更没有被她的眼泪打动。“不能哭，要哭出去哭！”我重复了一遍。她擦了擦眼睛，不过始终没有抬头。“好，我们接着学习。”我转移了话题，“大家最好用点心，下午我要考试。”
下午2点整，我正忙着为五年级学生上课，有人敲响了教室的大门。我让就近的学生去开门。一名男生出去转了一圈，又一个人走进了教室。他说刚才敲门的是法瑞尔·贾洛先生，就是请不进来。我安排学生自习，走出教室大门一探究竟。法瑞尔·贾洛先生50多岁，身形瘦小、肤色微褐，头戴一顶大毡帽，身穿咔叽布工装、劳动鞋。他是亨利·皮乔特家的园丁兼全天候听差，主人家的工具他修，全村的木匠活也归他干。他制作的板凳、椅子，他整修过的楼梯，谁也不知道有多少。
看我走近，他礼貌地摘下了帽子。他是我姨姥的老熟人，他跟我们家人过从甚密的时候，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上了大学后，他对我的态度也变了，在我面前总是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我走下教堂的台阶，迎了上去。“教授！”“法瑞尔先生！”“亨利·皮乔特先生请您下午5点钟过去一趟。”“商量杰弗逊的事吗？”“他没说为什么请您，只让我给您传个话。”“谢谢您，法瑞尔先生。”“乐意效劳，教授！”他唯唯诺诺地说。法瑞尔先生办完正事，戴好帽子准备走人。看他的眼色，他对亨利·皮乔特找我的目的心知肚明，不过因为亨利·皮乔特没有特别交代，他不好走漏消息。一大把年纪的人，无须耳提面命，他也知道说话做事的分寸。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头一低，转过身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