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战死后，日军列队集体向张将军遗体膜拜，用上好木盛殓。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时，日军下令空军停止空袭一日。
翻阅抗战将领的一张张珍贵照片，耳边仿佛就会回响着轰隆的炮火声和震天的呐喊声。先烈们器宇轩昂，从容不迫，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其中有一张照片令人过目不忘，他身材高大，英气逼人、利落干练。他就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张自忠。
张自忠，字荩忱，1890年8月11日出生，山东临清人，出身于官宦家庭，自幼饱读诗书，后进入天津法政学堂，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1917年加入冯玉祥部队，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
张自忠治军严谨，善于训练士兵。在他当连长期间，经他训练出来的第二连全连126名士兵，人才辈出，仅军长、师长就出了10个，旅长、团长更是不计其数。张自忠素以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作风著称。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其军棍处罚也是出名的利害，一首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实际上张自忠并非传言中的无情无义，他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谙“恩威并用”、“治兵先治心”的治兵之道。张自忠并不是随便责罚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带兵是非常注重拿捏分寸的。
张自忠领军时的大将风范也是有口皆碑，他的参谋长张克侠曾评价他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
张自忠第一次跟日军交战是在1933年的长城喜峰口战役。在临战前，他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义愤填膺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他还特别要求全军将士要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
赵登禹率第109旅抵达喜峰口即与日军展开连续两天不分昼夜的交战，随着日军频繁增援，国军虽然勉强顶住了日军的攻势，但处境渐渐被动。张自忠眼见持续和日军硬拼，消耗兵力，几乎没有胜算，于是同部下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采用日伏夜袭的战术对付日军。大刀队果然有奇效，因为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看见国军挥舞大刀过来，他们都不会开枪，而是以自己的刺刀迎上去，训练有素的大刀队往往让日军的刺刀队损失惨重。在大刀队的阻击下，国军最终守住了长城，使日军不敢再踏进一步。
张自忠抗日英名自此传遍华夏，一时无二，而后来的一次出访事件，却引起了社会舆论哗然，使得张自忠这位抗日名将一度成为备受国人质疑的亲日汉奸。
七七事变以后，平津危急。张自忠在此微妙局势下，还与日方展开一系列交涉，此举备受正处于狂热抗战激情中的国人的争议。
面对着中日军队武器装备、训练质量等方面的悬殊，张自忠对日的基本应对措施是“迎战而不求战”，事后也证明张自忠当初与日谈判只是缓兵之计。张自忠参加的台儿庄战役和随枣会战就充分证明了他坚持抗战的态度和决心。
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在临沂、滕县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三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国军伤亡惨重，庞部急求援军。张自忠率援兵到来后，庞炳勋大吃一惊，原来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本有不共戴天之仇。张自忠起初不愿意来救，他回复李宗仁说：“我在任何战场都愿拼命，唯独不愿和不仁不义的庞拐子合作”。气话归气话，但他最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摒弃个人恩怨，率第59军以日行180里的速度日夜兼程赶去增援庞部。两个死对头携手抗战，确保了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李宗仁在其回忆录里记载：“若非张氏大义凛然，捐弃前嫌，及时赴援，则庞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必至全军覆没。其感激张氏自不待言，从此，庞张二人竟成莫逆，为抗战中一段佳话。”
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张自忠率军就连续对日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斗，消灭日军数千，战功卓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发命令，授予张自忠“宝鼎勋章”一枚。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又颁布命令，为张自忠加授上将军衔。
1939年底，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组织了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唯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张自忠喊出“后退者死”。他对将士们说：“今天退，明天退，退到西藏敌人也会跟踪而追。现在是军人报国的时机，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已死的弟兄。希望你们苦撑几天，以待援军，免得你我成为国家的罪人！现在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张自忠所部以顽强抵抗、坚守不退获得最终胜利，消灭日军达1万人。蒋介石表彰他：“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实为各战场之模范。”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配15万精锐部队，发起了以攻占枣阳、襄阳、宜昌等地为目的的枣宜会战。已经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将军，毅然率领第74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对抗侵略者。张自忠亲笔通告所属各部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杀敌甚多，张自忠继续指挥所部一路奋勇进攻，直至孤军深入日军后方，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5月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在战斗中，张自忠身中7弹。弥留之际，张自忠将军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旋即拔佩剑自戕，一代名将壮烈殉国。
张自忠战死后，日军列队集体向张将军遗体膜拜，用上好棺木盛殓。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时，日军下令空军停止空袭一日。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国葬。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时，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泪下。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过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不久，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