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家庭教育1
诶！可怜呵！可怜我中国几万万同胞懵懵懂懂无知无识的生在世界上，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当奴才当牛马，这种种的苦趣，种种的耻辱，究竟祸根在那里？病源在那里呵？照我看起来，总归是没有家庭教育的结果罢了。
什么叫作家庭教育呢？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在家中所受的教训。列位看官，你们不听见俗语中有一句话么：“山树条，从小弯。”（这是我们徽州的俗语）又说道：“三岁定八十。”可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儿子孙子将来或是荣宗耀祖，或是玷辱祖宗，也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看官要晓得这少年时代，便是一个人最要紧的关头。这家庭教育，便是过这关头的令箭，所以我今天便详详细细的说一番，列位且听我道来。
我们中国古时候，最注重这家庭教育，儿子还在母亲怀中没有生下来，便要行那胎教。做母亲的，席不正不坐；行步不敢不正；不听非礼之音；不说非礼之言，这便叫作胎教。儿子生下地来，便要拣一个好的褓姆，好好的教导他。做父母的，更不用说了。列位之中，大约有读过《礼记》的，你看那《礼记》上说的，六岁教他什么，七岁教他什么，八岁九岁教什么，到了十岁，才出来从师读书。十岁以内，便都是父母的教训，这便叫作家庭教育。看官须记清，我中国古时的人，都是受过家庭教育来的了。
看官要晓得，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为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常住在家中，所以这教儿子的事情，便是那做母亲的专责了。古时的人，把娶妻的事情看得极重，女子教育还不致十分抛却。又把儿子看得极重，以为做父母的身后一切责任，都靠儿子，所以这家庭教育十分发达。只可怜一天不如一天，一朝不如一朝，女子的教育，一日不如一日，家庭教育便一日衰似一日了。做母亲的，把儿子看做宝贝一般，一些也不敢得罪，吃要吃得好，穿要穿得好，做了极狡猾极凶恶的事情，做母亲的还要说这是我儿子的才干呢！这样的事情，把做儿女的纵容得无法无天，什么事都会干出来。有时候，父亲看了不过意，说他几句，骂他几声，做母亲的还要偏护着儿子，种种替他遮掩。诶！这便是中国国民愚到这样地位的原因。这个问题要再不改良，我们中国的人，要都变作蠢蠢的牛马了。
现在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为什么呢？因为列位看官中，听了兄弟的话，或者有人回去要办起家庭教育来了。但是列位府上的嫂子们，未必个个都会懂得，列位要说改良，他们仍旧照老规矩，极力纵容，极力遮掩，列位又怎样奈何他呢？所以兄弟的意思，很想多开些女学堂。列位要晓得，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列位要想得到好儿子，便要兴家庭教育，要兴家庭教育，便要大开女学堂。列位万不可不留意于此呵！
开女学堂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地方办不到。所以兄弟很巴望列位看官个个回去，劝劝你们的嫂子们，说儿子是一定要教训的，儿子不教训，弄坏了，将来你们老了，倚靠何人？总而言之，这家庭教育在如今，格外要紧，格外不能不办，兄弟是从来不说玩话的呵！
适之先生生于1891年，撰写此文时年仅十七岁，其见识之深远、心胸之宽广与文笔之流畅，由此可见一斑。适之先生在成名之前的文章，颇值得好好研究。与其成名之后的偏颇相比，早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比较中正平和的——看得到问题，更看得到希望，此文即是典范。
背景钩沉
陶行知、杜威和鲁迅
陶行知先生（1891～1946）与适之先生是同龄同乡好友，而且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同受教于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杜威（1859～1952）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威的教育着作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和出版，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杜威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知与行，主张“从做中学”。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变“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变“从做中学”为“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胡适与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先生是杜威最有名的三个中国弟子。陶行知在美国读书时，跟孙中山先生的大公子孙科住同一宿舍，但据说他最看不起两个同学：一是胡适，靠外国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一般也认为，杜威最有创造力的学生，不是咱们的适之先生，而是陶行知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先生的话，我们不应该只了解胡适之先生，还要了解那些适之先生同时代的师友甚至论敌，不如是，则无法真正了解适之先生——适之先生非常推崇王安石的一句话：“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知人与治学的道理是相通的——这个办法也是一个老办法，也就是孟夫子所说的“颂其文，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可为百世之则。
鲁迅先生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随感录（《随感录二十五》），文章结尾如是呼唤：“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孩子之父和“人”之父有何分别呢？鲁迅先生在文中说：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生与养，一个是本能，一个却不仅仅是本能就能解决的，不仅仅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该接受教育。“父范学堂”与“母范学堂”之开办，实乃当务之急！
一年之后，也就是1919年，鲁迅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课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如是说：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我的母亲2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地。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作“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作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我们的“穈先生”为名所累，只能放弃儿时的嬉戏，这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儿。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如是说：“胡适成名太早。二十几岁就已树立了一个学术宗派。弟子以次相授业，他这个宗派已传了好几代。因而到了晚年纵使他思想上稍有改变，在学术上要‘与昨日之我挑战’，他也不愿公之于世界了，牵涉太大，还是将错就错罢！”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
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意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下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慈母是最早的恩师，也是最好的恩师。“家和万事兴”，这是中国人历来的观点；而家庭教育特别是独树一帜的胎教，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更是从三千多年前的文王之母就开始了，孟母三迁、画荻教子等家教故事，千古流芳——印光大师（民国四大高僧中的虚云大师、太虚大师皆为印光大师好友，而弘一大师更是拜印光大师为师）曾经说过一番很透辟的话：“世少善人，由于家庭无善教；而家庭之善教，母教最要。以人之幼时，日在母侧，其熏陶性情者，母边最多，是以女人以相夫教子为天职。”
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大致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部分。家庭教育主要靠父母尤其是母亲，学校教育主要靠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社会教育主要靠礼制和风俗。三者之间并非全然分离，而是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根本精神就是，做人，做好人，至于成数学家、工程师还是思想家，这都要根据孩子们的性情来定——“先成人，再成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道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眼病。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