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不是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母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母亲以爱来诠释“生命的教育”，以自己的生命来诠释这种最好的教育。“不言之教”，胡适之先生是接受过这种教育的，没有这种“生命的教育”，是不可能有中国历史上的胡适之先生的。但可惜的是，胡先生并未能弘扬此“生命的教育”。
背景钩沉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幼儿园
“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幼儿园”的故事广为流传，其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也可以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与理念相呼应。
197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人们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非常崇敬，有个记者问其中一位：“在您的一生里，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是在哪所大学、哪所实验室里学到的呢？”这位白发苍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静地回答：“是在幼儿园。”记者感到非常惊奇，又问道：“为什么是在幼儿园呢？您认为您在幼儿园里学到了什么呢？”诺贝尔奖获得者微笑着回答：“在幼儿园里，我学会了很多很多。比如，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饭前要洗手；午饭后要休息；做了错事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大自然。我认为，我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这些。”所有在场的人对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
事实上，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终生所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习惯。着名的教育家叶圣陶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叶圣陶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天生的一样牢固。中国人最初的教育，不是在幼儿园完成的，而是在自己最亲爱的人也就是父母的影响下完成的，这也就是中国的家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传统，这个传统断掉了，我们的教育就丧失了根基，也迷失了方向，在数理化等知识方面左冲右突，无法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做人。
仁者必有勇
西汉大学问家刘向的《新序》中记载了一个“仁者必有勇”的故事：齐崔杼弑庄公也，有陈不占者，闻君难，将赴之，比去，餐则失匕，上车失轼。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义也；无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闻战斗之声，恐骇而死。人曰：“不占可谓仁者之勇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齐国崔杼杀齐庄公的时候，有个人叫陈不占的，听说国君有难，要奔赴救援。要去的时候，吃饭拿不住饭勺，上车抓不住车轼，紧张得要命。他的车夫说：“像这样胆小，去了有用吗？”陈不占说：“为国君牺牲，是道义准则；胆小怯懦，是我个人的事。不能因私害公。”于是就去了。
听到武器碰撞兵员呼叫的声音，就给吓死了。人们说：“陈不占的勇敢是仁者的勇敢啊。”陈不占的仁者之勇，因此而被千古传诵。士大夫可能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其精神是强大无比的，他有信仰，有原则，讲道义，守信用，宁可杀身以成仁，不愿以私而害公，这种人固然需要多学习一些射御方面的技艺以便养勇，但其仁人之精神，则是万古不能磨灭的。这是中国人的精神，这是中国人的风骨！老子也讲：“慈故能勇”，真正有爱心的人，勇气就会被调动起来。
《中庸》所谓“仁者，人也”，陆象山所谓“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知识的多少并不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根本性征，是否懂得仁爱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征。
钱穆先生在《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也指出：“当知做人无条件，只要有志做人，连教育条件也可不必要。不识字，不阻碍我做好人；多识字，也不能阻碍我做坏人。”
钱穆先生多次讲到一个叫作丁龙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按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文盲，但正是这个文盲，给中国文化增了莫大的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着名高等学府，该校有个固定的中国文化论坛，叫“丁龙讲座”。
丁龙，山东人，乃19世纪赴美的中国劳工，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一位退休将军独居纽约。将军性格暴躁，好打骂人，凡用仆人，不久皆辞。丁龙也先雇后辞。丁龙辞后不久，将军家遭火，时无仆人，丁龙不请自到。
将军问他何以复来，丁龙答曰：“听闻将军受困厄，特来相助。因为我们中国孔子教人忠恕之道，我想我应该来。”将军大惊，以为丁龙是落魄他乡的读书人：“我不知道您乃是读过书的，竟知古代圣人教训。”丁龙再答：“我家积代为农，皆不识字。孔圣人的话乃历代口耳相传，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将军说：“你虽不读书，你父亲却是一学者。”丁龙答：“我父亲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祖父讲给他听的。我祖父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曾祖父讲给他听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了。总之我家都是不读书的种田汉出身。”
此后，主仆相处甚洽，犹如朋友。一日，丁龙得病，自知不起，嘱咐将军：“我在美国只此一身，无一亲人，此前衣食之需得您照顾，十分满足度过一辈子。现我将不久于人世，所积薪水，愿还回主人。这些钱本来也是你的。”
将军大为感动，思忖“中国社会怎么会出这样的人”？丁龙死后，将军将丁龙留下的历年积薪，再加上自己的一笔巨款，捐赠哥伦比亚大学，特设“丁龙讲座”，专供研习中国文化之用，一则纪念丁龙，二则光大中国文化。将军认为：一个不识字的中国工人，竟有如此高尚的品德！那么孔夫子的道理，一定更高明，内容更丰富了。将军从此立下志，要在他毕业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内设立一中国讲座，请人讲述中国的孔孟学说。
丁龙的兴学之心感动了慈禧太后，她捐献了5000册图书给该系，李鸿章和当时的驻美官员伍廷芳也各有捐赠。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意见是以将军的名字命名汉学讲席，但将军坚持以丁龙的名字命名。该讲席是1901年设立的，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异数。接着美国的其他大学也相随创立中文系和中国图书馆，大多是以哥伦比亚的成就为蓝本。
胡适之先生等民国名流，救国心切，急于开启民智，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丧失了“仁”而专门求“智”，实在是丧失了固有文化之根本。这一点，正是我们今日重读胡适所必须要了解的，不然，受了误导，还不如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