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胡先生一度在美国做寓公，处境其实是很凄凉的，但是唐德刚先生忆起当年纽约“胡公馆”的盛况时说：“胡适在纽约做寓公期间，好多人都笑他是纽约的中国‘地保’。纽约又是世界旅游必经之地。途过纽约的中国名流、学者、官僚、政客……一定要到胡家登门拜访。过纽约未看到胡适，那就等于游西湖未看到‘三潭印月’、‘雷峰夕照’一样，西湖算是白游了。胡适之也就是纽约市的‘三潭印月’、‘雷峰夕照’……是纽约的八景之一。路过纽约的中国名流，如果未见到胡适，那回家去，真要妻不下织，嫂不为饮，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了！”“所以他底纽约寓所，简直是个熊猫馆，终日‘观光之客’不绝。”唐先生一支生花妙笔，将纽约“胡公馆”的盛况写得入木三分，令人神往不已，而胡先生的人格魅力则不限于一时一地，真正的是“近者悦，远者来”了。
胡适谈容忍与自由
胡先生晚年写了一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文章，文中如是说：在政治思想上，在社会问题的讨论上，我们同样的感觉到不容忍是常见的，而容忍总是很稀有的。我试举一个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开始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我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我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各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独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我当时看了就觉得这是很武断的态度。现在在四十多年之后，我还忘不了独秀这一句话，我还觉得这种“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是很不容忍的态度，是最容易引起别人的恶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对的。
胡先生总结性地说道：
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可以说，胡先生一生提倡“自由主义”，其落脚之精髓却是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而这恕道，最先受教于他的母亲；他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其实也多得力于咱们的孟夫子——胡先生经常对其弟子罗尔纲先生讲：“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看应该再加一句，时髦不能跟！做学问最忌跟风，最忌人云亦云。”这也是唐德刚先生说胡先生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一个重要佐证。
我的儿子3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七年五月4
时人对适之先生此诗有评论，《汪长禄先生致胡适的信》中有几段这样的话：
平心而论，旧时代的见解，好端端生在社会一个人，前途何等遥远，责任何等重大，为父母的单希望他做他俩的儿子，固然不对。但是照先生的主张，竟把一般做儿子的抬举起来，看做一个“白吃不回账”的主顾，那又未免太“矫枉过正”罢。
大作结尾说道：“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话我倒并不十分反对。但是我以为应该加上一个字，可以这么说：“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单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个字呢？因为儿子孝顺父母，也是做人的一种信条，和那“悌弟”、“信友”、“爱群”等是同样重要的。打个比方，有人昨天看见《每周评论》上先生的大作，也便可以说道：“胡先生教我做一个堂堂的人，万不可凭父母的孝顺儿子。”久而久之，社会上布满了这种议论，那么任凭父母老病冻饿以至于死，都有可以不去管他了。我也知道先生的本意无非看见旧式家庭过于“束缚驰骤”，急急地要替他调换空气，不知不觉言之太过，那也难怪。
我很盼望先生有空闲的时候，再把那“我的父母”四个字做个题目，细细的想一番。把做儿子的对于父母应该怎样报答的话（我以为一方面做父母的儿子，同时在他方面仍不妨做社会上一个人），也得咏叹几句，“恰如分际”，“彼此兼顾”，那才免得发生许多流弊。
背景钩沉
一个失败的父亲
胡适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多次承认，自己对儿子的教育是失败的。他还在美国的时候，就让这个小儿子胡思杜在美国留学，儿子“思杜”的名字就是思念他的老师杜威。结果思杜每学期考试都不及格，胡先生回北大当校长，只好把小儿子弄回北京读书，以后就留在大陆，成了“反叛”人物。
很有意思的是，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离开大陆时，其子梅祖彦尚在美国读书，1954年回到大陆，胡先生听了这个消息非常吃惊。梅祖彦先生一直在其父亲留下的北京清华大学从教，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2003年逝世，享年79岁。
梁启超先生九个儿女，除一个儿子于1932年病逝外，其他几个都于1949年后都留在或者返回大陆，其中三个成了院士。对比之下，他们比胡先生幸福多了。
做人与读书——致胡祖望5
祖望：
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你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
自己能照应自己，服事自己，这是独立的生活。饮食要自己照管，冷暖要自己知道。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功课做的好，是你自己的光荣；你做错了事，学堂记你的过，惩罚你，是你自己的羞耻。做的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这是你自己独立做人的第一天，你要凡事小心。
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能不想想怎么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来。人同人相处，这是合群的生活。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害别人的事。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人。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如帮人作弊，帮人犯规则，都是帮人作坏事，千万不可做。
胡祖望，适之先生长子，1919年出生，距胡适母丧仅四个月，取名“祖望”有光宗耀祖的意思，2005年3月12日在美国逝世。胡祖望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机械工程。毕业后服务于美国斯都德贝克汽车厂，后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工程师、台湾地区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等职。胡适、胡祖望、胡复祖孙三代均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使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么想，便是好孩子。
你不是笨人，功课应该做得好。但你要知道世上比你聪明的人多得狠。你若不用功，成绩一定落后。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但志气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功夫上，千万不可放在嘴上，千万不可摆在脸上。无论你志气怎样高，对人切不可骄傲。无论你成绩怎么好，待人总要谦虚和气。你越谦虚和气，人家越敬你爱你。你越骄傲，人家越恨你，越瞧不起你。
“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但志气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功夫上，千万不可放在嘴上，千万不可摆在脸上。无论你志气怎样高，对人切不可骄傲。无论你成绩怎么好，待人总要谦虚和气。你越谦虚和气，人家越敬你爱你。你越骄傲，人家越恨你，越瞧不起你。”这段话可谓适之先生的夫子自道。“志气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功夫上，千万不可放在嘴上，千万不可摆在脸上”，这是适之先生之所以为适之先生的地方，“有志气”且实干！
儿子，你不在家中，我们时时想念你，你自己要保重身体。你是徽州人，要记得“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你要记得下面的几件事：
（1）不要买摊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
（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3）不要贪凉。身体受了寒冷，如同水冰了不流，如同汽车上汽油冻住了汽车便开不动。许多病是这样来的。
（4）有病赶快寻医生。头痛是发热的表示，赶快试验温度表（寒暑表），看看有无热度。
（5）两脚走路觉得吃力时，赶快请医生验看，怕是脚气病。脚气病是学堂里常有的，最可怕，最危险。
（6）学校饮食里的滋养料不够，故每日早起须吃麦精一匙。可试用麦精代替糖浆，涂在面包上吃吃看。
这几条都是很要紧的，千万不要忘记。
你寄信给我们，也须编号数，用一本簿子记上，如下式：
家信 苏州第一号0月00日寄苏州第二号0月00日寄你收的家信，也记在簿上：
爸爸苏州第一号八月廿七日收爸爸苏州第二号0月00日收妈妈苏州第三号0月00日收儿子，不要忘记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你。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爸爸 十八年八月廿六夜
附录：我的母亲6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勤俭诚实，身体也好”，也就是身心都康健。大自然的清净、悠远与宏阔，本身就能给人最好的教育，花开花谢甚至风吹雨打，都是极好的教育，而且是“不言之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生命教育。现代人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仅如此，还要长时间面对电脑的辐射和城市的喧嚣，在人造的世界里辛苦恣睢，不断竞争，永远外求，心境不得一日之安宁，这是工业革命与信息化社会带来的“现代病”，现代人不可不早日觉知，并想办法予以解决。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的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嫩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实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铜活久以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事死如事生”，这是一种情义，轻浮的现代生活，已经让人很难体会到这种深情厚谊了。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