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希特勒先生一个人是无法以个人的思想来决定千千万万人的生死问题。你们在这里所有的人需要考虑你们即将来临的本地与全国选举中有所选择，所有的人需要对和战问题表达意见，并下决定。是的，你们也会考虑到一个情况，你们在这个情况中的思考是正确、是错误，就会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福利，也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决定未来一千年世界与其文化的命运！
所以为少数特权阶级的我们大学男女，严肃的和胜任的把自己准备好，以便像在今日的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每日从事思考和判断，把我们自己训练好，以便作有责任心的思考，乃是我们神圣的任务。
有责任心的思考至少含着三个主要的要求：第一，把我们的事实加以证明，把证据加以考查；第二，如有差错，谦虚的承认错误，慎防偏见和武断；第三，愿意尽量彻底获致一切会随着我们观点和理论而来的可能后果，并且道德上对这些后果负责任。
怠惰的思考，容许个人和党团的因素不知不觉的影响我们的思考，接受陈腐和不加分析的思想为思考之前提，或者未能努力以获致可能后果，来试验一个人的思想是否正确等等就是智识上不负责任的表现。
你们是否充分准备来做这件在你们一生中最神圣的行动——有责任心的思考？
当代塾师贺益德先生在其《家学兴，国运旺》一文中如是说，发人深省：
今天的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它气运最旺的时期，是二十世纪初蔡元培担任校长的时期，一时名师巨匠之多，如群星丽天，像王国维、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熊十力、梁漱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鲁迅……但这一批人物，原来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是蔡元培把他们聘请到北京大学这一舞台上，他们才借此机会大展其才华；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是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这一批人物扎实的学问基础全是奠基于前清时代的家塾或私塾教育，所以北京大学只是捡拾了家塾教育仅存的一摊硕果而已。
思想的方法12
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智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有时候，思想不但普通人没有，就是学者也没有，普通人每天做事，吃饭，洗脸，漱口……都是照着习惯做去，没有思想的必要，所以不能称为有思想；就关着窗子，闭着门户，一阵子的胡思乱想，也绝对不是思想的本义。原来思想是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
我们遇着日常习惯的事，总是马马虎虎的过去；及至有一个异乎平常的困难发生，才用思想去考虑和解决。譬如学生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必须经过三叉路和电车站，再走过二行绿荫荫的柳树，和四层楼的红房子，然后才至课堂。这在每天来往的学生，是极平常而不注意的事；但要是一个新考进来的学生，当他到了三叉路口的辰光，一定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在这三条路中，究竟打那一条路走能到目的地？那个时候，要解决这个困难，思想便发生了。
要管理我们的思想，照心理学上讲，须要用五种步骤：
1、困难的发生 人必须有歧路的环境或疑难问题的时候，才有思想发生。倘无困难，决不会发生思想。
2、指定困难的所在 有的困难是很容易解决的，那就没有讨论和指定困难的所在的必要。要是象医生的看病，那就是有关人命了。我们遇着一个人生病的时光，往往自己说不出病之所在；及请了医生来，他诊了脉搏，验了小便，就完了事；后来吃了几瓶药水，就能够恢复原状。他所以能够解决困难，和我们所以不能解决困难的不同点，就在能否指定和认清困难之所在罢了。
3、假设解决困难的方法 这就是所谓出主意了，像三叉路口的困难者，他有了主意，必定向电车站场杨柳树那边跑。这种假说的由来，多带赖平日的知识与经验。语云：“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们求学亦复如此。这一步实是最重要的一步。要是在没有思想的人，他在脑袋中，东也找不到，西也找不到，虽是他在平常，能够把书本子倒背出来；可是没有观察的经验，和考虑的能力，一辈子的胡思乱想，终是不能解决困难的啊。
但是也有人，因为学识太足了，经验太富了，到困难来临的时候，脑海中同时生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把对的主意，给个人的感情和嗜好压了下去，把不对的主意，反而实行了。及后铸成大错，追悔莫及。所以，思想多了，一定还要用精密谨慎的方法，去选定一个最好的主意。
4、判断和选定假设之结果 假若我脑海中有了三种主意：第一主意的结果是A.B.C.D，第二主意是E.F.G，第三主意的结果是H.I，那个时候，就要考虑他三个结果的价值和利害；然后把其中最容易而准确的结果设法证明。
还有我们做事，往往用主观的态度，而不用客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某人说话，不负责任”的解释了。
此次五卅惨案，也有许多激烈的青年，主张和英国宣战，他们没有想到战争时，和战争后，政治上，商业上，交通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一切设备和结果。他们只知唱高调，不负责任的胡闹，只被成见和一时感情的冲动所驱使，没有想到某种条件有某种结果，和某种结果有没有解决某种条件的可能。
5、证实结果既已择定一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再要实施实验，看他实效的如何以定是非与价值。遇有事实不易在自然界发生的，则用人造成某种条件以试验之。例如欲知水是否为轻养二原素所构成，此事在自然界不易发生，于是以人力合二原质于一处，加以热力，考察是否能成水。更以水分析之，看能否成轻养二原素，即从效果上来证实水的成份。
从前我的父亲有一次到满洲去勘界。一天到了一个大森林，走了多天，竟迷了路；那个时候干粮也吃完了，马也疲乏了，在无可无如何的时光，他爬上山顶，登高一望，只见翠绿的树叶，弥漫连续，他用来福枪放起来，再把枯树焦叶烧起来，可是等了半天，连救援人的踪影也找不到。他便着急起来了。隔了回儿，他想从前古书里有一句话，叫作“水必出山”。他便选定了这个办法，找到了河，遵了河道，走了一日夜，竟达到了目的地。
又有一例。禅宗中有一位烧饭的，去问他的大师道：“佛法是什么？”那大法算了半天，才回答道：“上海的棉花，二个铜子一斤”。烧饭的说道：“我问你的是佛法，你答我的是棉花，这真是牛头不对马面了。”隔了三年，他到了杭州的灵隐寺去做烧饭，他又乘便问那主持的和尚道：“佛法是什么？”那主持和尚道：“杭州的棉花，也是二个铜子一斤。”他更莫名其妙；于是便跑到普陀山，峨眉山……途中饱尝了饥渴盗匪之苦，问了许多和尚法师，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有一天，他到一个破庙房，碰到一个老年的女丐，口中咿唔的在自语着，他在不知不解间，听得一句不相干的话，忽然间竟觉悟了世界上怎样的困难，他也就明白了“佛法是什么”。他在几十年中所怀的闷葫芦，一旦明白了，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孟子所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只要把自己的思想运用，把自己的脑筋锻炼，那么，什么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宋朝有一个和尚，名叫法贤，人家称他做五祖大师，他最喜欢讲笑话。他讲：从前有一个贼少爷，问贼老爷道：“我的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天天玩耍了，爹爹也可以教我一点立身之道吗？”那贼老爷并不回答他，到了晚上，导他到一座高大的屋宇，进了门，便把自己身边的钥匙，开了一个很大的衣橱，让他的儿子进去，待到贼少爷跨进衣橱，贼老爷把橱门拍的关上，并且锁着；自己连喊“捉贼，捉贼”的逃走了。那时候，贼少爷在衣橱里是急极了，他想，“我的爹爹叫我来偷东西，那么他为什么把我锁在里边，岂不是叫他们活剥剥的把我捉住，送我到牢狱里去，尝铁窗风味吗？”可是他既而一想，“怎么样我可以出去？”便用嘴作老鼠咬衣服的声音，孜孜的一阵乱叫，居然有人给他开门了，他便乘着这个机会，把开门的人打倒，把蜡烛吹灭，等到仆人们来追赶他，他早已一溜烟的跑回家了。他看见父亲之后，第一声就问道：“你为什么把我关在橱里呢？”那贼老爷道：“我先问你，你是怎样出来的？”他便把实情一五一十的讲给贼老爷听，他听了之后，眉开眼笑的说道：“你也干得了！”要是这位贼少爷，在困难发生的时候，不用思想，他早已大声喊道“爹爹啊！不要关门啊”了。
我们读书不当死读，要讲合用；在书本之外，尤其要锻炼脑力，运用思想，和我的父亲，禅宗的烧饭者和贼少爷一般无二。他们是能用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思想，去解决他们的困难的。
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日本新闻记者问我：“现在中国青年的思想是什么？”我便很爽快的答道：“中国的青年，是没有思想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武断，并且很对不起我国的青年，可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我在北京大学教论理学的时光，我出了三个问题：
（一）照你自己经验上讲，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二）在福尔摩斯探案中，用科学方法分析出来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三）在科学发明史上，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到了后来，第二第三都能回答得很对，第一问题简直回答的不满十分之二，而他们所回答的，完全是答非所问，这便因为他们平时不注意于运用思想的缘故。
法贤和尚说的那个笑话很有意义，正如唐朝着名诗人寒山所言：“说食终不饱，说衣不免寒。饱吃须是饭，着衣方免寒。不解审思量，只道求佛难。回心即是佛，莫向外头看”，学佛是自己的事儿，“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不管别人做得多么好，那总归是人家的东西，不是自己的。要真正学到手，只能自己用功，靠自己去领悟。这和孔子所强调的“为己之学”是相通的。
学生与社会13
今天我同诸君所谈的题目是“学生与社会”。这个题目可以分两层讲：一、个人与社会；二、学生与社会。现在先说第一层。
个人与社会
（一）个人与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个人就是社会的出产品。我们虽然常说“人有个性”，并且提倡发展个性，其实个性于人，不过是千分之一，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是社会的。我们的说话，是照社会的习惯发音；我们的衣服，是按社会的风尚为式样；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无一不受社会的影响。
六年前我作过一首《朋友篇》，在这篇诗里我说：“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如今想来，这百分之五十的比例算法是错了。此身至少有千分之九十九是属于广义的朋友的。我们现在虽在此地，而几千里外的人，不少的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不能不穿衣，不能不点灯，这衣服与灯，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才造成功的。这许多为我们制衣造灯的人，都是我们不认识的朋友，这衣与灯就是这许多人不认识的朋友给与我们的。
再进一步说，我们的思想，习惯，信仰等等都是社会的出产品，社会上都说“吃饭”。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这些思想、信仰、习惯……这些既都是社会的，那么除掉社会，还能有我吗？
这第一点的要义：我之所以为我，在物质方面，是无数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的；在精神方面，是社会的，所谓“个人”差不多完全是社会的出产品。
（二）个人——我——虽仅是千分之一，但是这千分之一的“我”是很可宝贵的。普通一班的人，差不多千分之千都是社会的，思想、举动、语言、服食都是跟着社会跑。有一二特出者，有千分之一的我——个性，于跟着社会跑的时候，要另外创作，说人家未说的话，做人家不做的事。社会一班人就给他一个浑号，叫他“怪物”。
怪物原有两种：一种是发疯，一种是个性的表现。这种个性表现的怪物，是社会进化的种子，因为人类若是一代一代的互相仿造，不有变更，那就没有进化可言了。惟其有些怪物出世，特立独行，做人不做的事，说人未说的话，虽有人骂他打他，甚而逼他至死，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怪行。久而久之，渐渐地就有人模仿他了，由少数的怪，变为多数，更变而为大多数，社会的风尚从此改变，把先前所怪的反视为常了。
宗教中的人物，大都是些怪物，耶稣就是一个大怪物。当时的人都以为有人打我一掌，我就应该还他一掌。耶稣偏要说：“有人打我左脸一掌，我应该把右边的脸转送给他。”他的言语、行为，处处与当时的习尚相反，所以当时的人就以为他是一个怪物，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虽死不改其言行，所以他死后就有人尊敬他，爱慕、模仿他的言行，成为一个大宗教。
怪事往往可以轰动一时，凡轰动一时的事，起先无不是可怪异的。比如缠足，当时一定是很可怪异的，而后来风行了几百年。近来把缠小的足放为天足，起先社会上同样以为可怪，而现在也渐风行了。可见不是可怪，就不能轰动一时。社会的进化，纯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牺牲名誉、性命，而做可怪的事，说可怪的话以演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