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人物的资格在今日已不比古代的容易了。在古代还可以有刘邦、刘裕一流的枭雄出来平定天下，还可以像赵普那样的人妄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我们到今日才感觉整顿教育的需要，真有点像“临渴掘井”了。然而治七年之病，终须努力求三年之艾。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千万年的。我们在今日如果真感觉到全国无领袖的苦痛，如果真感觉到“盲人骑瞎马”的危机，我们应当深刻的认清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如果这条路上的荆棘不扫除，虎狼不驱逐，奠基不稳固；如果我们还想让这条路去长久埋没在淤泥水潦之中，——那么，我们这个国家也只好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浑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了。
“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是大实话，但我们究竟该如何做？儒家重立志，佛门重发心，这是从心地上用工夫，这是从本源上发力。知识的储备当服从于仁心之养成，这是中国以仁统智、仁智合一的传统。
背景钩沉
梁漱溟说志
梁漱溟先生在《朝话：人生的省悟》一书中有一篇叫作《言志》，颇好，兹摘录如下：
今日早晨想到《论语》上“盍各言尔志”一句话，现在就言我之志。“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身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在这混乱的中国社会，无论在思想上，在事业上，都正是彷徨无主的时候。这时候做人最难有把握，有脚跟。常见有许多人，在开头的时候都很有信望，但到后来每每失去了社会的信任，促使社会益发入于混乱。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必须有一面在言论上为大家指出一个方向，更且在心地上、行为上大家都有所信赖于他。然后散漫纷乱的社会才仿佛有所依归，有所宗信。一个复兴民族的力量，要在这个条件下才能形成。我之所以自勉者唯此，因我深切感到社会多年来所需要者唯此。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45
心史先生：
前说四事，都是匆匆写的，不成意思，居然劳先生殷殷赐答，不安之至。
顷重读《学记》，终觉其为一种教育理论之书，而不是记叙一种现行制度之书。其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乃是实写其所见闻之学校。其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下，则是提出一种理想的制度。孟子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纵的时代差别；《学记》则以此诸名施于横的地域差别。此无他，同是信口开河的托古，正不妨相矛盾也。
“通一经至纤屑无有滞碍”，此种境界，谈何容易？纵观两汉博士，其通一经，只是通其所谓通，以后人眼光观之，如京房、翼奉之流皆“不通”之尤者也。
禁私学一点，尊旨甚是。
尊经一点，我终深以为疑。儒家经典之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之外，皆系古史料而已，有何精义可作做人模范？我们在近日尽可挑出《论》、《孟》诸书，或整理成新式读本，或译成今日语言，使今人与后人知道儒家典型的来源，这是我很赞成的。其他《诗》则以文学眼光读之；《左传》与《书》与《仪礼》，则以历史材料读之，皆宜与其他文学历史同等齐观，方可容易了解。我对于“经”的态度，大致如此，请教正。
先生问：“中国之士大夫，若谓不出于六经，试问古来更有何物为制造之具？”此大问题，不容易有简单的解答。鄙意以为制造士大夫之具，往往因时代而不同，而六经则非其主要之具。往年读汪辉祖《病榻梦痕录》（此为中国自传文学中最佳一部），见他律己之法，每日早起焚香读《太上感应篇》一遍，其事最简陋，而其功效也可以使他佐幕则成好刑名，做官则是好官。由此推而上之，王荆公最得力于禅学，其行事亦可为士大夫模范；荆公答曾子固书说他自己博览广询，他深信“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更推而上，如张释之、汲黯，其风度人格岂不比董生、公孙丞相更可敬爱？经学大师未必一定超过治黄、老学的人。更推上去，则孔子固可敬爱，墨子独不可敬爱耶？
我略举此数人，以明此问题不能有简单的答案。
所以我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独立》12号，页4）如梁任公所举“中国之武士道”，此一个时代的范型的人物也。如萧望之、匡衡、孔光、张禹，此又一个时代的范型的人物也。如阮籍、嵇康，此又一个时代的范型的人物也。过此以往，代有其人。理学以前，有范文正、王荆公诸人；理学时代，有朱子、方正学、王文成以至东林诸公。
若分析此等人物所受教育，有得力于一时代的特殊阶级之特别风尚者，有得力于学问者，有得力于宗教者，有得力于家庭教育者，有得力于经或理学者，有得力于文学者，有得力于史传者，——其途径不一，而皆不能以经学一事包括之。
不能人人有一部《病榻梦痕录》式之自传，故我们不能作详细精密的分析。约略估计之，我们可以说：经学的影响不如史传，史传的影响又不如宗教，书本的教育又不如早年家庭的训育。而宗教所含成分，佛道远大于儒门；名为“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实则《功过格》与《太上感应篇》的势力远超过《近思录》与《性理大全》或《传习录》也！至于家庭教育，则宗教与俗文学的势力尤远过于六经四子书。
吾国训育的工具有几个最大的弱点，遂成为致命之伤。
第一，“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一般的平常老百姓；试问《尚书》、《周礼》一类的书，即使人人熟读，岂能在人生观上发生什么影响？六经皆如此。即《论语》、《孟子》之中，又能有几十章可使一般人受用呢？
第二，两个大宗教——佛与道——都不高明，都太偏于消极的制裁，都不曾产生伟大的范型人物足以供千百世人的歌泣模仿。
第三，士大夫太偏重制举的文艺与虚伪的文学，全不曾注意到那影响千万人的通俗文学，所以通俗文学全在鄙人俗士的手里出来，可以诲淫诲盗，可以歆动富贵利禄才子佳人的迷梦，而不足以造成一种健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习惯。
第四，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
第五，女子的教育太忽略了，没有好母教，则虽有士大夫门第而难于长久保存其门风。
第六，人民太穷苦了，救死犹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凡教育皆有两方面：一为提高，一为普及。上述六种缺陷，使这两方面皆无进展，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清朝之倒，岂辛亥一役为之？辛亥之役乃摧枯拉朽之业。我们打孔家店，乃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