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君之意，或者以这位学生早已读过《尚书》、《史记》、《汉书》为前提，以为这样普通书，你当然读过，何必我说？那么，《四书》更普通，何以又列入呢？总而言之，《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荒的怪论！（思想史之部，连《易经》也没有。什么缘故，我也要求胡君答复。）
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用的。
胡先生九十年前给年轻人开了一大篇书目，还只是说为“入门”，放眼今日之中国，能够国学入门者有几人？全中国入门的都没有几个人，遑论出什么国学大师！
鄙人虽然忝列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之一，也自诩为算是爱读书的人了，但所读之书相较民国那一辈学人，入门的入门都谈不上，实在是少得可怜，根基实在是浅薄得可怜！这固然有个人不够用功之原因，不必远责他人漫寻它因，但胡先生不要忘了，正是因为蔡孑民生废除了读经、正是因为胡先生提倡白话35却拼死谩骂我们的“祖宗罪孽深重”、拼死诋毁文言为死的文字，民国时候开始，读经的风气才逐渐萎缩——仅仅读经、读死书、死读书当然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不能因噎而废食才对啊——时至今日，读经之风已然荡然无存（近年来有复兴的趋势，但远未成气候，而要培养出胡适之先生这样的博学之士，更不是现在所能梦想的）！蔡先生作为北大之父，胡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岂能没有责任？！
还是那句话，我们无意于对适之先生、对孑民先生求全责备，只是指出这个很简单的历史事实，引起世人思考与借鉴而已——不能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别说孔夫子鄙之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适之先生肯定也是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最提倡怀疑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与其“滋阴”，不如“补阳”，与其愤愤不已地怨望，不如奋起而行、以行动予以拨正。
适之先生给了我们很多解决“问题”（适之先生主张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固然有其偏处，然自有其至处，此即鲁迅先生所谓的“偏至论”）的灵丹妙药，其中一味就是，“从你能做的做起”，“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
适之先生之实干与力行，看看他的四十四册《全集》就知道了！
看看他的那么多的日记就知道了！
看看他做的那么多的讲演就知道了！
看看他的每日的日程安排表格就知道了！
看看他获得的那么多的博士头衔就知道了！
看看他广交有识之士、办的那么多报纸杂志就知道了！
看看他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做的那么多事就知道了！
另外，梁任公先生针对胡先生所开的书目很快做出了回应，并交上了自己的答卷，而且也点评了胡先生的书目，其观点一目了然，此处不再赘言。
（附录三）钱穆评梁任公书目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乃接着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而写成，事在民国十二年四月，距今只有十二年，实在还是一宗崭新的文件。那时梁氏年踰五十，亦可说比较是他晚年成熟的见解，较之他二十余岁时所写的《分月课程》等等，确有许多不同。而且我觉得，他这一个《书目及其读法》，较之百年来陈沣、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诸人的意见，全要高明得多。在这十几年来，亦还没有比他更高明的指导读书的新方案出现。我很愿郑重地介绍他这一旧公案于最近有意提倡读书运动的人作参考。
我觉得他把修养、应用及思想史一类书放第一，而以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一类书放第二，实在还是以前万木草堂、长兴学舍旧规模。但他并不以孔子为教主，《公羊春秋》为教典。全部《书目》中，再没有何休《公羊传注》以及刘逢禄《公羊释例》乃至《毂梁传》、《王制》、《五经异义》、《白虎通》、《左氏春秋考证》、《新学伪经考》等等，今文学家张皇附会的书籍。当他二十二岁在桂林为康先生开《分月课程》时，这些书全是学者的最先必读书，至此却绝口不提。这是梁氏摆脱康氏束缚，自出手眼的一个绝大进步。
《长兴学记》分学术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种；梁《目》前三类相当于义理、经世、词章，而偏偏缺去考据；这亦是梁氏见解卓绝处。因各项学问都该要有考据，而考据不应自成为一种学问。
在梁氏《书目》里，又把书分着“精熟”“涉览”两类。他说：“一要心细，二要眼快。”这是陈氏、曾氏常说的话，陈氏说：“学者不肯从头读一部书，其病可以使天下乱。”曾氏则力主一书未完，不及他书。梁氏此《目》，已相当地采纳了陈、曾两家劝人精熟读书的意见，没有往时《分月课程》内一种意思破促的毛病了。
陈氏劝人读注疏，不脱经学家圈套。张氏《劝学篇》按着《易》、《书》、《诗》、《春秋》逐一的举一部代表书，既不成经学，又不是儒学或宋学，更觉无聊。康氏以《公羊》今文学家的偏见教人读书，尤为专辄褊狭。只有曾氏《圣哲画像记》，范围通广，较有意思。今梁氏采及诸子、诸史，意境较曾氏又恢扩。曾氏着眼，似乎只重在为个人修养立一准绳；而梁氏则注意及于治学之大体，而于个人立身修养方面，又能处处顾到。其第三类韵文一目，劝人读专集，为陶写情趣之资，亦兼有曾氏长处，而并不像曾氏之刻意在做一文章家。
又梁《目》多举后世校勘注释精本，此亦兼有张氏《书目答问》之胜场。当知须先择书，然后再讲校注；若凡书只论精校精注，则只是目录收藏家见识。
又梁《目》虽开列书籍一百六十余种之多，较之《书目答问》已相差得够远了。而梁氏在读法上先后详略，尽有伸缩，末后附上一个《最低限度必读书目》，也正如曾氏《家书》、《家训》般令人有约可守。
上举诸条，可见梁氏《书目》实已掩有近百年来陈、曾、张、康诸家之长处而无其短疵。又梁氏《书目》中说：“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中最主要部分。”此亦以前诸家所不及。以前只知重经学、文学，到梁氏始转移眼光看重到史学。他的《輶轩今语》，亦以论史学的几条为最精彩，史学本来是梁氏天资所近的拿手学问。而梁《目》更重要的精神，则在脱去教人做一专家，不论是经学家（如陈、如康）、文学家（如曾）、收藏家或博雅的读书人（如张），以及正统的理学家（如曾），梁氏都不在这些方面来指点人。梁氏只为一般中国人介绍一批标准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中国书，使从此认识了解中国文化的大义和理想，而可能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有其效益与影响。这一点意义，因为时代较后数十年之故，而使梁氏《书目》，其用意及价值，遂远超于陈、曾、张、康诸家之上。
但不幸这十几年来，梁氏那一篇《书目及其读法》，也并不为时人所注意。我们不妨将最近的读书风气和梁氏意见稍作比较：
第一，似乎近来的风气，只注意在各自做各自的专门家，或教人去做专门家，而没有注意到为一般人着想。如梁氏所谓“凡属中国人都要读的”这一层，有些人根本没有想到，有些人则不认有此需要。鄙见则极同情于梁氏，认为一个专门学者，亦应该站在普通读书人的基础上，不要忘却了几许普通必读的书，而迳自去做他专门的学问。因这样的专门家，并不够理想，而且对其将来专门的造就，亦会有很多的妨碍。
第二，似乎近来的风气，仍犯着陈沣所谓“不肯读一部书，其祸足使天下乱”的旧毛病。这因没有了“凡属中国人都要读的”这一个观念，自然对于任何书本，皆不耐去做熟读成诵的功夫。梁氏对此，有一番很恳切的话说：
我在前项书目表中有好几处写“希望熟读成诵”字样，我想诸君或者以为甚难，也许反对说我顽旧，但我有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奖劝人勉强记忆，我所希望熟读成诵的有两种类：一种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种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要平日摩得熟，临时才得着用，我所以有些书希望熟读成诵者在此，但亦不过一种格外希望而已，并不谓非如此不可。
可见在梁氏当时，读书界已不耐有熟读成诵的事了，故梁氏婉委其辞，既云“也许反对说我顽旧”，又说“不过一种格外希望，并不谓非如此不可”。然而梁氏的意见，实在有仔细咀嚼、诚恳接纳的价值。
第三，似乎近来的风气，全看自己的地位远在前人之上，读书只为是供给我着书的材料，着书便是我自己学问的表现。因此无论读文学、读哲学，其意亦只在供我之考订批评。梁氏所谓：“涵养情趣，要在下意识里得着根柢”，以及“彻底了解他，仗他常常给我们的光明”，这一些话，似乎近年来的读书人全不肯认。所以治文学，则往往不肯熟读细读前人必读的名集，而专意搜求人家读不到的读，僻书碎札，可为我作文学史的发见与创解。治哲学思想，则比如堂上人判堂下的曲直，高下在手，出入由心。以如此的风气，来看梁氏《书目》，开首便是《论语》、《孟子》，要人熟读成诵，摘记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宜乎要笑绝冠缨，发生不出影响来。
依照上述风气，读书只会愈读愈生僻，绝不会耐心去读人人必读之书。只会愈读愈疏略，决不会读到熟读成诵。读书的成绩，只是一批批的论文和着作，专家和发现，却不会从读书中造成对政治、社会、民族、文化有力量有效益的学者。
梁氏《书目》中更有一点值得介绍的，则是他处处站在重视中国文化的立场而为中国读书人说话。他说：“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这一点，实在可说是梁氏《书目》中一条中心重要的骨干。否则若中国文化根本要不得，则考订批评以及种种科学方法的整理，岂不全属多事，仍不如把线装书扔毛厕里之为直截干脆。
其间亦不免有小小可商处。如文学排去散文专集而专取韵文。（《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内却有。）唐宋韩、欧诸家，自有文学上绝大绝高之价值，纵不必劝人学古文，然学古文，至少亦自有陶写情趣之用。《论语》劝人读戴望注。戴注多牵强附会，此梁氏仍未脱以前公羊家观点也。又如《易经》劝人读焦氏三书。焦书虽属一家之言，却不必在此《书目》中劝人读，此仍是未脱乾、嘉以来之门面语。如此之类，然不足为此目录之全体病。我们莫以为十年前的东西早已过时了。我所以还愿郑重介绍梁氏此项《书目及其读法》于现在有志提倡读书运动的先生们及有志读书的青年们之前。
附录三：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钱穆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
1962年12月2日，钱宾四先生给一所名为慕德中学的师生作了一场《读书与做人》的讲座，当时听讲的“有年青的同学，有中年人，更有老年人”，钱先生在讲演中便开出了以上七本书，并说：“我常劝国人能常读上述七部书”，“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今天在座年幼的同学们，只盼你们记住这几部书名，亦可准备将来长大了读。如果大家都能每天抽出些时间来，有恒地去读这七部书，准可叫我们脱胎换骨，走上新人生的大道去”。
可以说，七部典籍虽篇幅不大，包容性却极强，儒释道兼容，先秦与唐宋明之主流思想赅尽，善学善思者，必知读经必须参考传疏，故而读孔孟自然知道读朱子之《四书集注》，读老子自然知道读王弼，读庄子自然知道读郭象，这样魏晋玄学亦囊括于其中，而四书本之五经，朱子本于孔子，孔子本于尧舜禹文武周公，则可由四书上溯至三代，亦可由四书下探至明清——孔夫子有云：“吾道一以贯之。”中国书说来多得不得了，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佛教有庞大的佛藏、道教也有庞大的道藏，但是，倘能把握其根本精神，则所有经典不过明我心之理、复我心之性而已；学苟知本，当大其心，博其学，尊贤而容众36，嘉善而矜不能，天地之间，何物当外于吾心？何理可外于吾心？西方学术自然也不例外，亦有充足之养分供吾人吸收与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