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在这些地方宜乎要比较宽大呢？理由是极简单的。就是，农民的迷信往往不尽是迷信。何以知其不尽是迷信呢？我们又可以从求雨方面看出来。
第一，此种信仰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大家为了求雨，进城一次，游行一周，在城隍或其它庙宇里有一些团体的活动，结果，不但心理上暂时可以得一些安慰，工作上也可以引起一些兴奋。我们不信他们在求雨的祈祷仪式完成了以后，便各自回家高卧，专等甘霖的来到。他们一定还在防旱的工作上不断的努力；他们是轻易不容易失望的，有一分可以努力处，这一分他们决不放松。要是求雨的举动的确可以在这干枯乏味的当儿，给他们一些慰安与兴奋，我们又何苦定要干涉他们？
第二，农民相信偶像和偶像所代表的神佛，不错，但此种信仰并不是无限制的，并不是绝对无条件的。有求必应的神佛固然受农民的顶礼膜拜，千求不一应的神佛也许会引起大众的公愤，因而受到相当的处罚，以至于撤换。有的地方，因为求雨不灵，大众便把神佛从庙里抬出来，请他吃一顿鞭子，鞭后还要游街示众。有的地方大众用放火烧庙来威胁他。例如缙云县的城隍神，在以后便几次三番的受过这种威胁。这一次缙云县县长的祷雨文中，便说：“尊神生前曾长斯邦矣；故老相传，天苦旱虐，吾民尊神，与神约，七日不雨，则火庙，神感，尊神诚如期降雨，救此一方，至今数千百年，人民以为美谈。”这还算客气的，并不含多大威胁的意味，但味其语气，已经和韩文公的《祭鳄鱼文》的末尾几句没有多大分别了。由此可知此种的神道观是始终以人的福利做出发点的，假若一个神道不能给人福利，那就得退避贤路，甚至于要在人的手里受了责罚才走得脱。
我们可以说这是人增加寻自己的开心，是一种很傻很幽默的行径，不错，生活的一大部分就是这种寻自己的开心的幽默行为所构成的。我们自己对付一种理想，其实也就是用同一的自己解嘲的方法，时而把它捧上天，时而把它摔下地，时而修正，时而放弃，时而认为它是唯一的救世的南针，时而把它比做海市蜃楼、梦幻泡影。理想之于有智识的人，就等于偶像之于无智识的人。理想也就是一种偶像。偶像打不破，打破了就没有生命，偶像却也不宜太认真，太认真了，生命的痛苦也就从此开始。
一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游刃有余的个人或民族便是一个健全的个人或民族。我们对于中国的大众，始终没有觉得失望，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理由。你还要说他们迷信么？我们不。
适之先生与潘光旦先生两相比较，二者见识与深度孰高孰低，不用说就看得出来——这也正是我对适之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其学问与见识不脱清代朴学本色，其思想见地在民国学人中只是二流而已——当然，今日连适之先生这样的人也极少了，我们看来自然就是一流了，这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哀，不是适之先生的伟大。
明乎潘光旦先生对“迷信”的看法，我们就能理解他的“一切文化皆为工具”之论断，就能理解他的“中国文化之最大特质，由儒家折中而来，可名之曰人本，以别于西洋前代之神本，或西洋近世之物本，而其所为折中之原则即为动态的与有分寸节制之中庸之道”的洞见。
明白了“一切文化皆为工具”，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书籍当汇聚于吾心，以吾人广大之心胸涵摄之、吸收之与消化之，而不是将为人与为学打成两蹶，追求外在的知识——世界本可以无内外之分，如果吾人如圣人一样有天地之量的话，如果吾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话——很多人无法拥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热情与兴趣、自然也是无法持久为学的，再好的书、再好的学问，也无心去做，那又能如何？正如这个时代，百度一下，天下事无不知晓，这是信息，最多只是知识，但是，掌握知识的不是死的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是有思想更有情趣的人！
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纪念赠言27
一个大学里，哲学系应该是最不时髦的一系，人数应该最少。但北大的哲学系向来有不少的学生，这是我常常诧异的事。我常常想，这许多学生，毕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些什么事？
现在你们都快毕业了。你们自然也在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见，一个哲学系的目的应该不是叫你们死读哲学书，也不是教你们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学。禅宗有个和尚曾说：“达摩东来，只是要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这句话来说：“哲学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几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应该努力做个不受人惑的人。
你们能做个不受人惑的人吗？这个全凭自己的努力。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有四个字：“拿证据来！”
这里还有一只小小的锦囊，装作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
必须自己能够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别人不受人诱。
朋友们大家珍重！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欢迎会上的讲话28
今年我来北平三次，都没有久住。这次到平，不久还得回上海一行。我所授的功课，等到下学期，才可授课；这学期是不能上课了。
我离开本校，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现在又有机会到北大，与同学来共同讨论学问，若大家能共同努力，或许在将来的学术界、思想界产生一种新的东西，新的贡献。古人说：“教学相长。”所以我个人现在又来到北大，觉着非常慰快。
以前我在这里的时候，哲学系人非常多，班次太大；不能大家互相讨论研究。那时，选我的功课有二百余人，没有办法，只好在礼堂上讲讲。我在北大总共八年，最得力的，是我初到北大的一二年；因为那时人很少，便于研究，可以大家共同讨论、研究。
无论研究什么学问，非自己来研究不可，只在堂上听听是研究不好的；尤其是哲学，非在堂下彼此互相讨论，闭门研究不可。我从前在本校授课时，即重此点，不重堂上考试，每学年终，叫同学作论文一篇。往往把我不能解决的问题作题目，叫同学来研究；可是常常在同学的论文中，我得到许多新的见解，或解决我所未解决的问题。可见自己研究重要了。
前次我在协和大礼堂讲“哲学是什么？”到今天报纸上还有许多人来和我辩论。我的意思是说哲学和科学本来是一家，不过哲学到现在有好些部分是被科学拿去了；本来哲学与科学都是来发明宇宙的真理，来解决人生问题的！解决问题到了确定的程度，就成为科学；没有到正确的程度，就是哲学。过去的哲学不过是不高明的科学，很幼稚的科学罢了。实在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就明白了。例如希腊哲学家Aristotle29所研究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现在科学上所研究的问题，所要解决的问题。又如Dcniogiirn30的原子论，就是一个例子。所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不过哲学上的原子论，是很幼稚；科学上的研究，是很正确精密罢了。科学上研究原子，不只知道原子的数目、成分；又由原子分析到分子、电子……实则科学上的原子问题，就是哲学家德谟克利托斯所提到的问题。所以哲学与科学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差异。过去的哲学不过是幼稚的、不高明的科学，与科学是一样，都是要发明宇宙的真理，解决人生的问题的。现在有人说什么“哲学者，科学之基础也！”“哲学者，科学之科学也！”Philusphyiy Suiunce of Suicne31乃是哲学上的旧把戏！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民族、国家，一定要有他当代的哲学家、思想家，来解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前的、急迫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人生问题，并不是要解决科学上所已经解决的问题，拿来玩把戏；是要解决科学以外所未解决的问题。或帮同科学来解决所未解决的问题，发明未发明的真理。这就是现在哲学的任务，现在哲学家的使命。
过去的知识、历史，与当前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过去哲学上、科学上的知识，不能拿来解决当前哲学上、科学上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足作我们的指导和教训。要解决当前的问题，非当代的哲学家来重新解决不可。譬如过去的哲学虽有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解决了许多问题，也有相当的成功；但都不足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只可供我们解决当前问题的参考罢了。
过去的北大，所以能占领导地位者，就是因为不专研究过去历史上的死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注重活的问题，当代社会、人生、政治……所未解决的问题，来研究他，来解决他！望诸位同学，仍要照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诸位同学！要认清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这许多当前急待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都靠我们来解决他，不要怕哲学的饭碗没有，哲学饭碗被人打破！
一九三零、一二、九
“过去的北大，所以能占领导地位者，就是因为不专研究过去历史上的死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注重活的问题，当代社会、人生、政治……所未解决的问题”，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北大的历史，北大的诞生就是清廷为了应付时局而设，新文化运动从北大发源，也是一辈忧国心切的学人针对中国现状开出的他们自己的药方。脚踏实地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并含长远的考虑，这是今日北大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