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没那么简单——胡先生的见解自有其道理，然亦不无偏颇之处。这种观点的提出，与其受到杜威实验主义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实验主义者认为，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胡先生认为“实验主义”是科学的产物，用科学的观点看，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绝对真理。同时，世间没有永恒的东西，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的。——这分明是只知变不知常，这也是胡先生思想的主要症结之一。明乎此，胡先生很多思想的问题之所在就可以不言自明了。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参看〕
（1）《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问题与主义》
（3）《再论问题与主义》
（4）《三论问题与主义》
三
以上说新思潮的“评判的精神”在实际上的两种表现。现在要问：“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
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这是不消说的了。
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
这种话颇有孟夫子所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味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足以矫枉，这似乎成了很多思想家改变社会风俗的一种不得已的方式，所以，很多思想家在时代的压抑之下，会说出很多很激烈的话。鲁迅先生也说过，在中国，连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他还打比方说，有人要给房子开个窗户，立刻被反对，但你要说要把房子拆了，他们立刻又同意开窗户了。这是先贤对国人性格的透彻把握，我们要深刻领会之；但同时，对其思想不得已之偏激与偏颇处，不得不多加留意，否则，是无法把握其真精神的。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象，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这叫作“整理国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四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
新思潮的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提要：
一点一滴的解放。一点一滴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民国八年十一月一日晨三时
作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近代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几个人之一，严复先生通过他的译笔，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深刻改变了中国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思想状态。严先生在晚年的一封信中如是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故〔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其次则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先生此论颇为精当，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影响了此下七八百年的中国。
胡适之先生有“再造文明”的尝试，结果并不成功，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并不能责备胡先生。但事实上，胡先生终身敬仰的“安徽老乡”朱子则对中国文明确有再造之功。
背景钩沉
起死回生的一骂
关于读书做学问的态度，两位湖北先贤之间的“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可以对一些专门在鸡蛋里挑骨头的人起到“棒喝”的作用。故事是这样的：
20世纪40年代，有一个国民党的陆军少将叫徐复观，听到友人对熊十力的推崇和介绍，又在上司那里看到熊十力的着作《新唯识论》，大为佩服，就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有志于做学问，希望得到指教。熊十力回信，讲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
有一次，徐复观穿着陆军少将的军服到重庆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十力叫他回去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
徐复观立马说，这本书早年已经读过了。
熊十力很不高兴，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
过了一些日子，徐复观再去，告诉说《读通鉴论》读完了。
熊十力问：“有点什么心得？”
徐复观觉得自己读得很认真很仔细，不免有些得意，说书里有很多他不同意的地方，接着就一条一条地说起来。
还没等他说完，熊十力就怒声斥骂起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像你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这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那一段，理解得多么深刻。这些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这一顿骂，骂得陆军少将目瞪口呆。
原来读书是先要读出书的好处！
“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多年后，徐复观先生回忆到，“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一生的人。”
经过这起死回生的一骂，徐复观先生改变了读书的方法，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与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并驾齐驱，成为港台新儒家的领军人物。
读书是先要读出书的好处，这是一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我们读书所为何事？难道就是为了做一些浮浅的批评而读吗？这是最近几十年国人养成的一个极坏的习惯！
做人要厚道，读书也是做人的一部分，怎能够不厚道！流传了几千年的经典，无数伟人名人都读过的书，今人怎能够一下子发现那么多的毛病？这些所谓的毛病，正是我们自己身上的毛病，是我们内心的毛病。
适之先生有句传世的名言：“做学问要在无疑处求疑，做人要在可疑处不疑。”这句名言的前半句当是化用了横渠先生之语，但却是断章取义——“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读书做学问，“疑”非目的，“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才是目的，这是“为己之学”，是为了提升自己而读书，而不是为了一个外在的目的如批判去读书。朱子说得更清晰：“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读书全然没有问题，那肯定是因为不用心，没有认真思考；但有了疑问却要想办法解决，这才是有进步。胡先生对中国文化一直是“无疑处求疑”，对其美国老师杜威却是“可疑处不疑”。
爱国运动与求学43
当五月七日北京学生包围章士钊宅，警察拘捕学生的事件发生以后，北京各学校的学生团体即有罢课的提议。有些学校的学生因为北大学生会不曾参加五七的事，竟在北大第一院前辱骂北大学生不爱国。北大学生也有很愤激的，有些人竟贴出布告攻击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媚章媚外。然而几日之内，北大学生会举行总投票表决罢课问题，共投一千一百多票。反对罢课者八百余票，这件事真使一班留心教育问题的人心里欢喜。可喜的不在罢课案的被否决，而在（1）投票之多，（2）手续的有秩序，（3）学生态度的镇静。我的朋友高梦旦在上海读了这段新闻，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讨论此事，说，这样做去，便是在求学的范围以内做救国的事业，可算是在近年学生运动史上开一个新纪元。——只可惜我还没有回高先生的信，上海五卅的事件已发生了，前二十天的秩序与镇静都无法维持了。于是六月三日以后，全国学校遂都罢课了。
这也是很自然的。在这个时候，国事糟到这步田地，外间的刺激这么强：上海的事件未了，汉口的事件又来了，接着广州，南京的事件又来了：在这个时候，许多中年以上的人尚且忍耐不住，许多六十老翁尚且要出来慷慨激昂地主张宣战，何况这无数的少年男女学生呢？
我们观察这七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这两次都不是有什么作用，事前预备好了然后发动的；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敬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所以北大学生总投票表决不罢课之后，不到二十天，也就不能不罢课了。二十日前不罢课的表决可以表示学生不愿意牺牲功课的诚意；二十日后毫无勉强地罢课参加救国运动，可以证明此次学生运动的牺牲的精神。这并非前后矛盾：有了前回的不愿牺牲，方才更显出后来的牺牲之难能而可贵。岂但北大一校如此？国中无数学校都有这样的情形。
但群众的运动总是不能持久的。这并非中国人的“虎头蛇尾”、“五分钟的热度”。这是世界人类的通病。所谓“民气”，所谓“群众运动”，都只是一时的大问题刺激起来的一种感情上的反应。感情的冲动是没有持久性的；无组织又无领袖的群众行动是最容易松散的。我们不看见北京大街的墙上大书着“打倒英日”、“不要五分钟的热度”吗？其实写那些大字的人，写成之后，自己看着很满意，他的“热度”早已消除大半了；他回到家里，坐也坐得下了，睡也睡得着了。所谓“民气”，无论在中国在欧美，都是这样：突然而来，倏然而去。几天一次的公民大会，几天一次的示威游行，虽然可以勉强多维持一会儿，然而那回天安门打架之后，国民大会也就不容易召集了。
我们要知道，凡关于外交的问题，民气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气：民气与政府相为声援方才可以收效。没有一个象样的政府，虽有民气，终不能单独成功。因为外国政府决不能直接和我们的群众办交涉；民众运动的影响（无论是一时的示威或是较有组织的经济抵制）终是间接的。一个健全的政府可以利用民气作后盾，在外交上可以多得胜利，至少也可以少吃点亏。若没有一个能运用民气的政府，我们可以断定民众运动的牺牲的大部分是白白地糟蹋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