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幸的是，陈独秀先生的这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式的论断，一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影响着国人的思维。陈先生的决绝与魄力，让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的同时，也让他成为“终身的反对派”，一生先后五次入狱，晚景凄凉。饱经沧桑的中国，在欧风美雨中仓皇失措。我辈今日一方面当对先贤之论抱有“了解之同情”、对其良苦用心抱有“温情与敬意”之外，另一方面要发扬往圣先贤之担当精神，重新审视历史，温故而知新，开拓中国文化复兴之路，吐故而纳新，续接上先贤开启而远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
“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
这是宋朝时候，大程子明道先生批评王荆公的一段话，极有道理。老实说，胡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少是皮相之见。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来说，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作“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尼采深深地影响了中国，胡先生和鲁迅先生都受到了他的熏染。
马一浮先生1939年在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中讲到：“天下之道，常变而已矣。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守常明变，这是今日有志于学问者之指针。知变不知常，老子早就讲过“不知常，妄作凶”；知常不知变，则为一腐儒耳，焉得继往开来、经世致用？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件小事儿：（1961年6月7日）今夜谈起启明书局要印先生的“国学书目”，还想将梁启超开的“书目”同时印出。先生说：“我的‘国学书目’是30多年前开的，早已不适用了。我相信梁任公先生如果活到现在，他一定不愿意谁来重印他的书目的。”——这件事儿很小，但说起来也很大。“五经”自从公元前一世纪的汉武帝悬为功令到宋朝理学大兴，读了千余年，而“四书”自元朝被悬为功令到清朝结束，读了六百年，胡先生开的书目过了三十年就“早已不适用了”。一个民族没有了国人共读的经典，这个国家就没有了基本的共识和认同，而对一个有着数千年经学传统的国度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
胡先生一生有常有变，常的是其人品之高洁，持志之坚确，胸怀之开阔，容人之雅量，是其以天下为己任、“再造文明”之情怀；变的是其学术思想，“忏悔”其观点的时候并不少，这需要我们纵观胡先生一生之学行方能有更深的体会。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很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二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广州《民风周刊》……等等杂志报纸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
这里列举的当年社会最为关注的十大问题中，（4）、（5）、（8）、（9）都直接与家庭关系有关，（6）、（7）也与家庭关系相关，如婚礼的变革、丧礼的变革等，而家庭教育属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那时起，却越来越遭到忽视，应试教育的时间只限制在学校，应试教育的对象只限于学生，与古人的教育涵盖所有人、涵盖所有人的生死是不同的——古人的教育从胎教开始，家教有一个整套的系统，中国的家书家信之蔚为壮观，他国文明罕有其比。——家庭的打碎，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有其时代意义的。但一系列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直至今日，流弊日甚。
国史大家钱穆先生在《孔子与论语》一书中极为透辟地指出：“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因此，中华民族是重情的民族，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史”。中国人重视人情这一点，越来越赢得世界各地有识之士的青睐——在这个拜金主义横行无阻、虚无主义尘嚣直上、人情淡漠的年代，何以安顿身心？回归亲情，厚重的亲情；回归家庭，温馨的家庭；回归人性，可欲的人性，这正是中国文化所昭示给世界的，也是国人急需找回的文化根本。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势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竟没有人睬他们了！
又如文学革命的问题。向来教育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于大多数人是无关系的，故文字的艰深不成问题。近来教育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渐渐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实在不适用，于是文言白话就成为问题了。后来有人觉得单用白话做教科书是不中用的，因为世间决没有人情愿学一种除了教科书以外便没有用处的文字。这些人主张：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并且不配做文学的利器；若要提倡国语的教育，先须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已全体一致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案，况且用国语做文章的人也渐渐的多了，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
这段话很重要，简要指出了当年文学革命的背景以及用意：文学革命是因为教育语言问题，教育语言问题当然是基于教育当普及的理念，普及教育的理念又是基于那时的开启民智的思想，开启民智最终的指向就是，救亡图存。明乎此，我们方能明白文学革命之用意。
这里的教育似乎就是指读书，所以特别关注文字。但事实上中国的教化，重视无字书，所谓“高台教化”，就是通过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戏曲来教化，让人分清忠与奸、善与恶。很多大字不识或识字不多的妇女将子女养成了圣贤，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
为什么要输入学理呢？这个大概有几层解释。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故他们尽量的输入西洋近世的学说。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工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
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很遭犯忌讳，很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五来呢，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
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多少总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但是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种很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这个道理很容易解释。凡社会上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定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这许多人虽然不能提出什么新解决，但是他们平时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不能不注意。若有人能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细细分析出来，加上评判的研究，指出不满意的所在，提出新鲜的救济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反对便是注意的证据，便是兴趣的表示。
试看近日报纸上登的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可有反对的吗？可有讨论的吗？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反对，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证据。研究问题的文章所以能发生效果，正为所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不但如此，研究问题最能使读者渐渐的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研究的兴趣，独立思想的习惯。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
总起来说：研究问题所以能于短时期中发生很大的效力，正因为研究问题有这几种好处：（1）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为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得讨论的益处，便真理格外分明；（3）因为问题是逼人的活问题，故容易使人觉悟，容易得人信从；（4）因为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5）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的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反对是该欢迎的。”这正是胡先生之所以为胡先生的地方！胡先生一生有多少人攻击他，辱骂他、但他一个都不记住，和乐而坦荡，坚持该坚持的、改掉该改掉的，明明白白、磊磊落落，真君子也！真丈夫也！——敢点评老校长的文字，正是因为胡先生有此雅量，正是因为胡先生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发扬光大胡先生的精神，这是我们需要努力践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