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体制，巩固皇权
西汉初年，基本沿袭了秦的政治制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又重新恢复。在皇帝之下，设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设立九卿，即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别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刘邦之后，三公、九卿名称虽时有改变，但一直发挥着国家机器的中枢作用。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郡县两级制度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制仿照秦中央，县以下组织仍为乡、亭。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汉初还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两军，以保卫京师，南军由卫尉负责，掌管宫城门内的士兵；北军由中尉管理，掌管京城门内的士兵。在地方，选能拉弓张弩、体力武猛之人，编为车兵、骑兵、步兵、水兵。这些地方军队，郡田由郡守和郡尉掌管，王国由国相和中尉掌管。
公元前140年，西汉王朝的第五代皇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即位，是为汉武帝。汉武帝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丞相都是开国功臣，他们总摄朝政。百官恭谨从命，朝中群臣甚至像内史这样的高官，丞相认为有过失的都可以先斩后奏，在同皇帝商量国事时丞相的意见也备受尊重，一般是照准的，丞相推荐的官员甚至一出任就可以充任九卿郡守品级的大官，丞相的权力往往超过皇权。汉武帝对这种丞相分权的情况极为不满，他上任后开始逐步改变这种情况。这时，适逢汉初功臣元老也大都去世，汉武帝便趁机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逐步改变军功贵族专权的状况，用儒生来为他的政治服务。通过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地位等一系列官制改革，至公元前122年，武帝打破列侯拜相的旧制，任命出身贫苦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彻底摧毁了军功贵族的特权。公孙弘就是以顺从皇帝旨意、能用诗书礼乐的词句来文饰政事为特长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和势力，显然是皇帝的忠实奴仆，不会与皇帝争权。不仅如此，汉武帝还把朝官分为中朝和外朝。他从“贤良文学”以及直接向皇帝上书的文士中选拔贤才，随侍左右，又将少府属下一个主管文书档案的机构称为“尚书”，作为审阅公文、谋划政事、起草诏令的日常工作机关，与侍中、中书组成“中朝”。在这里聚集了大批智囊人物，他们商量国家大事，成为决策机构，做出决定后再交给“外朝”的丞相去公布执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成了执行机构，九卿不再通过丞相而直接上奏给皇帝，以丞相为首的政权机关被架空了，相权旁落，皇帝通过“中朝”独揽大权。
汉初的诸王国在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虽然普遍削弱，但有的诸侯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拥有很大的势力，往往违法乱纪以至谋反中央，是中央集权国家的隐患。同时，他们的横行霸道也给当地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中央政令无法施行。为巩固西汉政权，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至汉武帝时，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继续对诸侯王进行打击和削弱。
汉武帝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理论中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的理论依据，他极力宣扬大一统的理论，并于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清除分封制。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其余的诸子在原封地内封侯，新封的侯国不再受原国王管辖，直接由各地的郡县来管理。这一措施名义上是皇帝施以恩德，实际上剥夺了诸侯王的政治、军事权力，缩小了诸侯王的地盘，此后“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国不过数十里”。推恩令分封的小侯国，只能“衣食租税”，不再享有政治上的特权。这样，使很多有权有势的诸侯王国大大地削弱了。
西汉王朝在打击地方势力的过程中，还着手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控制。汉初禁网疏漏，减轻刑罚，地方豪强势力得到很大发展，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横行乡里的强宗豪右和地方官僚。他们有的勾结诸侯王，利用封建宗法关系，有的拉帮结伙，招纳宾客，“权行州城，力折公侯”，独霸一方。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统治，会危害到国家政策的施行和社会安定。为加强对他们的控制，汉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办法，把他们迁到关中，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做到“不诛而害除”；另一方面，任用酷吏诛杀豪强，如河内太守王温，“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产全部没收。经过这次打击，河内治安明显好转，“郡中无犬吠之盗”。
汉武帝时还对汉初的监察制度进行了改革，于公元前106年，把全国划分为十三部（州），每部（州）派刺史一人，于每年秋天巡行郡国，按“六条问事”的职权，监督郡国，第一条就是对“强宗豪右”的限制。刺史不处理一般行政事务，专门检查各地豪强的违法乱行和地方长官郡守、国相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经考察认为优秀的地方长官可以推荐到中央任九卿，认为恶劣的可罢免。刺史职权重大，升迁迅速，是代表皇帝监督地方官员的得力干将，同时由于刺史品级不高，又不管理日常事务，就使部（州）只是一个监察区域而不会形成一级新的地方行政组织，从而防止它权力膨胀以致发展成新的独立王国。这一措施的施行，使地方豪强势力受到了遏制，社会趋于安定。
汉武帝还进一步整顿吏治，办法一是制定各种法律条文，约束官吏；二是任用酷吏严格执行这些法律条文，惩办违法官吏，当时出色的酷吏除张汤和赵禹之外，还有周阳由、义纵、王温舒、尹齐、臧宣、杜周等人。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开挖昆明池，参加劳动的尽是被贬谪的官吏，至少有10万左右，可见当时犯法的官吏之多，整饬之严。
此外，汉武帝还在兵制和法制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如在中央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又增设水军等军种。这样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加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作战和对内镇压的力量。
轻赋薄役，重农抑商
汉初，为了促进生产，调动农民积极性，汉高祖刘邦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诏令：诸侯子弟回到老家的免除徭役六年；军吏士卒爵位在六级以下的，免除本人和全家的徭役。于公元前199年，又下令吏卒从军到达平城以及守卫城邑的，都免除终身徭役。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还采取了抑商政策。对大中商人和高利贷者，从身份上和经济上加以抑制和约束。
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时，继续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同时注入了新的内容，使这一政策更为切合实际，更为宽松些。在文、景的统治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整个社会和国家都比较富裕了。
至汉武帝继位，西汉经济又出现紧张的局面：匈奴浑邪王招降时，汉朝赏赐给他大量财物；山东发生水灾时，郡国仓库的钱粮用光了，只得把72.5万关东贫民迁到西北和东南，这一举动又用去大量钱物，使县库大空。为解决财政困难，汉武帝在重农抑商的原则下进行了一次经济改革：
第一，汉初，允许郡国私自铸钱，文帝时“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于是“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不足以禁矣”。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钱币贬值，阻碍了商品流通。另一方面也使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埒天子，威胁中央。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销毁各地私铸的钱币，在全国成立专门的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等。新铸的钱称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自武帝中叶以后到隋朝止的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
第二，由国家统一经营盐、铁。这是汉武帝从经济上向地方豪强争夺财力的一场斗争。汉初，盐、铁由私人经营，国家收税，特别是汉文帝时，富商大贾、豪强大族往往占有山海，他们使用成百上千的人在山区海滨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垄断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冶铁制盐业，这不仅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也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不利于社会安定。汉武帝为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势力，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于公元前118年下令禁止民间从事盐、铁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中央，由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设置盐、铁专卖署，任命当地的大盐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当时所设的盐官共有37处，铁官49处，盐铁官营，加强了中央对经济的管理权，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三，为对付投机商人的囤积居奇活动，改善政府征收各地贡品的方法，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于公元前110年推行均输、平准的新法，由国家统一调剂全国的运输和物价。均输，即调剂运输，由大农令统一在各郡国设均输官，负责将各地的贡品就近转运贩卖，再买当地特产转卖。平准，即平衡物价，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作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国家掌握了大批物资，可调剂有无，平衡物价，防止富商大贾从中渔利。这一政策，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可使百姓免受富商大贾的盘剥。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从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地主阶级的专政。
汉武帝时期，在推行抑商政策的同时，继续执行高祖刘邦传下来的发展农业的政策。他大规模兴修水利建设。关中地区许多着名的水利工程，都是在汉武帝时修建的。如着名水利工程家徐伯主持漕渠的工程，渠长300多里，不仅缩短了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而且使沿渠万余顷土地得到灌溉。在修漕渠的同时，又征发万余民工修龙首渠，从今陕西澄城县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的田地。在兴修水利中，劳动人民发挥了聪明的智慧，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7里宽的商颜山，这是我国第一条地下水渠。公元前111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6条辅助的小渠，称6辅渠。公元前95年，汉武帝又征发民工修白渠，全渠长近200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当时关中着名的渠道还有成国渠、灵轵渠和讳渠。这些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对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汉武帝还任用赵过为搜都尉，负责推广农田的改良和耕作方法的改进。创制了代田法和耧车、耦犁等新农具。代田法一反过去的缦田，即改变过去把地翻开后即撒种籽的做法，而是把地犁开若干直沟，宽深各一尺，叫做甽，甽与甽间也留一尺，叫做垄。耕种时把种籽撒在甽里，待苗出土后，隔段时间耨草培土一次，把垄上的土拨到甽里一些，苗长全了，土也拨完了。转年耕作时，甽垄互移位置。这样耕作的好处是苗根扎得深，抗风抗旱能力强，保持了土壤肥力，无须轮休。耧车是播种农具，使用耧车既播得均匀，又加快了速度。耦犁是耕地的农具，使用耦犁，三人二牛，会耕得既深且快，推广更多地用畜力代替人力。为了推广新的耕作法和新农具，汉武帝时还下令全国各郡派农官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技术。由于普遍采用了新技术，耕地的面积有所增加，粮食产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采用新技术后每亩比缦田的粮食产量提高1-2担，每担为120斤，可见增长的幅度是很大的。
独轮车（模型）
西汉时制造出独轮车，虽然稳定性差，但对道路条件要求低，方便在半山区和农村田间使用。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冶铁、煮盐、丝织、印染、造船和工艺制品都增长很快，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原来仅在沿海地区生产盐的，这时已发展到内地，山西的安邑、四川的临邛、河北的堂阳等地也都出产碱制盐。至于冶铁的情况就更好了，当时铁器的种类已很多，在冶铁的设备上有风箱、吹火筒、耐火砖等。炼钢的技术也有所进步，设铁官的地方都能炼钢制造兵器和工具。冶炼技术的发展和普遍使同铁制工具，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有了巨大发展。汉武帝时期，精美的丝织品不仅闻名全国，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和欧洲。民间生产的漆器、竹器美观适用，精美的金银首饰销路也广。造船业也很发达，公元前105年，汉武帝从浔阳出发沿长江巡视西南地区，就动用了大量船舶，他在消除南越割据势力后控制了南方海上交通，使用船只的规模是很大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汉武帝时期出现了许多人口在10万以上的繁荣城市。长安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街道整齐，工商业繁盛，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已形成完整的体系，洛阳、宛城（今北京）、邯郸、江陵（今南京）、合肥、番禺（今广州）、成都等，都已发展成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此外，在文学方面，辞和赋的水平都比较高，司马迁所着《史记》就是着名的史学和文学着作。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也有了很大成就，当时实行的太初历，就已把一年分为365.25天，一月为29.53天，在当时来说就是很精确的了。
“汉并天下”瓦当是汉高祖刘邦为纪念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汉代宫廷、官署使用的这种建筑瓦当，多刻有文字，并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瓦当文。
大开仕途，招揽贤才
汉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初的朝廷官员多是军功贵族，高祖刘邦虽下过求贤令，表示与贤士大夫共治天下，然而贤士大夫并没有大量进入朝廷，史称“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孝惠帝、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到文景时期，仍不任儒，都是任用有最高军功爵列侯、关内侯的军人或嗣袭侯爵的军功贵族子弟，太常属官博士，虽由文人担任，不过具官待问，也没进入公卿行列，到汉武帝时期，为适应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享有更多权利的要求，他广泛地选拔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