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0年，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试。在着名的“贤良对策”中，董仲舒指出汉初从高官子弟中选官和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有很大的弊病，使大量的有才之士因为出身和资历的限制而被埋没。董仲舒提出了养士求贤的建议：兴建太学，培养人才，革除陋习，“实试贤能为上，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制定了选官用人的方针，即《史记》中所记：“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古，无所阿私。”这条方针的实施，打破了论资排辈的陋习和军功贵族独占政府要职的局面。以后，汉武帝又通过一系列法令、措施，建立并健全了由察举、太学、征召以及公车上书等组成的、以选拔文官为主的用人制度。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不仅成为汉家的正统思想，还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各国。图为日本人冢田虎19世纪初诠注的儒家经典刻本。
自公元前140年全国大规模推举后，汉武帝又于公元前134年、公元前106年几次要求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并且规定不举孝廉者罪。并允许官民上书言政，还下诏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用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出使远方国家的使臣），这就是汉朝的察举选官制。武帝时，明文规定郡国各以人口比例定额选举。科门有四：第一科是德行，第二科是学术和儒学，第三科是明习法令的法律人才，第四科是行政人员，元封五年又增加茂材异国科。汉武帝健全了这种选官方式，使察举制完善起来。同时实行公车上书制，允许吏民直接向朝廷上书言事，有才能的人可以毛遂自荐，武帝时上书言事的人很多。即位之初，“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
通过用人制度的改革，皇帝直接或间接地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使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踏上了仕途，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在汉武帝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等方面的人才，如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经学家董仲舒，大政治家主父偃，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加，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外交家张骞以及从牧羊人中提拔的卜式，从商贾中提拔的桑弘羊，从少数民族中任用的金日碑，再加上公孙弘、韩安国、郑当时、苏武、霍光等，构成了整个一代辅佐之臣、开拓将领，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的兴盛局面。
削藩割疾，打击豪强
西汉开国之初，分封了一些同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的封地和权力都很大，他们拥有军队，自置官职，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到文帝时济北、淮南二王相继谋反，屏藩汉室的诸侯王已经成为中央朝廷的严重威胁。当时，年轻的政治家贾谊尖锐地指出，藩王势力是汉朝的一大疾病，必须设法割除；晁错也提出相同的见解，主张削藩，但文帝没有彻底推行他们的主张，景帝即位以后，充分采纳了晁错的主张，解除了藩王势力对汉室的威胁问题。
汉武帝掌权时，封国又膨胀起来。当时全国共有20多个诸侯王国，有的封国竟连城数十，地方千里，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统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过去每个诸侯大都有一大片土地，诸侯死后，由其长子继承。而“推恩令”规定，除了长子外，其他儿子也可继承封地。西汉一代王子侯计408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一个大的诸侯国很快就变成了许多小国，“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国小力弱，再也没有能力与中央相抗衡。
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刘安原打算参加七国之乱，因相国不同意而没有发兵。刘彻执政后，刘安表面吹捧汉武帝德配天地，恩及禽兽草木，以骗取信任，暗地却与衡山王刘赐结为私党，阴谋推翻汉武帝的统治。刘安私刻了皇帝御玺，派人收买刘彻左右的大臣，并钻进大将军卫青部队，准备时机一到即杀掉卫青，胁迫军队发动叛乱。公元前122年，刘安的谋士伍被揭发了刘安的阴谋，汉武帝派人追查，刘安知事已败露，遂即自杀，衡山王刘赐也自杀而死。刘彻粉碎了这次叛乱阴谋，废掉淮南、衡山二王属地，分别改为九江郡和衡山郡，归王朝中央直接统辖。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公元前112年，刘彻借口诸侯王和列侯所献的金助祭的成色不好，分量不足，表现出对祖先的不敬，一次就夺去侯爵106人，把他们废为平民。此外，还规定无后的、自杀的都要除国。汉初因功封侯的140多人，到武帝太初年间，就只剩下5人了。
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但“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汉武帝刘彻把全国分为13个州，每个州设一名刺史，任务主要是监察诸侯王、相、郡守，发现问题便直接向汉武帝报告，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西汉王朝中央政权的统治。
汉武帝时期，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肆起了显着作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六七十年间，以“清静无为”为特点的黄老之说盛行全国，统治者为了“反秦之弊”，希望以黄老的“无为”、“好静”作为手段，收到“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的效果。的确，汉初由于统治阶级奉行黄老之学，对安定政局、约法省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都起了有益的作用。但由于无为、放任，却给诸侯王和富贾豪强以扩张势力、为非作歹的机会，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激化了阶级矛盾。到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从思想上加强统治，也即加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措施。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一直历经将近两千年而不衰。
儒家思想和儒家学派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受到打击，但到汉初已逐渐抬头，如陆贾为刘邦献马上治国策，叔孙通为西汉王朝制定成套的礼仪制度，到了汉武帝继位初年，儒家学派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上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而此时经济已得到发展，统治阶级的欲望也增强了，汉武帝需要有一种进取精神较强的统治思想来代替黄老“无为”思想。儒家学说恰恰适应了这种要求，它博大精深，具有包含政治、哲学、教育、文学、伦理各方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它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便于被统治阶级全面利用，尤其在升平时代更适宜用以控制人民。
董仲舒适应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这一时期新儒家的代表。他在公元前140年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他的理论，主要内容有四：第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汉武帝继位之初，丞相卫绾就提出：“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系统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认为“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绝不利于政治统一，“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度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要求统一思想，统一法纪，把天下之人的思想统一在儒家思想范畴内。可见，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统一而求得思想上的统一。第二，强调大一统思想。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并说“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这从理论上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天子至尊、一统天下找到了根据。第三，提倡“君权神授”，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董仲舒提出“天人相与”、“君权神授”，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进一步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的职能是“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这样，用神秘的色彩把皇权的合法性和永恒性固定下来，使皇权成为“神授”而不可侵犯。这又为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且从“君权神授”说出发，董仲舒还极力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用宗教神学的观点附会“三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于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构成了四种统治权力，从政治到伦理秩序规定了人与人、人与天关系的标准，当时对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四，提倡儒家的仁政，同时强调法制。儒家反对用严刑对待人民，主张施行“仁政”，董仲舒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防止过分的贫富分化，避免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同时，董仲舒也强调法制，在主张“以教化为大务”的同时，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强调利用法律维护封建统治。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的方案，为汉武帝集权中央、统一思想、一统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此外，汉武帝为独尊儒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儒学教育体制，用儒家思想来培养封建地主阶级的接班人。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太学生数逐年增加。这些用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得力的维护者。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如当时蜀守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武帝大加提倡，推广全国。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的阶梯，这就把教育体制与用人制度和统一思想协调起来，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为了满足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需要，这一文化思想政策，与其政治、经济集权和民族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它不仅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权稳固、使西汉走向中兴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北伐匈奴，巩固边疆
汉初实行“无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为以后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种政治也助长了西北边疆和蒙古高原匈奴贵族的贪婪性和掠夺性，给西汉边疆的吏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也给西汉的政权造成了很大威胁。
汉武帝时期，为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坚持推行抗击和“征抚”的民族政策，不断北伐匈奴，迫使匈奴北迁，出现“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使中国北部地区得到开发；派人出使西域，确立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地位；平定闽越和南越的叛乱，稳定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开拓了东北和西北边疆，使今新疆、甘肃西部开始进入中国的版图，东北地区的疆域则从今辽东半岛一直扩大到浑江、鸭绿江流域。
在秦汉之际，匈奴发展很快，势力大增，不断骚扰北部边境，汉初因为经济凋蔽，国力不足，再加上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和酒等，与匈奴约为兄弟，但仍不能阻挡匈奴的侵扰。汉武帝时，随着权力的不断加强，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已无内顾之忧，反击匈奴贵族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也一改“无为”政治，采用儒家思想，推行多欲进取政治，对匈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公元前135年，匈奴派人来请求和亲，汉武帝召集百宫廷议，和战辩论甚为激烈，结果以韩安国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汉武帝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和亲，把一民间女子装扮成公主，嫁给匈奴单于。第二年，雁门马邑土豪聂一知道王恢是朝廷内主战派代表，便向他献计说：“现在匈奴正和中国和亲，不会怀疑，我们把它引诱进来，用伏兵袭击，定能取胜。”王恢向汉武帝谏言后，汉武帝又召集大臣廷议，发生了第二次和战辩论。汉武帝首先发言，定下了主战的调子，王恢引古论今，舌战群雄，强调了反击的好处和诱敌必胜的结果，最后汉武帝决定用武力反击匈奴。
于是，汉武帝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公元前133年，王恢派聂一诈降逃入匈奴，以杀死马邑官吏、开城相迎引诱单于前来，汉武帝在马邑旁的山谷里埋伏了30万大军，以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和韩安国等人为将军。不料，单于进到离马邑百里远的地方，发现田野里有很多骡马，却没有一个牧人，觉得奇怪，便下令攻打附近的烽火亭，捉住一个尉吏，探知了真相，于是便退兵逃走。此后，汉武帝下令采取备战措施，征调民工在雁门一带修建防御工事，储备军粮，加紧训练军队。在这以后，汉武帝对匈奴用兵15次，其中最重要的有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三次。
公元前129年，匈奴大举入侵，进到上谷地方，杀人放火，掠夺财物，汉武帝下令反击，结果除卫青一路获胜外，其余三路都大败而归。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春，匈奴侵扰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杀掠吏民数千人。武帝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避实就虚作战方针，命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出云中，沿河西进，对盘踞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的军队，进行突然袭击，歼灭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乘胜进至高阙（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沿黄河折而南下，直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夺回河套南部地区，于其地设置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二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旧长城。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徙于朔方，以充实边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