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制与课田制是在曹魏屯田制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曹操掌权时，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把汉朝在边境地区实行的屯田制在中原地区大规模推行开来。当时由于战乱，空荒地很多，流民也很多，曹操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让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去种国家所有的空荒地，规定收到粮食后，用私牛的与国家对半分，用官牛的自己得四成，国家得六成。屯田上的劳动者称为屯田客，实际上是政府的佃农，这是民屯。在战乱频繁地区，还实行士兵屯田，称为军屯。屯田制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在曹魏后期，由于统治者贪得无厌和日益腐化，屯田客和屯田兵所受的剥削大大加重。他们不仅被迫扩大耕种面积，而且常常被征发去服各种徭役。屯田上的劳动者不断逃亡，产量越来越低，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另一方面，官僚贵族往往互相分割、侵占屯田土地，又把屯田客变成他们私家的佃客。司马氏掌握曹魏的实权以后，为了取得各级官吏和世家大族的支持，干脆把租官牛的屯田户赏赐给他们，自公卿以下按照官品给以不等的数量。由于屯田户过去免除政府徭役，这些人成为私家佃客后仍保留了这个权利。许多害怕徭役的自耕农也纷纷投到贵族门下，成为佃客。公元264年，司马昭下令罢屯田官，把屯田制下的典农官改为郡太守或县令长，取消了民屯制。晋武帝即位以后，又重申前令：“罢农官为郡县。”从此以后，屯田客大都成了政府的编户，少部分成为豪强大族的佃客。
西晋王朝要照顾、保护世家大族的利益，但世家大族过分侵占土地和劳动力，与中央政权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服役纳税的农民越来越少，会影响国家赋役收入；土地集中也会造成阶级矛盾尖锐，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促使西晋实行占田制与课田制的主要原因。
所谓占田，就是名义上准许人民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即一个男子（16-60岁），可以占田70亩，女子可以占田30亩。至于占到占不到，政府并不保证也不过问。课田是督课种田的意思，是为了保证政府的租税收入，规定每个丁男不论自己是否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种50亩，丁女20亩，次丁男（13-15岁，61-65岁）25亩，次丁女免课，这是带有强制性的，有“驱民归农”的意义。占田规定的70亩，政府并不要求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50亩不被荒废。因为当时还有不少荒田，也有的人占田不耕，去从事投机贩卖，因此政府要加以督课。地方官必须负责本郡本县课田人数所应垦的土地亩数，以向中央交纳租赋。
课田的田租是多少呢？大抵是每亩8升；50亩共收租4斛。边远地区的少数族居民不课田，每户交米3斛，再远的交5斗，叫作义米；极远的每人交钱28文，叫作算钱。除田租以外，政府还颁布了户调制，即按户收赋的制度。规定丁男作户主的每年交绢3匹，棉3斤，妇女及次丁男作户主的减半交纳，边远地区交2／3或1／3。然而，实际征收时，先把各户按资产多少分为9等，富家多收，贫家少收，这叫“九品相通”。但实际上往往是富家用各种手段降低户等，把它转嫁到穷人头上。
占田、课田制使政府从豪强大族手中争取到一部分民户，政府掌握的劳动力有了显着的增加。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的民户，比颁布占田、课田制的太康元年增加了130多万户。课田和户调的负担虽然比曹魏时候重些，但由于农民有了一部分土地，有了生产积极性，所以占田制、课田制还是刺激了生产的发展。
西晋的田租每亩8升，但住地极远纳粮不便。针对这一问题，晋武帝将纳粮改为纳钱，每人28文。这个负担水平在当时来说，不算过重。晋武帝司马炎对王公官员还采取了限田政策，封国王公、公侯只准有住宅一所，大国得田15顷，小国7顷，公侯递减。官员按品也规定占田的限额。这些规定涉及到各级当权者的根本利益，特别对上层不可能实现。但是，它对土地的兼并多少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对农民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晋武帝司马炎对人口的锐减给予很大的关注，他采取了奖励生育的政策，规定女子17岁未出嫁的，由官府代择配偶；男女奴婢可结为夫妇；官奴婢罪人也允许结婚。实行招抚流亡政策，逃亡塞外的允许回来，官吏不得阻挠，并给以赏赐，许多汉族人归来时，许多少数民族人也跟随而来。对没有户口的实行编户，这一政策获得显着效果，灭吴后晋全国有户246万，人口1616万，比三国时增户百万，增人口一倍多。
此外，晋武帝司马炎还允许塞外落后民族内附，散居北部边境各郡。从武帝太康五年到太康十年，每年都有大量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居住。这段时间正是晋朝初建的繁荣时期，少数民族内迁与汉族杂居，逐渐由游牧转变为农业生产，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是一个进步。同时，也加强了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晋武帝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晋武帝时期，还对律令进行了改革，其原则是“去其苛税，存其精约”，修成后即公之于世。新律的编纂减轻了对人民动辄获罪的虐政。
由于实行了这些比较缓和的政策，使久经战乱的人民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生活，出现了太康年间的“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棉殷阜，几乎家给人足……”“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兴旺景象。
弘扬文化，保护贤能
晋武帝太康年间，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民族文化也得以飞速发展。
当时，盛行着一种被后人称颂的“太康文学”，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
公元282年，洛阳的人们纷纷购买纸张，原来有一个名叫左思的文人，写了着名的《三都赋》，人们纷纷传抄，引起了纸张奇缺，纸价飞涨，“洛阳纸贵”从此便流传开去。“赋”是一种文体，兼有诗歌及散文的性质，极讲究文采与韵律。据说，最早的赋是战国时荀况的《赋篇》，一般赋都写得比较短。而左思的《三都赋》不仅辞藻优美，铿锵有声，而且长达1万多字，可谓举世仅有。左思门第不高，母亲死得早，他又是个结巴，小时学过书法、音乐和兵法，但都没什么成就。他的父亲曾对人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现在还远远不及我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从此刻苦攻读，奋力笔耕，用了一年时间写出了《齐都赋》，受到人们的好评。公元272年，他决心写出《三都赋》。“三都”，即邺、成都、建业，分别是三国鼎立时魏、蜀、吴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资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当一名管理图书和着作事务的秘书郎。晋武帝随即同意了，并告诉他，凡是朝廷里收藏的有关这三个都城的图籍和资料，他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和查证。
杜预·《岁终帖》
在晋武帝的关照下，左思这个出身寒门之人，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写出《三都赋》。这是由《蜀都赋》、《魏都赋》、《吴都赋》三篇独立又相联结的赋组成的。赋中有三个假设人物：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倾诉，写出三个名都的概况、历史、物产、风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面貌。《三都赋》一问世，立即轰动整个洛阳城，它不仅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考证、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诗也写得非常好。着名的《娇女诗》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对小女儿的疼爱之情跃然纸上，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责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骄儿诗》等，都受到它的影响。
在西晋的文坛中，最负盛名的要算陆机，他被后人称为“太康之英”。他的诗歌意新词秀，讲求形式的华美，以其深厚的笔力、优美的辞藻、纯熟的技巧表现了一种华贵之美。这种艺术追求，极大地影响了太康文学的艺术倾向。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的诗句，被不少后来的人所引用，反映出了人们对政治环境和人生祸福无常的体会。《赴洛道中作》是陆机五言诗的杰作，其中“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余，林薄杳阡眠”，“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陆机还是着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陆机还有名画留传于世。
西晋初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文学艺术方面，除了左思、陆机等一批文学家外，在其他领域还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他们对中国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医学家皇甫谧生活在西晋太康年间，他42岁得了风湿病，半身瘫痪，长期卧床，但他博览群书，很有才华。晋武帝多次下诏要他出来做官，但他推说有病，婉言谢绝。他在病床上开始摸索针灸，一边攻读医书，一边在自己身上做试验。经过7年苦心钻研，他不仅治好了自己瘫痪多年的疾病，而且针灸技术越来越高，发现了不少针灸穴位，创立了自己的针灸理论，写出了《针灸甲乙经》。此书不仅在我国医学史上是一部伟大的着作，而且还流传到国外，从公元6世纪开始，朝鲜、日本的医生都把它奉为必读的书籍。
地理学家裴秀是晋朝的尚书令，裴秀的旧交郝诩给他人写了一封信，说：“尚书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识，你如有什么事要他帮助关照，我给你去说说，这点面子他总会给的。”于是，有人将信作为罪证告到晋武帝面前，说裴秀假公济私。晋武帝为裴秀辩解说：“别人求裴秀办事，是别人的事，裴秀怎能预先防止呢？况且假公济私还没有成为事实，裴秀有什么罪呢？”不久，司隶校尉李熹又告发说：“刘尚替裴秀强占官田，裴秀有罪，应该关押！”晋武帝又给他开脱说：“强占田地罪在刘尚，为何要关押裴秀？”晋武帝的公正无私、不信谗言，使裴秀在地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魏末，裴秀曾随司马昭出军讨伐诸葛诞，跑了不少地方，由于地图有误，吃了不少苦头。明明地图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几天也看不见影子，明明地图上没有山也没有水的标记，但真到了那儿，却冒出连绵的山冈或汹涌的河流来。尤其是宫廷珍藏的那份地图，是几十匹绸子制成的，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裴秀发奋钻研，改革地图，修正错误。他首先运用了简缩的技术，用“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几十匹绸子做的巨图缩画成了《地形方丈图》。裴秀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基本要点，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线的实际距离、地势起伏、地物形状和倾斜缓急等。这些都是世界地图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除了经纬度和等高线外，已经包括了现代化制图的基本要素。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1000多年之前，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王朝，韬光养晦，偏安于江南。东晋王朝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出现了崛起和中兴的趋势。但到晋恭帝司马德文执政时，南方爆发内战，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镇压，并通过北伐树立威望，最终取代东晋。
东晋崛起与中兴的主要标志是：
民族大融合。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不仅使地广人稀的南方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而且也带来了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同时促进了南方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同化和融合。
农业大发展。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开垦上。三国以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南方开始得到推广。吴时，南方已经普遍应用耦耕。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在东晋时也有很大发展。
冶铁和纺织技术发达。手工业方面，首先是江南地区的冶铁技术有了显着提高。除普遍使用水利鼓风炉以外，还能把生铁与熟铁融合在一起，反复加热锤打，炼成质量较纯的钢铁，既可打造刀剑，也可打制镰刀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纺织业的发展表现为麻葛织品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有所谓越布、香葛、细葛、南布等不同品种，而且高级织品织造极为精巧。
瓷、纸业较为辉煌。东晋时期是我国青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青瓷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提高。造纸业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并增加了纸的品种。
商业和贸易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商贸的兴盛。江南地区众多的河流与湖泊，为商品的流转和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横贯东西的长江是当时江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处于这条大动脉上的建康不仅是当时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都会，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扭转，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东晋之所以出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中兴趋势，其采取的主要治国措施是：抓住时机，发展生产；对南方贵族施以宽仁政策，以缓和矛盾；采取开明措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北伐，以求统一；巩固统治，削弱王氏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