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仁宣之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戍边将“毋贪功”；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自永乐十一年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附）：戚继光抗倭
大明王朝的崛起和中兴，以至保持近300年的统治，得益于稳定的边防。或者说，明朝的崛起和持续发展与强大的国防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这里特将戚继光抗倭作为典型例证附录于此。不过，这已是明朝后期的事了。但通过后期可反观明前中期的情况。
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南北分裂混战的后期。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浪人”。他们勾结本国的流氓、奸商，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成群结伙到我国沿海，大肆掳掠，明朝人称之为“倭寇”。倭寇除了日本海盗外，还有不少从倭的中国人。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撤消市舶司（明初在浙江、福建设立的对外贸易机构）后，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沿海豪门势家、海盗魁首组织船队，冒禁阑出，有的竟同倭寇互相勾结，走私发财。而中枢秉政之人收受贿赂，包庇纵容，如“海盗汪直，通倭为乱，（郑）晓议置重典，而严嵩颇宽假之”、兼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这就更加助长了倭寇的侵略气焰。由于明初社会比较安定，海防整饬，倭寇还未酿成大患。
明朝中叶以后，倭寇侵犯日趋严重。这时日本已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诸侯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便支持并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冒险。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焚烧庐舍，奸淫妇女，屠杀和掳掠大量人口，甚至对所掳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倭寇惨无人道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保家卫国，沿海地区人民展开了打击倭寇的斗争。戚继光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锻炼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县）人。父景通，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历官都指挥，是一位精通军事的将领。戚继光幼年时“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死去，17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官职，担负起防御倭寇的重任。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了这位青年将领歼敌卫国的怒火，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他的伟大抱负。
嘉靖三十二年（1553），26岁的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统率三营二十五卫所，督山东备战倭事。当时山东的海防和其他沿海地区一样，工事残破，器械不全，兵员缺额，军伍不振。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他一面“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于是山东沿海的防务，日渐巩固，倭寇为之敛迹。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因御史雍焯的疏荐，戚继光调转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司屯局事。明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对倭作战中，戚继光看到明朝军队腐败无能、临阵畏怯，一旦遇到敌人则“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丧胆”的现实，认为有必要训练新军，彻底消灭倭寇，“遂条上（练兵议），请练越人以从事”。当时他的同僚和部下都蹙额认为不可，他们认为：“御倭事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倭可杀（尽）者，须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庶可获功赎罪而渔利复不赀也。”然而戚继光练新兵灭倭患的雄心并未因同僚和部下将领的反对而动摇。他在多年来与倭寇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战法，如“水陆兼司，陆战尤切”；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用寡击众，以正为奇；并力合势，先重后轻等，都体现在他的军事着作《纪效新书》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根据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的积极进剿以求尽歼的作战方针。他针对僚属中存在的消极防守思想，明确指出：“凡司三军之上者必曰练兵，夫此练字，即练丝者将生练熟以织彩之谓也。”他还认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意思是说，倭患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将其完全赶跑，而在于能否把他们彻底歼灭。他不顾僚属们的劝阻，将其练兵剿倭计划上给总督胡宗宪和巡抚阮鹗，胡宗宪和阮鹗迫于形势，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才得招募了以勇敢着称的浙江金华、义乌地方的农民和矿工4000多人，进行训练，教以武艺，申明纪律；又根据江南地区山岭多、沼泽多、道路狭窄曲折、兵力不易展开的地形特点，并针对倭寇善设伏、猛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惯伎，创制了有名的“鸳鸯阵”法。
这种阵法是以火器、弓箭作掩护，对敌人进行短距离搏斗的一种战斗队形。它以12人为一战斗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领导小队作战。其余的人依次是：二人并列，一持长牌，一持藤牌；二人持狼筅；四人持长枪；二人持短兵；末一人是炊事兵。在战斗开始时，敌人进至一百步以内，放火器；敌人进至六十步以内，弓弩手放箭；再进，鸳鸯阵接着冲杀。以鸳鸯阵法进攻时，先是二牌手执牌并列前进，等到敌人长枪快及身时，牌手即投标枪击敌，接着取腰刀砍杀。狼筅手各跟一牌手身后，以保护牌手和掩护本队前进。长枪手每二支分别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即杀上救应。鸳鸯阵法不仅长短兵器互相为用，以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效能；而且把十二个人紧紧地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因此就有可能战胜个人武艺较精的倭寇。经过认真的训练，新军掌握了熟练的战术和阵法，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意志的队伍，被人们称为“戚家军”。在此以后的御倭战斗中，戚继光就依靠这支新军，贯彻执行他确定的“大创尽歼”、“以次剿除”的作战方针。台州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台州之战是戚继光在台州附近的新河、花街、上风岭、长沙等地连挫倭寇的一系列作战，亦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倭船50艘，2000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外海，伺机窜犯浙江沿海地区。一股倭寇首先进犯台州东南面的新河，在城外大肆劫掠，新河告急。戚继光以唐尧臣率军2000人救援新河，在新河城南重创倭军，歼敌约200人，保障了主力军的作战。另一路倭寇自桃渚（今浙江临海东北）登陆后，向精进寺（在桃渚以北）进发，戚继光此时已进抵宁海西南的梁王铺。他得知消息，立即亲率明军以急行军先敌到达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海县）城外，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饥乏。此时，得知来犯之倭已进抵离城仅有2里的花街，戚继光立即决定主动进击窜犯之敌，要求部队为保卫台州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战，“亟须灭贼而后会食”。部队经过动员，个个“抵掌奋勇，莫不弃食以从”。明军在战鼓声中进抵花街，戚继光命令前锋以火器队枪番齐射，顷刻间击毙敌寇多人。倭寇气馁，把队伍分成左右两队，从两侧攻击戚家军。戚家军摆鸳鸯阵冲杀，正面、侧翼一齐出动，倭寇渐渐抵挡不住。狡猾的倭寇抛出大量金银财物，企图利诱戚家军。但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戚家军”，却置之不顾，继续奋勇冲杀，倭寇大败溃逃，大量淹死在水中。此战共击毙倭寇380人，俘敌酋2人，缴获武器650余件，夺回被掳男女5000余人。
花街之战不久，一支2000多人的倭寇，再犯台州府城，在城东北的大田，大肆掠夺。戚继光率领1500人，在中途的上风岭设伏，以逸待劳，等敌人半数通过狭谷时，戚军鸟铳突发，居高临下，奋勇冲杀，倭寇仓皇应战，全部就歼。战后，原自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众2000，联舻18艘，在长沙（今浙江温岭县东南）登岸，他们砍伐竹木，筑垒结巢，企图作长期的盘踞。戚继光当时驻军新河，他与僚属研究后，立即决定以水陆两军联合作战，突然进攻据守长沙之敌。行军中途遇雨，戚继光指挥士兵冒雨前进。明军分三路迫近倭巢，倭寇迎战不利，纷纷夺船遁逃，但船只早被明军焚毁，倭寇只得投海泅逃。因遇飓风，海浪滔天，泅海之倭全部淹死。畏缩于海滩的敌人，也被戚军歼灭。此次战斗戚军打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
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戚家军连战皆捷，共斩获倭寇1400余名，敌人焚溺而死者4000多人，给侵台倭寇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及温、处参将牛天锡等也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浙东倭患基本平息。
台州之战所以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史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战略指导上，戚继光坚持了“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的务在尽歼的作战方针。
其后，在福建的御倭战争中，戚继光更加有意识地坚持这一作战指导方针，对分据各巢之敌，不是同时进剿，而是逐巢夺取，依次剿灭。如仙游之战即是一例。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由于战功卓着，被晋升为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福建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奉调援闽。在先后荡平横屿（在福建宁德东北）、牛田（在福建福清东南）、林墩（在福建莆田城南）三大倭巢歼倭近万人（包括胁从的明朝海盗流氓）后，戚继光率部回浙进行补充休整。于是倭酋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又收集残兵败卒，兴风作浪，并夺取了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领平海卫（在兴化东南）。兴化城的陷落，使“八闽俱震”，明廷再调戚继光和俞大猷迅速入闽驰援。戚继光接到命令后，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又到义乌募兵万余人，边行军边练兵，于三月开拔入闽。他写信给福建巡抚谭纶，请其协调三军行动，制定战场纪律，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在平海卫的战斗中，戚继光与总兵俞大猷、刘显分兵三路协力作战，斩敌2200余人，缴获兵器3900余件，解放被掳男女3000余人。次日又擒斩逃匿之敌170余人，达到速战全歼的目的。明军一举收复了平海卫，进入兴化府。
战后，谭纶同戚继光共商加强福建水陆防务事宜，并将议定的《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上报朝廷。戚继光部署方毕，倭寇又聚合27000多人，大举入侵，福建形势复趋紧张。为迅速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给其“统一浙、福之责，重以节制调度之权”。是年十一月，朝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温二府，负责水陆军务。在这期间，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最重要贡献是解仙游（今福建今县）之围。
十一月初，倭寇万余向仙游进犯，从四面将仙游城包围起来。当时城内守军兵力单薄，戚军尚未到达，戚继光决定先取守势，于敌外围据险设垒，进行牵制，候援军到来，再行进剿。十二月中旬，戚继光的新军6000人回到福建，戚继光召集将领，商讨歼灭倭寇、解仙游之围的方略和部署。戚继光认为敌人兵力有1万多人，处于优势，不能同时进攻倭之四垒，宜逐一夺取。于是决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垒，然后再攻取东、西二垒，在城北之铁山设置疑兵以牵制北垒之倭。二十六日晨，大雾弥漫，咫尺不见人。戚军各部按计划从营地出发，直逼倭垒。当时倭寇正在结队攻城，戚军将至城下，倭寇始发觉。戚军首先猛冲倭寇南垒，火烧倭营，当即斩杀四五百人。余倭向东垒溃逃，戚军转攻东西垒，以“虎搏鹰击”之势，迅速焚毁倭寇三垒，共杀死倭寇1000余人。余倭数千人向北垒奔逃，戚继光督军奋击，又大败之，敌人尸横遍野。仙游之围于是解除。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在平海卫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谭纶在评价这次作战时说：“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困；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对戚继光的军事艺术才能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十分允当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继光又在同安王仓坪大败倭寇，斩首数百，余众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入贼巢，擒斩略尽”。少数残倭胆战心惊，流窜广东觅舟归国，白昼辄相愕曰：“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东南沿海倭患至是平息。
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建立了盖世奇功，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御倭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军事策略和战法，已成为留给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宝贵财富。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古老的华夏进入清朝统治时期。清朝经近20年顺治皇帝的初建，至1662年康熙帝玄烨即位后，进行了大规模振兴社会的活动，扭转了萧条局面，社会发展开始走上正轨。再经雍正帝十多年的统治，至乾隆帝统治时期，全国统一，社会经济繁荣起来。康熙至乾隆统治时期，史称“康乾盛世”。继乾隆之后，嘉庆帝和道光帝掌政风格保守、僵化，清王朝日趋腐败，开始走向衰落。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瓦解。
清王朝崛起中兴的主要标志是：
百姓生活有了历史性改进。由于清康熙实行勤政爱民政策，耕地扩大，农民负担相对减轻，南方双季稻的推广和北方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等广域播种，使得粮食、棉麻等产量能基本满足人民低水平需要。
铜矿业和冶炼业兴旺。在康熙年间，铜矿业空前兴盛。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湖南、贵州等省的采矿业规模较大，如云南的铜矿就有18处，矿工近百万人，铜产量达到每年400万斤。
纺织业有较大发展。康熙年间，苏州城的踹坊发展到300多家，踹匠有万人之多，织机有3000多张。
瓷器工艺达到新的历史水平。景德镇是制瓷中心，乾隆年间制瓷业不仅恢复了明代的规模，民窑已有200余座，陶户达数千家，工匠人数已由明时的数万人发展到数十万人，工艺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稳定繁荣，致使人口增长很快。顺治八年，人丁统计数字是1400万，到乾隆三十年，人口突破2亿，至乾隆六十年已接近3亿。
版图辽阔。康乾盛世时候的中华版图，南起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东起大海，西到葱岭，东北到库页岛，西北到巴尔喀什湖，清朝版图的陆地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与我们现在的版图相比，大约多了三分之一。
清王朝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所实施的主要方略是：削平三蕃割据势力，统一台湾，恢复中国领土的完整，加强了东南海防；打击沙俄侵略，签定平等条约；废除圈地，还耕于民，鼓励垦荒；大规模整治水患，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惩治贪官，澄清吏治，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