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控制成本。过去我们是靠量，主要是讲增长，增长不单是量在增长，利润也在增长。现在虽然靠质不靠量，但也不能牺牲投资者的利益，因为量不大了，利润也就不多了，如何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利润？对于投资者而言，仅仅产品质量好还不行，投资者对企业的利润回报、净资产回报都有要求。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成本控制，市场好的时候，因为房价一直在上升，可以将成本加到销售的价格方面。但是在市场调整的时候，这个成本控制就非常非常重要了。过去市场好的时候这个矛盾并不突出，因为你成本高，价格可以卖得高，利润并不少，但是在市场下调的时候，如果成本还是很高，可能就把利润吃掉了，也没有竞争力可言，所以在这次宏观调控当中，万科是在提高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这是万科在这次宏观调控当中主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万科还要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住宅产业化，推动绿色住宅。如果说前面讲到的第一点和第二点是一个企业做产品的基本功的话，第三点就代表市场的未来，也是中国这次调整当中一个企业必须这样去做的。仅仅说住宅的质量好了，能控制成本了，那是最基本的，只做这两点还是不够的。如何从过去的粗放型向现在的经济型发展，从过去大量的能源消耗到现在的节能环保发展，以适应未来，才是最根本的道路。低耗能、环保的住宅，才是将来能在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品。
有底线也要有天线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行贿是万科的底线。这条线，可谓“尽人皆知”，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和万科不仅在做，也在积极地让外界都知道我们所坚守的这个底线。关于是否行贿的问题，虽然频频有人表示质疑，我们也在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解释：请举出一个万科行贿的例子，无论是王石还是万科的员工。
于是有人问： 你不主动行贿，但是做地产的过程中，肯定有别人给你送，别人要送你的时候你怎么做呢？
这更容易了。是不是说我不给别人送，但是别人送我钱，我接受与否的区别就没那么大了呢？还是和不行贿一样的原则——你接受一次就被对方抓住了把柄。以万科为例子，万科要做到不行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制度上的规定，那么在财务上就没法儿支出。但是如何保证我们的部下不受贿，这个是没法保证的。万科难免会发生一些类似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一旦被曝光，你会发现，涉及其中的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万科对此的态度是，一旦发生一定送到检察院。而这种事情，也是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所以不能有侥幸心理，比如行贿者自己一定有一本账，他在你的公司行贿，在其他公司也一定会行贿，一旦东窗事发，他都会交代出来。
这不是是否经得住诱惑的问题，因为一旦受贿一次，你将一辈子背上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会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会不会被发现，更不知道何时会被发现。以上是针对个人。对于公司来说，不去行贿，公司从制度上把握是很容易做到的，不受贿反而没法把握。过去我把它当做一个底线，现在我知道了，当做底线反而是把它看低了，它不是底线而是天线，天线很难达到一直坚守一直坚持。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要做到却是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不行贿还是不受贿，要做到都相当不容易，要坚守。
第一，你真的不去行贿，难不难？当然难，但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第二，人都有两面性，我也有两面，我有时候也想通过行贿，以推动某件事情的进程，而且对自己说只做这一次。但是对于尊严而言，我不知道有了第一次我会不会再有第二次，继而又会有第三次，我对自己并不确定。我有没有过思想斗争？当然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看看，你行贿的对象他是不是很坏？是不是你不给他行贿他就不给你办事？是不是只有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根据我个人以及万科的经历，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有很多人帮万科，当然我说的帮助是正常的帮助。我的理解是，在正常办手续的过程中，他没给你设障碍，那就是一种帮助。我们并没有因为坚守自己的原则而举步维艰或者无法生存。
过去的二三十年万科发生的事情，我想到了，但是在往前走的时候，为什么我个人和万科会遇到那么多的社会压力呢？我觉得问题在于，我们没有确定一个“天花板”在哪里。万科确定了底线，不行贿、不做暴利，这些我们做到了，我们洁身自好，我们怎么发展我们非常有信心。但是，个人在社会上出名了，企业在社会上的位置比原来重要了，这个时候你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怎么引导？我们根本没有做好这个参照系。所以我说，在未来的不确定里，我们怎么要求自己？必须有底线，也要有天线。
借助危机转型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辐射下，中国显然不能独善其身。很明显，中国的出口已经受到影响，进入2009年之后，中国一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是百分之六点几，比起原来两位数的增长率明显在下降。但是受经济危机影响前中国还在抑制通货膨胀、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经济危机开始于2008年9月份，到10月份中国的政策转为抑制通缩、刺激经济。这个政策的转变可谓是180度的乾坤大挪移，相信这种政策会缓解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
不过，经济有它自身的规律，受影响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将观察的时间段拉长会发现，实际上到了2008年，中国经济的调整面向的就不应该是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它的调整关键应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如何保持一个持续增长的模式，只不过现在恰逢全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在调整，于是更加速了中国调整的速度。
但是具体往哪个方向调整，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表面看到的是金融海啸，但你会发现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将原来很多的限制给放开了，原来一些不承诺的东西现在承诺了，比如说《京都协议书》的签订，现在已经到了后京都时代了，奥巴马非常明确地表态，在这方面要配合进行能源节约，显然美国在后京都时代，不仅要继续走下去，还要带头往前走。另外，像生物能源、基因科学这方面的投资也更多，这显然是继信息技术之后新一轮的生命科学借着这种生命能源的投资，借能源危机，对生态危机进行转化。
那么，对中国而言，当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转型时，要扮演什么角色，是继续维持劳动密集型、大量能源消耗、低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适应这种全球的变化？
举个例子，日本的索尼公司和韩国的三星公司，同样是电子企业，最早三星进行的是低水平的电子加工，在信息技术时代来临之时，三星抓住了闪存这种储存器的技术革命，大量投入，索尼却还停留在电子显像管水平上，于是三星就走到前面去了。如果中国能在这次转型中抓住一个后发的优势，那将会向前跨越一大步。
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我不是一个政治家，很难说中国应该怎么样；我是个企业家，就说说万科怎么看。现如今已经到了生命科学的时代，如何将生命科学发展的水平和人的居住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另外，虽然科学突飞猛进，但由于人口的增多，环境不断被破坏，这和人的活动和居住是分不开的。万科2007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所以我们觉得像三星这样的发展路径非常值得借鉴，尽管不是同一个行业。因为你有这样的市场、这样的空间，就不能局限于提供住宅，因为住宅的盈利能力可以让万科拿出更多的研发费用，像预防医学、生命科学、环境生态等，我觉得可以就此成立一个开发公司。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
无论是一个大的经济体还是某个企业，面临危机的时候都不用过于恐惧，可以借助危机的推力，加速调整的步伐，寻找转型的方向。
关于毒奶粉的思考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过去人的寿命较短，人生七十古来稀，而现在都有七十岁的人登珠峰了。我真正“立”起来时，也已经快五十岁了，所以孔子所说的“四十不惑”中不惑的阶段应该对应的是我六十岁左右，但这是我最困惑的时候。尤其是2008年，“拐点论”、“捐款门”，还有这一年发生的其他事情，都让我困惑不已。
这大概是个表面现象，实际上是，我想万科和我都在这个时间点上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和个人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之后，社会会给出一些新的要求。于是问题就这么产生了： 他们的要求和你觉得要转变的是不是一致呢？比如“捐款门”。改革开放30年了，实际上到了一个需要我们转变生产模式的时候了，但如果我们的观念、想法不变，如何转变生产模式呢？又如何面对未来？这是从我个人来讲，感到困惑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和“捐款门”同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虽然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都是由于社会发展和企业与企业家转型不在同一个步调上。我在网上看到三聚氰胺的事，马上就想到这对万科意味着什么，开始自省和检讨。有人问： 你是搞房地产的，和你有什么关系？通过三聚氰胺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从行业的发展速度来看，中国根本没有那么多奶牛，养奶牛的速度和市场扩张的速度是不相称的。而行业内又有着激烈的竞争，卖价越来越低，一方面供应跟不上，另一方面利润越来越低，那怎么办？只能牺牲质量，兑水。兑水的话蛋白质含量又达不到标准，于是便掺假。这就是行业发展速度过快带来的问题。那么其他行业呢，是否面临同样的状况？房地产过去几年也发展很快，但房子的质量都得到保证了吗？人们吃了三聚氰胺，可能造成胆结石。那么我们盖房子时，装修的合成化学材料里有没有致癌因素？行业是不是还要发展那么快？想到这里不免后怕，如果不是宏观调控、金融海啸等大环境影响的话，行业的高速发展对万科的影响也很可怕，因为在大趋势下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脚步，光坚持不赚超额利润是不够的，因为在超高速发展之下，质量是无法得到保障的。
这是三聚氰胺事件让我警惕和警醒的地方，另外一方面，从企业家个人来讲，做企业的，要长久地生存下去，就不能以“疏忽”这种站不住脚的话作为借口，这实际上是和你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的。五六年之后，某个报告说万科的装修房中有哪些致癌物质，王石说一个“我不知道”是无法过关的，社会也不会因为一个“我不知道”而原谅我，我自己更不会因为一个“我不知道”的借口而不受到良心的谴责。不知道就是失职、失察，就是不负责任。更让我觉得不解和意外的是，在三聚氰胺事件上，企业不但没有表现出对责任无条件的承担，反而是去辩解，甚至打出民族主义旗号，说要挽救民族品牌。这样的品牌需要挽救吗？不需要。另外，该事件发生后，我们的企业家群表现出了一种“义气”。很遗憾的是，这种义气只是一种江湖义气，并没有是非观念，一种“哥们儿”之间的关系：你有了困难我就声援你，没有是非标准。我们对企业家的道德底线没有一种最起码的把握。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去反思、去纠正，反而是“哥们儿”企业缺钱我给你钱，这让我很意想不到，也感到很困惑。
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讲，可能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不能构成降低标准的理由。如果从生存环境来看，中国的市场非常大，的确有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但企业家的生存空间还是很大的，并不构成所谓的社会环境不公平，因为只要这个行业有存在的价值，你就必须遵守这个行业最起码的价值观，最起码的责任，这样企业才能长期持续下去。任何借口都不能成为企业不按照标准做的理由，降低标准是没有未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