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比起那些来自酒吧、工厂、理工院校，全凭爱好成为摇滚歌手的“同行”，北京音乐学院毕业的汪峰与他们对音乐的理解便截然不同。
汪峰1971年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父亲在江苏南京入伍，不久之后被选为海军军乐团长号乐手来到北京。
3岁的时候，汪峰一家人在北海公园划船，湖上风景宜人，父母就要他唱支歌。当他们发现戴着军帽的儿子唱《小小竹排》没有走音时，就开始希望他将来能够凭这个本事“吃一口饭”。于是，父亲为3岁的儿子在自己的军队乐团里找了一个小提琴老师。从此，汪峰被逼迫无休无止地练习小提琴，并叫这个跟自己父亲年龄相差很多的老师为“李叔叔”，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都是解放军叔叔”。
从4岁开始，在近乎军事化的小提琴训练里，音乐带给汪峰更多的是巨大的痛苦。他在多次采访里都婉转地批评了父母当初的决定。“如果我的女儿对音乐有兴趣我也不会让她唱，除非她拼死了要搞音乐，我才会帮她。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没有小孩会对乐器有兴趣。作为父母也应该想一想，这其实是对一个孩子天性的磨灭，是很残酷的。你问郎朗，如果他说小时候忽然有一天无比热爱每天练8个小时钢琴，他肯定在撒谎。”
父母期望汪峰成为一个音乐家。但在参加了儿子1994年在北京音乐学院的毕业演出之后，他们的这个愿望极为难堪地破灭了。在父母眼中，北京音乐学院是一个“严肃的高雅艺术殿堂”，在那个舞台上，当看到自己学了13年小提琴的儿子留着“吃顿饭都看不到他的脸”的长发，在一群穿着西装演奏古典音乐的学生之中突兀地唱着摇滚时，他们痛感面上无光。
“音乐学院整个氛围是高雅的，我们希望他也能搞高雅艺术，穿西服革履，打着领带，拉着很优美的小提琴。”汪峰的母亲说。
经父亲介绍，汪峰在毕业之后进入国家芭蕾舞团担任小提琴伴奏，他很快就觉得国家机关的气氛太可怕了。“同龄人在这儿基本都过老年人的生活，每天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排练演出就是聊天、打麻将……如果这就是我要过的生活，我过去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
1996年，辞去工作后的汪峰成了一个专职的摇滚歌手。从一开始，科班出身的汪峰就表现出了对音乐和金钱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有一个半月，他天天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骑自行车去给人送自己的专辑小样，他的目标非常简单，自己要找的人是否懂音乐不重要，“只要是我认识的，比我富裕的就行”
1997年，汪峰与自己的乐队鲍家街43号签入京文唱片，当时，大部分的摇滚音乐人都曾被网罗在这个公司旗下，比如崔健、唐朝、罗琦。但现实的收入很快令汪峰愤怒了。他们第一张专辑的收入仅有一万两千块，“而且这一万两千块还要乐队成员加经纪人一共六个人均分。”到了发第二张专辑，有一件事情最终促成他与公司终止了合作。
“他们有一天特别高兴地跟我说，我们把你们乐队的专辑买一送一地卖给了一个香港公司，他们可以把唱片发行到除中国内地外的整个华语地区。我一想这事太好了，就问他们说多少钱？他们跟我说完之后，我觉得真是太过分了，那两张唱片其实等于是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至少10年对生活所有的梦想和理解，他一共卖了5000美金。”汪峰当时就跟老板说，如果你卖了5万美金，但跟我说卖了5000美金，我还会和你合作，说明你有本事把我的专辑卖到这个价钱。“恰恰因为你告诉我，你就卖了5000美金，我才觉得特别悲哀。”
1999年，当世界知名五大唱片公司华纳进入大陆的时候，汪峰在深圳的一个歌迷将《花火》的小样给了当年华纳唱片中国公司总裁许晓峰，但听过小样之后，他们告诉汪峰，华纳不打算将整个乐队签到自己的旗下，他们只会和他一个人签约。
考虑了一个月之后，汪峰决定签约华纳，跟乐队成员分道扬镳。之后回忆这一时刻，他承认这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汪峰对乐队解释自己的决定时说：“如果我选择保留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签约了，也不是做不到，但是过不了一两年，我肯定会在心里怪你们，而且我也会骂自己。因为我知道，在此之前自己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的整个行业在国内是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尝尽了苦头，它最终的结果就是死。我身边当时就有和我一起起步，然后干不下去的人，我不希望那样——而我想要一直做音乐。”
“没办法，这是我能让我的音乐更往上走的一个平台，我没有其他选择。”对于汪峰而言，当时“华纳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唱片公司”。
日后，当脱离了乐队的汪峰在商演市场上声名鹊起的时候，他立刻显示出了个体户的“优势”——这是许晓峰在当初和他签约时就已经预见到的。
“当汪峰出场费还只是1万元的时候，如果乐队成本是3万，谁会请他？如果当时华纳把汪峰和鲍家街43号一起签了，两个都会死，所以我们只做汪峰。等到汪峰成功了，个人出场费超过30万的时候，如果给乐队开3万块钱，别人就不会觉得价格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