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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到底谁杀了闻一多?(1)


  岳南

  一闻一多死了

  闻一多生于1899年10月22日,死于1946年7月15日,一生不足48岁。

  1967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写过一篇《谈闻一多》的长文,文中不无伤感地说:“年轻一些的人对于死去不过刚二十年的闻一多往往一无所知。在美国,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士对于闻一多却是相当注意的,以我所知,以闻一多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即有好几起。但是好像还没有人写闻一多的生平事迹。”又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抗战军兴之后,一多在昆明,我在重庆,未能晤面,通信也只有一次……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诗人学者之闻一多。”因而,“我现在谈的亦以此为限。‘闻一多在昆明’那精彩的一段,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最后,梁氏对闻一多的遇难,发出了“千古文章未尽才”之浩叹。

  梁实秋所说“年轻一些的人”对于闻一多的事迹一无所知,当是专指台湾孤岛上的年轻人而言,在大陆的情况并不如此。闻一多作为革命英雄人物,其雕像与纪念馆分散于清华校园与闻的家乡等多处,年轻的学生也从课本或阶级教育课堂上,或多或少地知道这位民主“斗士”的生平事迹。只是对具体细节和背后隐密不甚其详罢了。

  既然美国和中国大陆加上后来台湾的梁实秋等文人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撰写了闻一多的生平事迹与研究闻氏学术成就的硕士论文,“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等等前因后果,也早由吴晗等说了个大概--尽管口号多于内容,本文不再饶舌,而专就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闻一多遇害真相做一考证与叙述。

  话说1941年夏,闻一多携家离开了昆明郊外陈家营,搬到茅地村一个破庙里暂住。秋,又搬到昆明北郊一个不大的叫司家营的村子住居,这是闻家在昆明住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也是闻一多由一个学者变为“斗士”极其关键的“转捩点”。闻一多有了“闻疯子”与“闻一多夫”等绰号。后来,闻一多离开了司家营,携家来到了他兼课的昆华中学住居。当时政治风潮越演越烈,闻氏以他的诗人性格,于风高浪急中踏着浪尖前行。再后来,昆中换校长,新校长奉上级意旨解聘了鼓动风潮的闻一多,闻只好卷起铺盖搬家,恰好联大新盖了几所教职员宿舍,闻一多抽签得中,搬到联大历史学教授吴晗一家对面,从此与已成为左派激进分子的吴氏“成天在一起,无事不谈,也无话不谈,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自此由“闻疯子”一脚踏上“斗士”的不归路,直至命赴黄泉,一死成名天下知。

  1946年6月25日,也就是闻一多被暗杀的前20天,主持西南联大事务的梅贻琦在南京与教育部长朱家骅同赴蒋介石官邸汇报联大复员事宜。面对蒋介石的垂询,梅谓:“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又说:“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此数人之如此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旦发泄,火气更大。”按梅贻琦的观点,闻一多、吴晗等人之所以成为“斗士”,实因穷困生活所迫,假如学校北返,教授待遇提高,一切问题皆迎刃而解。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仅隔20天,闻一多竟砰然倒地,喋血街头了。

  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合大学最后一批学生搭车离开昆明,学校只有一少部分待机北返的教职员与留守人员。当晚,民盟昆明支部主要成员李公朴在外出时遭不明身份者枪击死亡。李氏一死,此前与李同一条战壕并肩战斗的闻一多不能携家乘机北上,必须等办理完李公朴的丧事之后才能离昆。当时昆明城风传下一个遭暗杀的人就是闻一多,但事已至此,闻一多也就顾不得是真是假了。

  7月15日下午,闻一多大着胆子出席在云大礼堂举行的李公朴生平事迹报告会,发表了后来颇为著名的《最后的演讲》。会后,闻又与楚图南一起来到府甬道十四号民盟所属的民主周刊社主持记者招待会。会议将要结束时,为防意外,闻一多的大儿子闻立鹤特地前来接迎。会毕,闻家父子一同走出周刊社向西仓坡家中奔去。在离家十几米处时,突然从仓门里窜出四条彪形大汉,喝声站住。闻一多父子刚一站定,尚未开口说话,一颗子弹飞来,击中闻一多脑袋,闻立仆。闻立鹤见父亲脑浆迸裂,倒地不起,立刻赴上前去以身掩护。紧跟着几颗子弹飞来,闻立鹤中弹倒在血泊中。

  对这一血腥场面,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回忆道:“五点多,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枪声就在近处,我的心顿时像爆炸了一样,意识到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拼命往大门口跑去……只见一多父子横一个、竖一个倒在血泊中,西仓坡上空无一人。我抢上去抱住一多,鲜血立刻染红了我的全身。他面色苍白,大股大股的鲜血还在不断涌流,鲜血中还和着白色的脑浆。他双目紧闭,嘴唇微微张了一下,我抱着他的头,拼命呼唤他,但他的面色已经逐渐发黑,嘴唇也渐渐变乌了。我又强挣扎着往立鹤那边看去,他满身鲜血,瞪着两只充满仇恨的大眼睛。我只觉得眼前一片眩晕,什么也看不见了。”

  不幸中的万幸,身中数弹的闻立鹤被送医院抢救三天后保住了生命。

  梅贻琦在南京向蒋介石禀报了西南联大与清华复员情形后,于7月5日转由重庆返昆,十天之后闻一多遭暗杀。当晚,梅与联大教务长查良钊急电教育部,电云:“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子重伤。同人极度恐惶,谨先电闻。”晚12点,美国驻昆领事馆副领事Roser率领两名美军,用吉普车把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张奚若等十余人接到美领事馆暂避。

  次日,梅贻琦携夫人到云大医院看望闻一多夫人高孝贞与儿子闻立鹤伤势,知“肺部曾受三枪,今早已停止出血,腿部中二枪,一大腿骨已断,枪弹尚在内。但此子体格甚好,或能出险。医院中闲人甚多,盖李公朴遗体于今午火化,故来看热闹者特多也。”

  随着“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闻一多惨遭暗杀,海内外舆论为之哗然,或为其鸣不平,或为政府而洗刷,或编造故事借以渲染政治局势之紊乱。在重庆的民盟领袖梁漱溟等人发出了捉拿凶手的呼声。中共方面遥相呼应,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亲自致唁电向高孝贞表示慰问。一时间,好事者愿募其捐,风骚之士冒其名而赋诗,丝竹之辈仰其行而撰歌,其势喧腾,莫有比之者。

  二凶手是谁

  在这股狂潮汹涌下,国民党最高当局不得不下令追查枪杀案的真相与凶手,予以惩办。

  关于闻一多被暗杀的背景及惩凶经过相当复杂,其中许多未解之谜,几十年来一直为台海两岸研究者所关注并争论不休。概言之,此案大体有以下几种悬疑。

  按闻一多之孙闻黎明与侯菊坤所作《闻一多年谱长编》说:“这是一次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早在五月间,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霍揆彰即命令稽查处上校处长王子明、中校情报科长单学修等人布置四个特务组收集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楚图南、艾思奇等五十余人黑材料。六月二十八日,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七月五日,南京国防部给霍发来密电,同意霍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七月六日,霍揆彰在设在翠湖的警备司令部内召开秘密会议……会上,霍揆彰令王子明负责布置行动科暗杀先生与李公朴、朱家璧、龙纯曾四人……十一日,特务汤世良(即汤时亮)、吴传云、赵凤翔等暗杀李公朴。十二日,另一行动组组长崔镇山召开组员会议,下令三日内刺杀先生,不准留活口。遂即决定秦永和、崔宝山等守候学校门口,跟踪先生;李明山(即李文山)、钟刚潜伏西仓坡;崔镇山、欧阳天化、刘锡林在翠湖边随时准备策应。”又说:“十五日,先生出席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大门,便被特务跟踪。先生在云大至公堂演讲时,蔡云祈、尚福海便混在人群中,他们本想动手,但慑于环境,便打电话向王子明请示,王指示说等先生回家再动手。下午五时十五分左右,先生与闻立鹤从民主周刊社出来,走到离家门十余步处,被早已潜伏及跟踪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李明山、崔宝山、刘锡林、何毅等前后夹击,左轮手枪、快慢机(德国造的二十响)一齐射向先生和闻立鹤。李明山还在闻立鹤腿上补了一枪。”

  《闻一多年谱长编》的这段记述,是根据云南省公安厅所藏解放初期审讯特务王子明、单学修、吴传云、崔宝山等人的记录及本人交代材料编写而成,提供材料者乃云南省公安厅工作人员喻芳。应该说对方提供的属于第一手材料,颇为珍贵和可信赖。但结合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录与日记,有些地方恐不尽合理,有些地方还需重新提出加以探讨。若按闻黎明之说,既然霍揆彰、王子明赴南京向陈诚汇报,并“呈上黑名单请蒋介石圈定,旋返昆待命”,这就证明蒋介石此前知道此事。但当时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却另有说法:“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暗杀后,许多人都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凤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干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据说蒋介石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原因是他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表面上伪装民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阴谋。血案连续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便派新上任的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彻查,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唐纵接令后,立即做赴昆准备,行前专门拜访了取何应钦而代之的政坛新贵、军政部长陈诚,当谈到李、闻案时,陈非常坚决地表示,“此事件决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

  当唐抵达昆明后,通过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以及受蒋介石亲自指派赴昆协助唐氏工作的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程一鸣等侦察破案高手的协力合作,认定李、闻之案就是霍揆彰指使部下所为。李、龚、程三人均系军统特务,乃人中之杰,具有丰富的侦察与反侦察斗争经验。为了坐实此案,在唐的指示下,几人亲自到闻一多被暗杀的西仓坡现场勘察调研,经过提取残留物证、反复测量查验,结合当天目击者的指证以及现场残存的军用吉普车的辙痕等蛛丝马迹,认定闻一多就是死于云南警备司令部霍揆彰部下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