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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曾仲鸣之死(1)


  王凯

  曾仲鸣的一生与汪精卫密不可分,他的名字之所以被广为人知是因为汪精卫,他在河内饮弹而亡也是因为汪精卫。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都至重庆,中日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敌对与僵持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和军方开始了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诱降工作,企图以所谓的“和平运动”来屈服中国。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携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曾仲鸣等人从昆明秘密飞往河内,随即发表通电提出“和谈”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艳电”。汪精卫的通电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汪精卫,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氏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

  1月4日,日本政坛又发生地震,引诱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辞职;原本答应汪精卫响应“和平运动”的龙云、张发奎、何健等地方实力派人物也都变了卦,这让已和蒋介石撕破面皮的汪精卫措手不及骑虎难下。重庆政府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趁机派人劝汪离开河内去欧洲暂居,据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一书介绍:“1月30日,蒋最后决定派原改组派成员、汪的老部下谷正鼎赴越,同时送去护照和旅费50万元,劝汪去法国等地疗养。谷转达蒋的意见称:‘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考虑再三,准备去欧洲观望一下形势再说。但就在这个时候,汪在河内的寓所遭到军统特工袭击,汪之秘书曾仲鸣身中数枪而死,其妻方君璧也受重伤。

  汪精卫本打算在曾仲鸣陪同下赴欧,突如其来的枪声让他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1939年4月25日,汪从越南海防启程,登上一艘货轮驶往上海,从此走上了不归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曾仲鸣之死改变了中国抗战的历史。

  一与汪精卫在巴黎结缘

  曾仲鸣与汪精卫的关系说来话长。

  1909年年底,汪精卫与同盟会中的一批精英分子成立了一个暗杀小组,准备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其中有三名与汪精卫誓同生死的女性:曾醒、方君瑛和陈璧君--这位曾醒就是曾仲鸣的姐姐,方君瑛、方君璧和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亲嫂子,也是同盟会元老级的女会员。

  对于这次行动的结果大家都耳熟能详,暗杀失败,汪精卫被清廷逮捕。审理此案的肃亲王善耆钦慕其才,决定免他一死,判为终身监禁。陈璧君买通了狱卒,给汪精卫写了一封热烈的求婚信,汪精卫看后大为感动,这次未果的暗杀行动,成全了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感情。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结婚,然后与方君瑛、曾醒等人共同赴法国留学,这些人中就有曾仲鸣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方君璧。多年以后,曾仲鸣之子曾仲鲁回忆说:

  因为有了这些生死与共的经历,方君瑛、曾醒与汪精卫、陈璧君之间结成了一种特别深厚的情谊。那时候的他们也都是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革命之前都曾宣誓过: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愿意功成身退、解甲归田。他们只希望政府能提供一笔官费可以出国读书。袁世凯已经上台,他当然乐得把这些革命党人送出去,以免留在国内多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下来。他们四人得到的官费很优厚,每一份足够两个人用,所以方君瑛就决定带她的妹妹方君璧,曾醒带了儿子方贤俶和弟弟曾仲鸣,陈璧君带了她的弟弟陈昌祖,加上汪精卫,一共八人,于1912年乘船离开中国。那一年,曾仲鸣16岁,方君璧14岁。父亲在家里排行第十,他们当时喊他“十弟”,排行十一的母亲则被喊“十一妹”。

  汪精卫一行来到法国巴黎南部的蒙塔日城,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方君璧当时叫方君玉,陈璧君非常喜欢这个小妹妹,汪精卫觉得“君玉”这个名字不好听,他说既然陈璧君喜欢十一妹,俩人的名字又都有一个君字,不如就叫“君璧”吧。方君玉很尊重这位“四哥”(笔者按:指汪精卫),于是便改名为“方君璧”。

  曾仲鸣和方君璧一句法语也不会,便先到语言学校学习。学校是寄宿制,每周回家一次,当时蔡元培、李石曾等留法前辈也在蒙塔日城,每逢曾仲鸣和方君璧回家,蔡元培和汪精卫就指导他们学习中文,蔡元培教古文和书法,汪精卫教历史和诗词,曾、方两人的文史底子就是汪精卫和蔡元培给打下的。

  1914年夏天欧战爆发,为了避开战火,这个中国大家庭转移到了法国西南部的港口城市、世界著名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方君璧考上波尔多美术学校,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后来又考入巴黎国家高等美术学院,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曾仲鸣开始学化学,波尔多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巴斯德学院攻读硕士。由于曾仲鸣经常与汪精卫接触,汪诗词文章俱佳,曾耳濡目染,也喜欢上了文学,后来转到里昂大学文学系就读,最后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留法期间,方君璧的姐姐方君瑛经常拿自己与汪精卫、陈璧君和曾醒的关系教育妹妹和曾仲鸣:“你们应该像我们一样,犹如兄妹,好一辈子。”方君璧把姐姐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她从小就与曾仲鸣一起长大,称得上是两小无猜,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仲鸣对君璧的感情悄悄起了变化,他爱上了这个漂亮的小妹妹。君璧听了曾仲鸣的表白后非常生气,感觉他亵渎了纯洁的兄妹情,也辜负了姐姐的期望,于是便不搭理曾仲鸣,据说两人整整两年没有说话。

  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汪精卫等人经常回国给孙中山帮忙,大家庭里有时只剩下曾仲鸣和方君璧两人管理几个更小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和好如初,并且很快坠入了爱河。1922年,在汪精卫、陈璧君、曾醒和方君瑛祝福下,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风景如画的安纳西湖畔走到了一起。许多年以后,方君璧在她与曾仲鸣合著的《颉吭楼诗词稿》序言中充满感情地回忆说:“我仅一岁多,扶床学步的时候,即与你相识了。你常笑我说,我小时候打破了你许多泥人玩具。稍长,我们同窗共砚,互相琢磨,十一年后始结婚。所以我们两人的情感,不只是夫妇,同时也是兄妹,同时也是朋友。”

  二才华横溢的文人

  曾仲鸣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不仅写得一手好诗文,而且对法国文学也颇有研究,素有才子之名。

  1921年,中法大学海外部在法国里昂成立,称为里昂中法大学。学校由吴稚晖任校长,曾仲鸣以秘书长身份负责日常事务。据曾氏后人介绍,这个秘书长的工作非常芜杂,从学生的学费到谁的自行车被盗这样的事都得管,但正是这段经历让曾仲鸣得到了历练,也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苏雪林当时也在中法大学读书,与曾仲鸣有过接触,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曾的文才印象颇深:“曾见仲鸣翻译的一首法文长诗,笔法苍古,意义渊深,比之汉魏人诗作亦无多让。留学生中居然有此等人物,可称难得。”

  苏雪林出身书香世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且心直口快,她的这番话应该不是泛泛而谈。曾仲鸣也将苏雪林引为同道,后来他用法文翻译了一册《中国无名氏古诗选译》,出版后专门送给苏一本,上书“雪林女士指正曾仲鸣敬赠”的字样。这本小册子印数不多,只有一千册,目前国内还有书家收藏。

  在法国期间曾仲鸣还与孙伏园、孙福熙合作出版过一本游记散文《三湖游记》,当时孙氏兄弟游学法国,与曾仲鸣夫妇同游著名的三湖,相约作文以记之。后来孙伏园作《丽茫湖》,孙福熙写《安纳西湖》,曾仲鸣写了《蒲尔志湖》和《谈谈三湖游记》。四篇长文合成《三湖游记》一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前还插入了方君璧在三湖写生的几幅图画,十分精美。

  关于这本游记,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在《余时书话》中有专文介绍,他对曾仲鸣的《蒲尔志湖》一文评价甚高:

  曾仲鸣的《蒲尔志湖》,更是别一种写法。他几乎不写目见的大湖,而是介绍这个被称为“诗人之湖”的人文史料,讲述了上个世纪发生在湖畔的一件哀婉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湖上情侣”的故事。这便是年轻的诗人拉马尔丁和查理夫人的一段恋情。这是法国文学史上极富情节性、也极为动人的一个爱情故事。……后来以此为题材而创作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至今在湖畔还有不少遗址被保存了下来,任后人参观凭吊。曾仲鸣没有走文学的道路,而是一个热衷政治的人,但他写三湖之一的设计还是成功的。至于他后来追随汪精卫,一起投奔日本侵略者,终于因此而毙命,也是罪有应得,遗臭于世人了。

  走笔至此,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以曾仲鸣之才,如果从文当会如何?

  可惜历史不会也不可能有假设。

  三汪精卫的心腹

  1925年,曾仲鸣夫妇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汪精卫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他想起了“从小在他身边长大,像弟弟又像学生的曾仲鸣”,便邀他来帮忙。曾仲鸣毫不犹豫地来到汪精卫身边,担任国民政府秘书,正式开始了与汪同命运共进退的政治生涯,直至生命终结。

  曾仲鸣自少年起就随汪精卫留学法国,后来又随他学习国学,两人情同手足。更重要的是,曾仲鸣对汪绝对忠诚,曾长于文学,并非政治上的干练之才,汪精卫之所以委以重任,看重的正是他的这份忠诚。方君璧对汪则是崇拜,在她眼里,夫君曾仲鸣还有不少缺点,但四哥却绝对是个完人。汪精卫临终时,方君璧以一弱女子之身远赴日本,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汪见了最后一面。而汪精卫在病势危急神志不清时,也高呼曾的名字,由此可见曾仲鸣在他心中的分量。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不谈,他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令人动容。

  曾仲鸣夫妇与汪精卫陈璧君亲如一家,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公博去汪精卫家谈事,据他回忆:“我到汪先生楼上,汪先生不在卧室,而睡在楼上厅中一张帆布床,面色苍白,显然病很沉重。汪夫人见我来,问我有什么要事,而曾仲鸣夫人方君璧正在调药递给汪先生。”从这个小小的细节上,可以看出两家的这种亲密关系。

  对于曾仲鸣,高宗武如此评价:“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曾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他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但两人的个性是不同的。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汪滴酒不沾,也从不劝别人喝酒,不喜欢夜生活,对强悍的妻子绝对忠实。”高宗武曾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长期主持对日事务,是汪精卫的主要幕僚,也是日后著名的“高陶事件”主角之一。高宗武与曾仲鸣经常接触,了解颇深,他对曾的评价值得后人参考。无独有偶,民国报人喻血轮也在《绮情楼杂记》中对曾仲鸣与汪精卫的关系及其私生活作了一番绘声绘色地描述,原文不长,今抄录于下,供有心者研究、借鉴:

  二十七年在河内被刺之曾仲鸣,为汪精卫最宠信之人,其人小有聪明,亦能摇笔为文,故汪倚为左右手。民十九(1930年),曾随汪赴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北平为平剧大本营,名伶辈出,当时有坤伶主席新艳秋者(本名王玉华),色艺俱佳,曾一见钟情,每日必往捧场,掷巨金不惜。时艳秋正豆蔻年华,曾又炙手可热,遂获作入幕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