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12日，在辽宁省朝阳县参加赵尚志殉国70周年研讨会，在会上看见一本白山出版社的新书《东北抗日联军精神》。我好奇地一看，竟然用张鬼子照片做封面。当然作者并不知道出版社擅自改了这张照片，因此造成读者第一眼看到的“抗联”照片竟然是假的，而且是追剿抗联的鬼子的照片。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在敦化东南约25公里迷魂阵地带牛心顶山附近搜索到了崔贤土匪山寨。
这张照片我并不是第一次见到，长春党史部门出版物中也用了这张照片，煽情地解说是“我英勇的抗联战士”。
1995年第1版，广东旅游出版社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由扬克林、曹红编著，陈香梅女士作序写到：“日本有人在改写历史，如果我们连一本完整客观的抗战画册都无法编印出来，就将面对历史真相被刻意歪曲的现实，我们将无颜以对先烈，无颜以对后代的诘问。”不过，很遗憾地发现，在这本巨型画册中的第482——483页跨页刊登了这张照片，并注释为：“密林中的抗日联军战士”。
抗联研究者史义军也发现，白山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仍然有这张照片，下面的文字说：“东北抗联第二路军一部在吉林敦化县牛心顶子一带准备打击敌人”。其实经常在这活动的抗联是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而不是第二路军。
凭什么认为这张照片是真的？又凭什么认为是假的？
判定是不是抗联第一条件是服装，可这张照片都穿鬼子服，一目了然。为什么又被许多专家当做抗联呢？
抗联被有些文艺作品刻画成身着大棉袄、二棉裤、狗皮帽子的土匪形象。当时抗联有被服厂，自己设计军服。由于条件艰苦，日军对布料，尤其是红布控制非常严格，这些军服难以统一到抗联全军，“一律穿着整齐的保护色的军服”很难实现。抗联战士就把布料用树皮染上色，有限的红布制成军旗、五星、袖标、胸章，极端困难时甚至还用红桦树皮或红树叶制作，以便能体现共产党的特色。而根据现有的在国内拍摄的抗联照片，服装大都不甚整齐。如果身着整齐军装，基本都是缴获的日军军服。按照这一逻辑，上面这张穿鬼子军装的人被许多人当成了抗联。当然1942年8月以后，东北抗联在苏联境内成立了“教导旅”，指战员全部身着苏联红军军服，并佩带军衔，这显然另当别论。
再看这张照片，有的军帽上明显带着帽徽和领章，还有人披着斗篷，穿着皮靴，应该是一位军官。不过，个别军衣显得发皱臃肿，似乎有点不如通常的日军服装合体。
之所以认定这张照片不是抗联，是因为我有清晰的原版照片。在《野副讨伐队相册》中这张照片有“在敦化东北约25公里迷魂阵地带牛心顶子附近可以找到崔贤匪的营地”这样的日文说明。
崔贤，原名崔得权，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第十三团团长，陈翰章的部下，进入苏联后担任第一营第一连连长。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雪中搜索敌人。
1939年6月24日，陈翰章在牛心顶子处决前来诱降的伪吉林省警务厅警备科长西濑户秀夫、伪敦化县副县长三岛等4人，予敌诱降瓦解阴谋以沉重打击。
1940年春，活动在这一地区的还有抗联第五军、吉林德惠籍的陶净非部，日军独立守备第八大队2000多人和伪军实行残酷的“蓖梳山林战术”，破坏了牛心顶子的多处密营，粮食给养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因此日伪军在此留影。
这张照片上如果是抗联，就没有必要穿戴鬼子军装招摇；如果是抗联伪装成鬼子，书籍应该标注清楚，避免读者糊涂。再就是我收藏的这张照片和这本相册其他照片同样清晰，同样尺寸，都标有日文，都是日军统一拍摄的，抗联当时缺少必要的照相装备，难以拍出这么好的照片。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踏入一步就分不清方向的像迷宫一样的牛心顶山（敦化南25公里）附近。在迷魂阵侦查中的讨伐队。
野副讨伐队中有很多人是原东北抗日联军投降后的士兵，他们反咬一口，成为讨伐昔日战友的骨干。也不排除这些人中就有伪军——中国人。如果说他们就是“抗联”，他们却变成听命于鬼子的叛徒，玷污了抗联这个光荣的称号。如果非要用“英勇”一词修饰，日本右翼教科书这一措辞更为合适。
一张用错的照片，竟然可以解读出这么多的问题。急功近利，是各行业通病；学术不严谨，是目前“正常”状态。不求甚解，以讹传讹，隐恶扬善，带着结论找证据——官办史志的通病，所以导致此种国际玩笑频出，难怪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承认。因为最初使用这张照片的人错了，就一错再错，后来使用者不去深究，想当然就用，假话千遍成真理。既然是一个民族的通病，我们也无需过分责备某个具体出错的学者，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难免反正样的错误。改正错误就是好孩子。知错就改，承认错误才是进步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