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期间，日本共扶植了五个比较大的伪政权，比如伪满洲国，组织了治安军等等各种名目的伪军组织。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定都“新京”（长春），末代皇帝溥仪任“执政”，后为“皇帝”。日本人为殖民机构副手，但掌握实权。溥仪一言一行均受到监视和操纵，庞大的军警特务机关严酷统治3000万东北人民。战后审判时，傀儡溥仪辩解道：“我不干这差事，全叫日本人干，中国百姓就要更遭殃！”
伪满国歌唱道：“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把伪满的国旗也编成歌曲：“国旗扬扬扬，红蓝白黑满地黄……”还挺朗朗上口的，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
为建设“王道乐土”，鼓吹“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互相提携”。有的“协和会”横征暴敛，百姓就称为“蝎虎会”。
凡属协和会员，发给白地红字上写着“满洲帝国协和会员”字样的门牌，着装为草绿色暗扣“协和服”，戴“协和帽”，青年学生穿戴“战斗帽”，和日本军服有些类似，以至于有些人看到中国人穿协和服以为是鬼子。
协和会的主要工作是遵照“五条纲领”，即“建国精神之发扬，国民生活之向上，宣德达情之彻底，民族协合之实现，国民动员之完成”开展活动，并把主要着眼点放在青少年身上，实施奴化教育训练。适龄青年如果应征国兵不合格，称“国兵漏子”，将其编入勤劳俸仕队，参加义务劳动。一旦“违纪”，就互相打嘴巴子，称为“协和嘴巴”。人格受辱，皮肉受苦，难以言状。
还进行奴化宣传，演出内容主要配合形势，大唱“满洲帝国国歌”、“日本国歌”以及“满洲姑娘”等流行歌曲。
宗教上，日本强推其所谓的“天照大神”让中国人信奉，连溥仪也要礼拜如仪。东北各地都建有日本神社，就连德惠县城内也有。1942年5月，中国工人被日本站长带到德惠神社，庆祝日本军队攻陷新加坡。
不少老百姓受到愚弄，甚至以为日伪能建设好“满洲国”，都积极支持，出工出力出人。
伪满军事力量由“满洲国家军队”、“后方警备”、“治安维持”三部分组成，归日本关东军控制。
因为溥仪曾颁给步、骑各团军旗一面，每年九月十五日举行军旗祭，如同他亲临各团一样，无论何时，无论何人见着都得行礼，学生全体参加，商、民也得派代表参加行礼，献纳祭礼金，宣读溥仪颁发的军旗诏书，内云“朕是尔等大元帅，尔等是朕的股肱”等语。
伪满海军成立于1932年2月15日，起初拥有5艘舰艇。1939年名称改为“江上军”，人数约为2000人，执行河川警备任务，渤海另有一支海上警备部队。
国兵奖状
1937年，“满洲国家军队飞行队”成立，1944年4月以后，隶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指挥，最多时有110架飞机。
1938年颁布《国兵法》，规定20至23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不适合服兵役者要参加“勤劳奉公队”，从事土木工程徭役。
那时的日军十分威风，就连伪满的“国兵”也地位高，有威望，受人爱戴或者畏惧。有人弄到一身“国兵”大衣，穿着很威风。去别人家串门，主人让炕里坐。进入集市，摊贩顾客纷纷让路。看到有人在路中间卖货，抱怨了一句，吓得对方连忙收拾东西溜之乎也，老百姓称之为“打腰”，意思是很气派。
张景惠、张海鹏、于芷山、吉兴四人获得将军军衔，跟在日本侵略者屁股后面狐假虎威。在《野副讨伐队相册》中，有个面带微笑、身材微胖的伪满将领到前线慰问野副讨伐队，他是治安部大臣于芷山。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1940年11月到讨伐队司令部访问的于芷山治安部大臣阁下。
于芷山（1879-1951），辽宁省台安县人，和少帅张学良、伪满总理张景惠同乡。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杜立三处从匪，1903年到奉天参加清军。1914年4月入奉天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接连升迁，任师长兼张作霖侍从武官长、东北军第30军军长。1928年调任东边道镇守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公开降日，任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总司令。1937年任伪满洲国军政部大臣。同年5月，出于“治安”的需要，军警合并成立治安部，以便镇压抗日力量，治安大臣正是于芷山，他亲手指导了围剿抗联的行动。抗联将领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等牺牲后，头颅都要放在于芷山的桌上给他过目，听取汇报。日本投降后，逃往北京匿居，后被逮捕归案。1951年5月2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逝。
日本投降时，伪满军队被缴械，约有二十余万人投奔中共林彪的第四野战军。
遗憾的是，最精锐、最体面的伪满军“国兵”却在伪满倒台后洗劫了伪皇宫内小白楼藏有的大量字画珍宝。比如“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和书画家苏轼的名作，包括这幅画卷在内的许多书画被趁乱抢走，年幼的孩子却当成了玩具，造成了卷首破损，最后家人献给国家。
伪满警察五花八门，诸如铁路警察、森林警察、边境警察、司法警察、卫生警察、文化警察、矫正警察、辅导警察等等，警察人数达10万多，有大量的原日本警察、宪兵，还有一定数量台湾籍的，统称为“日系”；朝鲜族的称“鲜系”；而占伪满警察总数90%的中国人则被称为“满系”。老人常说“伪满警察甚至比日本人还坏”。
这些警察特务编造各种罪名，随意逮捕殴打无辜。哈尔滨一提起三大恶警“白菜（蔡）叶”，路人纷纷退避三舍，甚至连哭闹中的小孩也吓得止住哭声。
“白菜（蔡）叶”，是指伪满警察白受天、蔡圣孟和叶永年。
白受天，是三大恶魔之首，欺压百姓罪恶累累，大肆搜捕无辜的群众，扣上“国势犯”、“经济犯”、“思想饭”的帽子，逃脱不了刑讯逼供的厄运。在一年之中，经其亲手抓捕的人即达百余名。并巧立名目处以重金罚款，敲骨吸髓。
蔡圣孟率日伪警察特务逮捕爱国志士和抗日民众220余人后，用军刀、机关枪集体大屠杀，然后点火燃烧。历次“大检举”均有他参与，鱼肉百姓、掠人钱财、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将18名中共干部全部活埋。
叶永年无故逮捕农民蒋绍先等12人，其中4人身遭重刑之后惨死，并无端将厨师王保成毒打致疯致死，抗日联军干部高云峰等32人被施以毒刑后集体活埋。抗联干部曾守诚、刘朋义等42人被捕后，叶永年用“金、木、水、火、土”等5种刑罚百般折磨，并集体枪杀、焚尸灭迹。在“三肇血案”中被捕的抗日军民，被叶永年等人“上大挂”、“燕飞”、“打秋千”，甚至把电线插入生殖器过电等酷刑折磨致死的有数十人。1945年11月，枪杀民主联军战士10名。
难怪东北有首歌谣讽刺：“伪满的小警察呀，叫人真害怕呀；下屯他要鸡蛋哪，不给他就骂呀；进门他自己找哇，不许人说话呀；来了那日本鬼呀，洋刀碰大腿呀，走道他晃脑瓜呀，说话他抿嘴呀，见人他就打呀，说的是日本话呀。”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无枪的人拥有锄头，从无枪抵抗主义变成有枪抵抗主义。图中是奋起的村民。
不过，单纯依靠日军，单纯依靠伪军和伪警察，也难以消灭抗联。正是广大老百姓被愚弄，或不知国家民族为何，都被动员起来，才导致抗联被彻底孤立，直至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