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联兵员的来源渠道很多。除了联合土匪，自动入伍外，还有其他多种手段。根据日伪情报记录：“党部募兵，经选拔入队，因本溪、宽甸地区没有地方党部，袭击村落或使政治委员潜入村落，担任反日宣传讲演，征募希望自动参加的人，伴随集团部落的组成和保甲制度的实行，户口调查严密起来，以致不能接近居民，募集队员颇感困难，依靠绑架带走，进行政治训练强迫劝诱。”
由于兵员来源复杂，战斗任务繁重，许多抗联战士没有多少军事素养，这和关东军有很大差距。
国歌歌颂的是东北义勇军，后来很多义勇军转化为抗日联军，继续作战。东北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爱国军民自动组成的民众抗日武装。1935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留学日本的田汉参照日本的进行曲作词，聂耳谱曲，最后在日本东京完成作曲，4月下旬《义勇军进行曲》诞生。
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30万人。他们大都是胡子土匪发展而来，哪怕光着膀子也要冲锋陷阵，没有那些政客冠冕堂皇的理由。
辽宁兴起邓铁梅、王凤阁等义勇军，吉林出现李杜自卫军和王德林救国军，还有各地自发的农民武装如红枪会、大刀会、黄枪会等纷纷揭竿而起，东北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德惠义勇军当之无愧，至少能拥有国歌一个“音符”或一个“笔划”。这就是当时震动中外的义勇军抗日运动。
东北土匪被称为胡子，抗联也被称为红胡子，一方面原因是抗联劫掠日寇和伪满政府财产，一方面抗联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红色武装。
“爷爷生来不信邪，敢把天地扯半截，松花江是咱娘家的客，兴安岭是咱亲生的爹，头上顶着关东冒烟雪，一嗓子吼出个十三省，一嗓子吼出十三个爷。”
描述东北抗联的电视剧《十三省》，讲的是十三名抗联干部奉命以“结绺子”的方式，装扮成土匪开展抗日的传奇故事。
“五省”是十三人中排行第五的耿殿臣，首领是报号“三省”的耿殿君。两人都是从山东到东北汤原县黑金河矿淘金的工人，后来“十三省”大大都牺牲。
由于思想复杂，意志不坚，加上叛徒、汉奸出卖，德惠抗日义勇军仅一年就失败了，连他们的足迹都无处可寻。加上日本侵略军的猖狂进攻，整个义勇军本身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性，这一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未能坚持下去，到1933年上半年即陷于瓦解。
除杨靖宇外，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李兆麟等都曾在义勇军中工作过。从1932年到1934年，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各地党组织先后建立了磐石、巴彦、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汤原、饶河、珠河、密山、宁安等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并在义勇军瓦解之后，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建立了反日联合军和抗日同盟军。从1933年9月至1936年1月，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在游击队的基础上相继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6千余人，游击区40余县。东北抗日联军中有40多股土匪加入。
东北有这样的民谣：“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白天还是庄稼汉，黑夜背枪变抗联。”
日伪三天两头到乡下来要捐、逼税、抢兽皮、夺药材。许多人不愿受气，常常带着全家躲进深山里。敌人的招更毒，屯里找不到人，就把锅灶给砸了，然后到山里去搜。搜出人来，不是打就是杀。老百姓于是找咱抗联去，相信准给大家做主，就这样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
无独有偶。2002年，我在沈阳结识了一群义勇军将领的后代。他们大都来自农村，穿着朴素，言谈不多，说着一口辽宁土话，让我感到分外亲切和尊敬。透过他们的眼神，仿佛看到先辈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英姿。他们目的不过分，就是要求给前辈一个烈士称号，并享受烈属待遇。然而我至今也没有见到他们谁达到了目的。
高鹏振，土匪出身，报号“老梯子”，寓意步步登高。1931年九一八时，因伤在沈阳养病，亲眼目睹日军侵略，义愤填膺。9月27日，成立“镇北军”，竖起兴中抗日大旗，这就是最早的抗日义勇军。200多人后来发展成千匹铁骑，驰骋辽西，与日寇激战，但是3000多人也曾被16个日本兵撵得跑出60多里。
1937年5月，高鹏振负伤，被叛徒杀害，年仅40岁。房子被烧，5名亲人被害。儿子被迫隐姓埋名，改名叫张汝，由于特殊的经历，胆小怕事。解放后当教师，被批斗，晚年家境困顿，儿子因车祸没钱治而落下残疾。我看到82岁的张汝在病床上写的亲笔信：“岁月流逝，七十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今思亲人，不禁潸然泪下，千言万语，欲诉无从，心绪已乱，写不下去了。”
2002年，最早的义勇军中健在的还有王玉楼。
王玉楼，辽宁黑山县人，1913年出生。属虎，9月初生日，村里属他年龄最大。
1930年，王玉楼受地主迫害，被逼卖了地，换了14支枪，参加了高鹏振的土匪，报号“大快车”、“草上飞”，意思是跑得快。按辈份，高鹏振还叫他老舅。17岁任警卫小队长，管100多人。
九一八后，他在锦州见过张学良，一起吃住。张学良鼓励说：“弟兄们，有我张学良就有你们，中国人不能亲日！”王玉楼每月军饷是张学良发的27块大洋。
他和战友每人骑两匹马作战，一匹负伤或战死后再换乘另一匹。第一仗打死24个鬼子，缴获24支步枪，3挺歪把子机枪。他共打仗几百次，能在马身上打枪，2、3里地外能用枪打在马身上。在辽宁康平、法库一带，杀得日伪军警狼狈不堪。
一次负伤，他自己把肠子塞回去，伤口用鸡皮包上，庆幸的是，40天好了。伤痕如金灿灿的勋章一样珍贵。
王玉楼后来加入杨靖宇领导的抗联。他说见过杨靖宇，我有些不信，怕他记错了。他说：“杨靖宇挺和蔼，大个子，高鼻梁。”我说能有多高，他郑重地说：“比你高多了！”杨靖宇一米九十多。
2001年秋天的王玉楼
1933年抗联攻打哈尔滨日军仓库，王玉楼在撤退中被俘，被以“反满抗日”之名关进监狱。
中国警察用刑，上铁床和滚钉板，灌凉水。日本次长坐在太师椅上乐得直拍巴掌。王玉楼对警察说：“咱都是中国人，你不该这么狠！”他始终没交待根据地位置，手指被打断至今还歪着。
他至今还恨汉奸。我说：“你现在见着汉奸怎么办？”他眼睛一瞪：“我整死他！”“你能打过吗？”我问。“我暗里拿把刀，也得捅了他！”老人坚定地说。
王玉楼在监狱里被迫做军用皮鞋、马靴。后来还修丰满水电站，日本投降才出狱，回到阔别10多年的家乡，娶妻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文革时说他欠日本人民血债，他十分气愤。
谈起自己的生活，老人感叹：“抗日一生，一点好处也没有，一块钱也没给。我不图钱，最主要不平衡。张学良到我眼前，也得给碗饭吃！”他说要去国务院说道说道，地址都打听好了，国务院在北京长安街道南有招待室。有人曾许诺为他办英雄补贴，拿走1000元“活动经费”，这几乎是他全部积蓄，一去了之！老人有些失落，就喝起了闷酒。不过老人也自豪：“死后我也甘心，我没当亡国奴。是中国人，做中国事。”说了能有20多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始终拥护共产党，死后做鬼也是共产党的鬼。”
老人经常动情地想念战友，梦里还与他们欢笑，最后醒来时才发现都已远去，只剩下他自己了。他就经常哭。
我离开他家时，他执意送到门口，小三轮车拐过墙角，我还见他向我张望。我有些神伤，也许不会再见到老人了。
落日余辉，渐渐褪尽，暮色袭人。我离开这块当年义勇军出生入死战斗过的热土，耳边仿佛又回响起那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聆听的旋律，雄心勃勃地走向远方。
国歌作者田汉还写诗，精练地刻画了义勇军光辉英勇的形象。
在长白山一带的地方，中国的高粱，正在血里生长。
大风沙里，一个义勇军，骑马走过他的家乡。
他回来，敌人的头，挂在铁枪上！
抗联利用土匪，日本侵略者也是如此。
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外号叫“土匪源”。从日俄战争到九一八事变，长期在东北从事武装土匪、发展土匪的任务，与东北的各地土匪保持密切的交往，向土匪提供大批的枪支、金钱，以便关键时刻能为己所用。让土肥原贤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土匪领枪领钱时信誓旦旦，表示一定要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但真想使用时，这些土匪们却掉转枪口，加入到反侵略的阵营中。但是还是有许多土匪投靠日本。到了1942年，由于日本军队实力过于强大，义勇军、东北抗日联军，还有纯粹的土匪，几乎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