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酷爱谋略、工于心计的中国人喜欢的谍战剧此起彼伏，比如《潜伏》、《悬崖》等等。尽管剧中狡猾的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绞尽脑汁、损招迭出，但是最终都不是我中共党员的对手。事实真的如此吗？
《悬崖》编剧全勇在哈尔滨实地考察了3个月，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宣称“该剧的每一架刑具，每一支枪械，每一架电台，每一栋建筑，甚至警察厅的内部构造，我都是根据史料而写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真实的或许只是道具，而历史本身远不是那么辉煌。
当时，许多抗联指战员用的都不是真名，因为怕敌人报复家属、摸到行踪，所以重新起名。李坤泰和马尚德，两人都不是东北人，为了便于隐蔽，改名换姓叫赵一曼和杨靖宇，建国后家人才知道牺牲多年。杨靖宇领导的部队，许多人只有编号，班长是1号，副班长是2号，连长、指导员才知道战士的真名，平时聊天绝不许说名字。
古人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抗战期间的东北这句话得到了充分验证。我党打入敌伪内部，日伪打入我党我军内部，互相潜伏，双方站在“悬崖”之上斗智斗勇。笑到最后的是敌人而不是我们，潜伏在日伪内部的地下党员，不幸的是大都从“悬崖”上跌落下去，中共地下组织接连被破获，是导致抗联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吉林德惠县由于距离伪满都城“新京”较近，是日伪当局控制相当严密的地区。在王辅臣准备组织人马起兵抗日时，共产党员赵尚志曾帮助与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诚允取得联系，并获得了支持。
东北车站上，都有日军守备队和日伪警察，他们如临大敌，走来走去，用强盗般的眼光扫视和端详着每一个旅客，遇到可疑的人，就盘查一番。
一位乘客被特务盘查上了，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不会做坏事的。”这句话引起了特务的盛怒，伸起手来打耳光，一面打一面责问：“你是中国人还是满洲人？”但是这位老乡很倔强，一再说：“我是中国人！”来了一个日本宪兵，终于把老乡带走了。
1932年，董雨航从哈尔滨回到故乡德惠成立了共青团小组，后来和中共满洲省委失去联系，于是化装成商人入关到北平和延安。直到1946年才返回东北，任中共德（惠）农（安）县委书记。
中共情报工作者张宝忱、孟庆信、赵瑞环等来到德惠县，住在王敬轩所开办的“合信诚”文具店内，以店员身分为掩护，了解日伪敌情，搜集情报。
德惠毛皮商人李贵福给抗日联军以经济支持，地工人员以走友访友的名义到他家携带资助返回队伍。
但是德惠地下党组织没有形成气候，难以开展较大规模的对敌武装斗争。
共产党员王立川受党组织派遣，改编辽西高鹏振的义勇军，创作《血战归来》讴歌义勇军抗日事迹，1933年发表在《新中华》杂志上。田汉看到后，振奋不已，写出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王立川后来在苏联间谍左尔格领导下，从事谍报工作，不幸在齐齐哈尔被日本宪兵逮捕，英勇就义。
1934年，日伪当局发动“大检举”运动，中共在东北支部和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几乎全被破坏。1937年的“全满大检举”，1938年的松花江下流大检举，1940年的黑龙江省北部的大检举、三肇大检举，1942年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一带的大检举等。同时在南满，以及东北其他各城镇也有许多次的大小规模检举，差不多每一次都有千人以上的被捕，许多被判死刑，无期或有期徒刑者在监狱中也饱受折磨，九死一生者才得以在八一五光复后幸存。
伪满法院要员横山光彦，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2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取得日本高等文官考试司法科的合格证，1940年7月出任伪满齐齐哈尔高等法院次长。1946年3月，被苏军逮捕，押送到西伯利亚。1950年7月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有期徒刑16年。1961年8月被提前释放回国。
横山光彦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犯下了严重罪行，根据他的交代，可以看出抗联地下组织被破坏得何等严重。
1941年秋，驻扎在龙江省昂昂溪的日军田中部队和白丸部队在讷河附近与抗联第三路军发生战斗，打死了第三路军参谋长郭铁坚，并在他的衣袋中发现了一份中共地下组织的名单。日伪如获至宝，于是开始调查和搜捕，破坏了满洲铁路中共北满省委第一执委部。齐齐哈尔的日本宪兵队与龙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合作，经过1个月的侦察，首先在齐齐哈尔、洮南、白城子等地行动，逮捕了革命志士王耀均等40余人。王耀均等38人在1941年秋季以前，以满铁齐齐哈尔铁路局列车区为中心，组织了满铁中共北满省委第一执委部，协助抗联进行斗争。经过横山光彦等人审判，负责人王耀均、组织者史履升、组长周善恩等3人判处死刑；组织者兼书记佟允文、毛殿武、同瑞麟等4人判无期徒刑；侯康文等17人判有期徒刑15年；另外12人判有期徒刑5～8年；还有2人在公判前死于齐齐哈尔监狱，免予起诉。
最有影响的当属“三肇惨案”。
哈尔滨附近的三肇（肇东、肇州、肇源）地区是东北抗日军民活动的重要地区。1936年至1940年，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的帮助下，当地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打击日伪势力。日伪当局遂将该区定为匪区，并在1940年12月设立伪治安工作指导部，调动军警逮捕与屠杀。
按照关东军原定的1937年“治安肃正计划”，北满的“讨伐”计划首先置于伪滨江省。因为伪滨江省邻近哈尔滨，是北满的心脏，也是东北抗日联军频繁活动的地区。
1939年6月，中国共产党派刚刚从抗日军政训练所毕业的徐泽民（抗联五路军一师参谋长）到“三肇”进行抗日工作。他与交通员刘海扮成药商，秘密调查抗日情况，并成立了抗日组织。1940年，在肇州县朝阳村西土城子成立了“三肇”地区龙江工作委员会，重点就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日运动，组织“抗日救国会”和抗日革命团体。同年8月21日，支队长戴鸿滨、政治委员许亨植率领十二支队从小兴安岭西麓的铁力出发，行程半个月，9月4日与徐泽民会面后，开始了“三肇”地区的武装抗日活动。
救国会成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十二支队赶制军旗，制作袖标，印制传单，护理伤员，搜集情报，侦查敌情，运送枪支弹药，做军鞋、洗衣服，给抗联战士送水送饭。军民结合一起袭击日伪驻地，取得很大胜利。
高粱地里搜查
日伪统治当局极受震撼，划分为“匪区”，调集日伪军警宪特，昼夜盘查“三肇”城内旅店、大车店和过往行人，活动于各公共场所。警察巡回侦察，发现可疑就地处治。通令各村地头50米内不准种高庄稼，以防抗联藏身。
由于叛徒出卖，1941年2月3日，中共龙江工作委员会地下室受到破坏，组织人员名单落到敌人手里，王化清等19位给抗联支队作内应的爱国志士被秘密逮捕，并先后逮捕了抗联支队第12支队长徐泽民、参谋长李忠孝（后叛变）、第34大队第一中队长艾青山，“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员杨洪杰、李明树等6名分会长及抗日群众292人，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最后在“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中，32名烈士被枪杀。“三肇惨案”切断了抗联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在这种恶劣形势下，12支队转移到绥棱、庆安、铁力一带活动。
1943年春夏之际，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巴木东大检举”发生。
为了镇压巴木东地区的抗日活动，1942年春伪滨江省警务厅首先成立了肃正工作委员会，又网罗抗联的判徒宋一夫（曾任吉东省委书记，判变后当上了警佐，改名宋效贤）、倪景阳（原北方分局派来的工作员）、金丽珠，以及“三肇事件”的判徒袁福林、杨永祥、杨宏杰、李忠孝等人，利用他们打入抗联内部刺探、搜集情报。讨伐队进行搜山围剿，逮捕我抗日工作人员和积极反满抗日的群众。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作为野副讨伐队特别工作班的特殊人员登场。在家工作的冯竞欧氏（身上有X号）。照片是在吉林现场指导机关的特别工作会议上。
1942年8月，铁力警务科发现抗联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12支队后包围袭击，许亨植和陈云祥牺牲。从许亨植的文件包里搜出巴彦、木兰、东兴等地抗日救国会组织名单，于是组织各县特别搜查班，建立了“谍报网”，侦察和搜集情报。据敌伪档案记载：参加侦察的有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12人，巴木东三县特务144人，密侦29人，嘱托人8人，共计193人。
特务在兴隆镇开设《大北新报》代销店，暗中搜集各种情报，并接待来往于兴隆、东兴的特务。第三是化装侦察，跟踪刺探。1942年9月间，12支队朴吉松带领部队在巴彦一带活动，特搜班闻讯后，化装成土匪，在凤山茶馆住了十多天进行调查。小特务赵洪生以当半拉子为掩护，出没于各村屯侦察。在抗联经常住过的地方，如巴彦兴隆镇的“兴滨旅店”、东兴的大车店等也都是特务活动据点。蹲点的特务化装成猎人，经常出没山村。
经过敌特的精心侦察，掌握了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的活动情况，伪滨江省警务厅依此制定了巴木东肃正工作计划，并将其计划拟成图表，其中包括被捕人的姓名、详细住地及特征，参加逮捕人员和编班情况以及有关逮捕前的准备工作等。1943年2月12日，抗联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周云峰被特务逮捕，送交伪滨江省特搜班，在特务的刑讯逼供下叛变投敌，供出了朴吉松的警卫员李全住在某地，紧接着特务将李全等人逮捕。
李全被严刑吓破了胆，又经过宋一夫的劝说，也动摇立场当了叛徒，致使给抗联提供据点的冯家父子大检举中被逮捕。李全当上了伪警长，从事特务活动，以开“兴滨旅店”为掩护，以“抗联交通员”的名义搜集抗联情报和检举从苏联回来接关系的地下工作人员。
检举班以讨伐“匪区”为名按照计划，将逮捕的反满抗日人员都戴上黑帽子，手铐不够就用铁丝拧着双臂，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迫害。
《悬崖》电视剧中有句话：“能留下的才是最更好的”。其实，正是在日伪当局残酷无情、缜密阴险的绞杀之下，东北地下党组织绝大多数都被破获，坚持到抗战胜利的也都伤痕累累、九死一生《悬崖》中的主角周乙也被杀害。
虽然如此，日本还是败退中国，当前中国人在虚构的荧幕上似乎找回了尊严。
抗联食谱：草根树皮，还有？
过去，东北的大森林，冬天可以捕熊打狍子，夏天抓鱼，秋天采蘑菇挖人参；白桦皮可以在上面写字，做口哨，做一个牵狗的小猎人不是很好嘛。这在今天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
2009年7月，我曾经买过一种“抗联煎饼”品尝。
据说抗战时期，辽宁桓仁老秃子地区的“反日妇女会”生产供给抗日联军的煎饼，所以叫抗联煎饼。而今桓仁开发了这种特色产品，由高粱、绿豆、玉米、芝麻、花生、红薯为原料，手工摊制而成，不加任何防腐剂。
杨靖宇都没吃到过的用小米等多种粮食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抗联煎饼”。
包装画面上，或是抗联战士学习、战斗、休息，与民同甘苦，或是身着戎装、威风凛凛，在林海雪原中策马扬鞭，驰骋于崇山峻岭抗击侵略者的场景。除此以外，这家煎饼厂“又以抗日时期为抗联战士加工的山野菜为基础，研制出精装旅游产品山野菜十几种，各式小咸菜近10种”。
我吃了这种抗联煎饼感觉确实不错，适合东北人口味。但是看罢说明，有些无奈，有些苦涩，又有些哭笑不得。
包装说明上介绍：
配方科学合理，营养成份均衡丰富。含多种氨基酸、纤维素、葫萝卜素、卵磷脂等各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色泽金灿光亮，其薄如纸，食之口感细腻滑爽，筋道清香，易于消化，无添加剂。是居家、旅游、馈赠佳品。开袋即食，可卷炒菜、卷肘子肉、羊肉串，也可蘸牛奶，各种吃法口味独特。经常食用可增强胃肠蠕动，还可以避免食用高脂肪食品和过精粮食对人体造成的危害。
桓仁确实是杨靖宇等抗联战斗过的地方，开发抗联商品也无可厚非，但是当年的抗联能吃到这种营养丰富的抗联煎饼吗？杨靖宇还用得着吃草根树皮和棉花吗？
把这种“抗联煎饼”当成抗联唯一和必备的食品，那可大错特错。
东北的大森林是仙境，可以躲避鬼子的袭扰，但也是敌人，冬季长达半年，漫山遍野的树咔咔响，树干都冻裂了。零下30度时，枪甚至打不响，零下40度时，篝火变成了蓝色，晚上只能露天睡在火堆边。牺牲了怎么办？只能抛尸荒郊野外，冬季冻土难刨，以雪掩尸已经算是体面，因此抗联没留下几座坟。
日军在东北土炕上展示家信、美女宣传画、书刊等各种慰问品。可是抗联呢？
饥饿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大敌，一直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而东北抗日联军是常年累月地爬雪山过草地，忍饥挨饿。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描述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中的艰苦：“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牺牲后的杨靖宇胃里只有草根、树皮、棉絮，就是没有一粒粮食。
1940年3月6日通省4特密第1167号《通化省警务厅关于枪杀杨靖宇经过情况的报告》敌伪档案描述：
二月十八日，在濛江县东六公里的大东沟村庄附近，出现了两名杨靖宇身边的人向村民强购粮草。大东沟警防队及特搜班立即出动，将其枪杀歼灭。剩下的只有杨靖宇一人。对杨匪的搜查已陷于极为困难的状态。鉴于杨匪缺乏粮食，讨伐队遂考虑切断其粮食来源，断绝濛江县各村的交通，禁止村民进山。还令一名不携带粮食的樵夫进山，设法引杨靖宇出山，但一连数日，采取了各种办法也无结果。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背着很重的东西为了侦察敌人的讨伐队。
实际上抗联战士在艰苦阶段基本都是那样。有两个20多岁的抗联战士，每个人一杆三八大盖枪，子弹也很充足，但饿到最后，遇到狼连扣扳机的力气都没有，活活被狼吃了。如果杨靖宇将军有那么一点点足以果腹的食粮，历史将会改写。
日伪大量修建公路和通讯设施，加上保甲制度逐步完善，集团部落的建成和自卫团的强化，散在民间的枪支弹药收缴，宣传招抚工作深入民间，抗日部队和老百姓接触日益困难。
日伪情报还获悉：村民没有自动提供粮食，抗联就失掉了和村民接触的机会，差不多是依靠袭击村落来补充，或埋伏在交通路上，夺取补充之。
《野副讨伐队相册》中的日军大包小包进山讨伐，俨然野游。与此相比，东北抗日联军困难到了极点，夏季靠野菜和沼泽地里的鱼虾勉强度日，但是饥饿还是无时不在。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在汤原兴安山脉密营中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写了意见书，讲了如何解决饥饿的方法问题：
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便是供给，最主要的是给养问题，并不是争取大小军事胜利问题。所以我们队伍自己要到山里找秘密地带，要尽可能的多种地（包米、窝瓜、萝卜、昔田谷、土豆）等等。昔田谷很密的种到地下，从小苗就能吃，长大时可以吃叶，秋天收获吃子；土豆容易保存，还不怕冻，冻时可以吃面子，能有很多吃法；萝卜也可以晒干子，冻了也能吃，窝瓜冻了也能吃；包米当然吃法很多，但包米种在山里较高地带，到秋有时不容易收获，种时必须找到洼下地带，可以设法尽可能捉鱼，夏季尽可能晒野菜或党参等等，都是候补给养。
到了冬季大雪封山，如果没有夏季储存，饥寒交迫比凶恶的敌人还要可怕。粮食，粮食，还是粮食，粮食成了抗日联军首要议题。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密林内的露营。
1938年底，第三路军主力西征，远在下江的六军留守部队在一片沼泽地——老等山开出了20多垧地，种上了粮食蔬菜，还种植鸦片做为药物，沼泽地里有鱼有虾，是一个很好的易守难攻秘密宿营地。除非冬天和使用飞机，在湿地中行军异常艰难。可以说，六军在世外桃源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神仙一样的生活。但好日子并不是天天有，饥饿和寒冷使部分官兵不得不越境进入苏联，有的还动摇投降，部队大量减员，高禹民还不得不开展反越境斗争。
根据著名作家刘白羽的采访记录，1938年冬天，周保中的部队在极端困难之下斗争，大家还穿着单衣，战士站岗用麻袋围在身上。夜晚就到地里去发掘土豆，那是老百姓故意分散埋藏在那里供给抗日联军的。没有工具，用木棍，用手，掘得大家老是双手鲜血淋淋。刘白羽甚至直白地说，在这种无粮无弹情况下，一遭遇敌人，就会全部瓦解。
部队通过莽然无际的老爷岭，积雪叁四尺深，人倒下去就爬不起来。大风把十来丈高的大树纷纷折断，许多人被打死。火堆不能打，帐棚不能支，这一阵就冻死四五十人，携带的马匹，连杀带冻吃完了。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漫山搜索敌人到了日暮时分，讨伐队你取水我取柴准备露营。
给养来源极其困难时，在没有敌情时靠打猎补充粮食的不足，比如下套子、挖陷井、设趟子营，每半个月搜山一次，搞一些熊、狍子、野猪。
1938年11月21日，周保中日记记载：
午正倦眠，葛副官报告，有野猪一群奔至现住营舍泉附近，请示射猎，余以延年未发现敌情而射猎好机难遇，野猪肉能补助粮食困难，不但肉好吃而已，乃示可打。毕班长世信趋出五十步左右，一枪射去，中一次大之野猪，其余五六悉奔逃。射中之猪尚未毙凶猛挣扎，续发三枪，乃倒卧矣。此猪重约三百斤，可当粮三斗且为良好之给养。
山林野兽虎居第一，但按射猎习惯与经验，认为凶猛莫如野猪，故有一猪、二熊、三虎之谚。现地营舍半月驻屯，射杀熊一、猪一、三老虎或有射获之望。
而在老爷岭，幸好炮手毕洲信同志打了两只黑瞎子（熊），一只七百斤，一只五百斤，让大家饱餐好几顿。但是有更多的部队更多时候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和心理挑战。
抗联老战士潘兆会讲述：“战马死了吃马肉，马肉吃完了，吃马皮。想打猎，枪里却没有一粒子弹。”
抗联三军西征时一个冬天吃了1500匹马。这还算情况好的，但是总吃马肉，习惯性地条件反射，许多战士看到马肉都反胃呕吐。
《雪冷血热》作者张正隆采访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战士，他什么都不愿意说，而知道他的一些老兄弟全向张正隆指证：他吃过人，就是他吃过人。张正隆说，不吃，他当时就过不去（生死关）；吃了，他一辈子都过不去了（良心谴责）。
在蚊虫叮咬的盛夏，在三九严寒的隆冬，在民族的敌人——日寇严重封锁之下，在极端饥饿情况下，吃战友的肉也绝不投降，这一人间惨剧更让我们加深了对抗联艰苦生活的深入了解，不能不为之动容。
我们不能说残忍，只能说坚忍。我们不能说野蛮，为了生存，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哪怕吃战友的肉，我们也，理解！
1940年11月，高禹民在与大队敌军遭遇时壮烈牺牲，2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