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内讧，是抗联的大敌。敌人，往往就在身边。
《雪冷血热》作者张正隆说，东满地区肃反、杀民生团，同时期我们党内肃反杀的革命党、共产党比日本侵略者杀得都多。
至今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中共各根椐地与军队的历史上，都不约而同发生过内部肃反极度扩大化的情况，如井岗山时处决袁文才、王佐的令人痛心事件，中央红军内对待红二十军的“富田事变”事件，红四方面军内杀害曾中生、许继慎等大批党和红军指战员的“白雀园大肃反”等，红二方面军内杀害段德昌、柳直荀等著名党内军内优秀领导人，陕北根椐地差点要活埋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
东北抗日联军曾发生过一次自相残杀的肃反肃奸扩大化的事件，这就是发生在延吉、汪清、和龙等朝鲜族聚居的东满地区的所谓反“民生团”事件。
宋老汉是中共延吉老头沟区委秘书，1932年8月被捕，一周后逃回。逃回后接受审查期间，当地县委抓来的日本宪兵说“宋老头是我们的人”，随后宋老汉被严刑拷问。大刑之下，宋老汉招认自己是民生团，并招出了20余人。不久扩展到和龙、汪清两县。
到汪清视察的东满组织部长金圣道未经认真调查，便处死了当地平岗区农民协会主席李化春，并成立一个清算委员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民生团”斗争，一时在党内、游击队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每个人自已也都被别人怀疑。昨天还曾气势汹汹审讯逼供别人，今天却可能又被定为“民生团”分子而被予以处决。和龙县团委书记商寿被捕后装死逃回，反被认为是奸细，当即枪决。这次运动错杀2000多人，杀伤力远超侵略军。
1934年末，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认识到这是件“很荒唐的事”“是左倾错误”，指出“东满党组织将该地区十分之六、七的党团员视为‘民生团’是很荒唐的，是过分的估计”“假如游击区内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这些游击区老早就会被日本鬼子消灭了”。
1935年3月，魏拯民经过调查后，纠正了反“民生团”的“左”倾错误，才使长达二年的东满党内军内自相残杀现象得以终结。
野副讨伐队相册照片，上面日文说明：与多动的游击讨伐相对，进行“穴居静”的讨伐。昼伏夜出，到远处匪徒必经之路伏击。这是松乙岭（牡丹江宁安县南部）部队穴居的一个山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满如此，北满也发生类似事件，影响同样十分恶劣。
许多学者认为，赵尚志看中了三团有几挺好机枪，就将团长小白龙苏衍仁击毙。但是另一种说法却掌握了更关键的材料，其原因是小白龙要投降敌伪。
几则史料依据是：
一是赵尚志和李兆麟给中央写的一封信，一是周保中等写给王明、康生的信。
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的《滨警特六一六号关于赵尚志行动件》（1935年11月30日）记载，1935年11月间，赵尚志来到勃利县，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三团相遇，团长苏衍仁，报号“小白龙”。一听名字，就是那个时代想攀龙附凤的地方土匪武装的头子。
此时，“小白龙”正在调动部队，想“归顺”日伪，赵尚志反复劝说不要投降，应该继续抗日。期间，在相互不甚完全了解的情况下，第三军将“小白龙”击成重伤死亡，并将其护卫十余人缴械。
1937年7月17日，赵尚志、张寿篯（即李兆麟）联名给中央写信就谈到了“小白龙”的情况：“白龙在一九三五年度敌人大举‘讨伐’中，投降泄漏，被三军收缴其一部分武器，交四军二团，并教育其部不得再行投降，并有详细说明，一切论以反日出路，结果不但投降，还变成大批探狗，捕杀三军、四军很多干部……”
另外，1936年2月22日，魏拯民、周保中等写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说：“‘大讨伐’开始，该团即企图投降敌人，曾被我第三军收缴其大部武装并将小白龙击伤，结果未被缴尽，逃走的部分仍投降日寇，而将枪械交与敌人。”
由此可见，小白龙投降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将其除掉解决也是抗日之举。
日伪在牡丹江宁安讨伐缴获的抗联武器。
祁致中，矿工出身，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带领6个结拜兄弟起义举事，精明强干，勇猛善战，发展壮大为上千人的队伍，还创立了抗联部队中最大的七星砬子兵工厂。
1937年12月末，祁致中去苏联请求支援，与赵尚志、戴鸿宾等一起被苏方错误关押了一年半。祁致中与赵尚志的观点不一致，存在分歧，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关系不算融洽。祁致中认为赵尚志有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领袖欲望强烈，从不甘居人下，“瞧不起他”。
1939年6月27日回国，7月2日，在攻打嘉荫县乌拉嘎金矿时，被分配接应赵尚志的祁致中迟迟按兵不动，认为是让他送死。
7月3日，赵尚志以“拒绝执行命令”的“罪名”处死。祁致中知道自己要被处死之前，曾要求让他吃一粒子弹。但是没能如愿。中队长刘凤阳等人把祁致中先绑在一棵树上，而后用刺刀挑死。
祁致中重新踏上祖国仅仅五天，没有壮烈牺牲在抗日疆场上，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下，时年26岁，实在令人痛惜和悲愤。其实，在人事安排上如能更好地予以协调，更好地沟通，这起悲剧或许能够避免，对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不无裨益。
在东北抗联十一个军中，有两位军长是被自己人错杀的，还有一位就是七军代军长景乐亭。
1940年3月初，景乐亭率部由苏联越乌苏里江回国，抵达虎林独木河镇。3月26日，景乐亭被抗联二路军以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的罪名撤销军长职务，开除党籍，处死于小穆河，时年37岁。
1993年10月26日，经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考察认为：“经查档案材料，当时的罪名是不存在的，系因未能弄清事实，仓促决定造成的，属内部误杀，因此，应承认景乐亭同志为革命烈士”。
北满抗联部队是一支坚强的战斗部队，赵尚志、冯仲云、李兆麟、于天放等能征善战、智勇双全，赵一曼、朴吉松、孙国栋等坚贞不屈。但毋庸讳言，由于东北抗日战争的极端残酷性，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可憎的无耻叛徒。
石泽民，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小队长。1942年2月19日，随于天放一起回国。1943年农历二月，携枪到汤原县带岭警察署小白分驻所检举揭发，造成了小白中华抗日救国会52名成员被捕，仅生还8人。
四军二团的闵振铎，对姚新一的爱人要实行强奸，因为不允就恼羞成怒，杀人灭口。赵尚志提出，闵振铎奸杀妇女行为，失掉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失掉了革命领导者应有的军人风范，使各地群众对本军的威信降低，使革命队伍受到侮辱，我们的领导者共产党的光明正大的面目受到侮辱，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
还有一件事情很令人痛心。陈玉华是北满第三路军任电台报务员，周保中称之为“东北革命妇女学习现代技术无线电第一人”，陈玉华后参加抗联派遣到国内的小部队任报务员。可是，三军某位领导干部强行让其与某干部结婚，陈玉华被迫答应忍辱负重，不久离婚，随即在回苏联汇报情况的过程中，将此事予以公开，并要求回到第二路军，但却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1941年8月7日在饶河活动时，与敌遭遇，不幸牺牲，年仅25岁。
通过上述事情，可以看出抗联某些领导人的做法十分粗暴轻率。不仅如此，对不法行为未能严肃处理，反而包庇纵容，甚至动辄开除党籍予以报复。
悲剧性的是，斗争条件艰苦，革命环境恶劣，赵尚志被开除党籍两次。
1932年11月，个别同志擅自缴了鄂伦春族猎枪，影响军民矛盾，部队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客观原因难以抗拒，然而这一切责任全都推给了赵尚志。1933年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擅自做出《关于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议》。直到两年后的1935年1月，才恢复赵尚志党籍。
1940年1月中旬，当时赵尚志正在苏联伯力，由于受到诬陷，他再次被开除党籍。北满省委给赵尚志列出了三大“罪状”：一，反对中共中央路线，反对王明、康生的指示信；二，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三，怀疑北满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党内奸细。
赵尚志倍受打击，于是给党组织写了一封《请求书》，表达了他的痛心之情：
党籍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生命。因为我参加党的革命斗争已经十五年，党的一切工作，就是我的一生的任务。我请求党重新审查。同时，我认为党不能把我从党的部队里清洗出去，那将是会使我像受到宣布死刑一样难过。我万分地向党请求审查，给我从组织上恢复党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不要一天放弃对我的领导。
三封信传回北满省委，却只让“决定”去掉了两个字——“永远”，赵尚志的党籍还是被开除了。
失去了党籍和军职的赵尚志，成了被遗忘的人。抗联领导会议再不让他参加，各种重要事务也与他绝缘。从1941年初到10月，他在苏联北野营的一间斗室内度过了孤独、苦闷的10个月，陷入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困境。
接连两次遭到开除党籍和撤职打击，蒙受不白之冤，但是赵尚志抗战精神不减。早在国内抗战期间，赵尚志就有不打完鬼子不洗脸、不成家的誓言。抗联主力全部退至苏联境内，在苏联境内休整期间，赵尚志被排斥于抗联领导层之外，东北已成绝地。赵尚志知道退守苏联可保不虞，回到东北的凶险，尤其自己还是挂了号的“反满抗日”人士。可是赵尚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着打回东北去。他的目标是：“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心有不甘地说：“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在祖国，死也要死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跃然面前。
在他死后四十年，也就是1982年才又恢复党籍。等得有些太晚了，这期间也饱含着我们民族多少曲折、隐晦以及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