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选择
后抗日是笔者创立的词汇，就是指对抗日战争和日本进行理性研究、宣传，并对抗战遗留下来的纪念、索赔、钓鱼岛等问题致力解决，以及谴责、批判、抗议日本错误行径等一系列追求正义公理的行动。
1996年9月18日下午，阳光灿烂，我无忧无虑地走在长春的红旗街上，忽然听到尖利的警报声掠过上空和耳畔，我才意识到这是什么日子。刹那间，心与这座曾经苦难的城市同在。
1997年和1998年9月18日，再次聆听长春的警报声。
1999年9月18日，早上秋风很冷，我起早看到吉林省发行量最大报纸《新文化报》刊发我呼吁调查宣传德惠大霍乱的文章。
2001年9月18日，在北京下班后，晚上9点多，要到住地时，匆匆的脚步被小饭店窗下传来的中央电视台播音员庄重的语言所阻挡，《现在播报》正在报道东北纪念九一八战争七十周年，我于是要了点菜，坐在一边收看。当现场直播沈阳、长春、哈尔滨鸣放警报时，我站起来肃立，为了千里的家乡。听说德惠也从这年起开始鸣放警报，我很欣慰。
60年来，几乎所有世界大战参加国和民族每年都在纪念日隆重纪念。
2005年1月27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确定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个日子是沿用了“犹太人被屠杀纪念日”。
欧洲，每年5月8日二战胜利日，各国领导人讲话。苏联每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集会，游行。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纪念日，全国下半旗，文化单位和广播、电视全天停止娱乐性的活动和节目。总统讲话，献花。俄罗斯全境为牺牲的军民默哀一分钟。
为纪念遭纳粹杀害的600万名犹太人，以色列每年4月“大屠杀纪念日”，总统、总理讲话。上午十时，全国鸣笛两分钟。
韩国每年3月1日反日独立运动纪念日、6月6日祭奠英烈的显忠日、8月15日光复节，全国纪念，总统讲话，遍插国旗。
值得中国人思考的是，作为侵略国的日本而今更是超隆重纪念。1963年5月14日，日本将8月15日定为“终战纪念日”，每年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天皇、皇后、首相等6000人以上入会，高唱国歌，首相讲话，政府机关降半旗，体育比赛都停止。“希望每个国民都能够在家庭、公司等各种场所缅怀战殁者，衷心为他们的牺牲默哀。”8月在甲子园棒球场举行全国高中棒球比赛，球员也肃立默哀。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首相出席。日本每个城市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哀悼会，领导人致词。如果不出席的话，就受到民众的批评，“还有什么事情更重要？”
1957年，岸信介首相参拜靖国神社。1952年至1975年间，裕仁天皇七次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至少四次出席有关纪念活动，除了参拜靖国神社和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外，每年8月6日和9日专程去千里外的广岛和长崎参加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而位于北京30里外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却显得那样遥远，当地的村长、乡长也很少参加纪念活动。
自古以来，中国人家族观念牢固，重祖先，讲血缘，体现礼、孝观念。血缘家族一直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而存在。但是传统文化缺乏终极关怀，礼不下庶人，轻视生命和忠烈，没有一种深刻悲剧精神的培养，没有体现出对死亡应有的尊重。而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盛行，更是对抗战苦难和民族创伤不屑一顾，以至于草菅人命的现象一再发生。其实先烈也是我们的祖先，应该像祖先那样得到敬仰和纪念。
1945年9月18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召开“九·一八纪念茶会”。同日，在抗联领导人冯仲云主持下，沈阳10多万群众纪念九·一八，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国最大规模集会纪念抗日战争。
我国在非逢“十”周年的抗战纪念日，没有国家级的纪念活动，一般只是学者开研讨会，发表文章，没有普通群众参与。这种纪念的间断和弱化不利于对国民进行持续教育和影响，巩固加深爱国主义感情。
我呼吁在批判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更应该在每年抗战纪念日举行活动：国家领导人讲话，全国统一鸣警报、降半旗、全体国民肃立默哀。为此，我百般奔走，付出千辛万苦。
我身单力孤、人微言轻，只有更有影响、更有身份的人支持并参与我的倡议，我的理想才有可能实现。
2002年底，我联系到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她在成都，父亲是赵一曼曾情真意切写信给的儿子“宁儿”。她对我让她参与呼吁全国纪念抗战很有顾虑，她说有人曾经假借赵一曼的名义干坏事。
我拜访孙毅中将，争取支持。
2001年，我联系到侵华日军细菌战专家郭成周，他欣然加入到倡议者行列中来。郭老两次倒车坐地铁到几十里外去找原中央档案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王明哲。郭老称“他是真正的中国人”。王明哲郑重在建议书上批示：“利在当今，惠及万世，符合党心、军心、民心”。我在修改后的建议书中加入了这句话。他还主动要求加入倡议者阵容，给我极大的激励。
王明哲交由好友，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逄先知。逄先知认为“很好，没有问题”，他交送全国人大办公厅。
王明哲也找到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王明哲说，现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有威望的是薄一波，说话有分量。他在建国初给薄一波送过信，答应有机会再找薄一波。后来，王明哲告诉我，全国人大答复说：“建议很好，只是我国现在也纪念。”看来有关部门还是没有仔细研究和了解建议内容。
经过长达3年的努力，我联系的倡议者阵容堪称强大，拥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抗战史最权威专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有关抗战的会议，如果没有这些倡议者到场，将绝对是一个缺憾。
鸣警报能使人们通过刺耳尖利的声音增强忧患意识和防空意识。我国防空法规定，每个城市都应当设立鸣警报日，重庆、桂林、广州、厦门等许多城市都选择日本侵略当地纪念日，但是日子不统一，分散鸣警，产生不了强大的整体效果和声势。抗战时期，就不是某个城市或地区各自为战，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因此我主张各地要有全局观，全国统一于九一八鸣警报。
尽管外国纪念活动形式和方法不尽相同，但是唯一一致的是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讲话，起到强烈的示范效应。日本首相甚至专程去2000里外的广岛和长崎，每年如此。为此我也特殊强调中国国家领导人应该出席纪念大会。
许多人反对我的倡议，认为纪念抗战影响经济建设和中日关系。
说一千道一万，无论有多少人有多少理由反对全国纪念抗战，我疑问，为什幺其它国家都在纪念，惟独中国不纪念，还有这么多眼花缭乱的借口？我疑问，9月18日、7月7日、8月15日、9月3日这些本身就是抗战纪念日，不纪念为什幺还叫纪念日？我也疑问，中国不是每年纪念抗日战争，比哪一个纪念的国家更先进发达，比哪一个纪念的国家对外关系更顺畅？在亚洲，纪念最隆重的四个国家恰恰是经济最发达的四个国家：日本、新加坡、以色列、韩国。
以色列、韩国不怕影响经济建设和与德国、日本的关系，没有放弃对正义和民族苦难的牢记和纪念，没有放弃与德国、日本美化侵略的斗争，因此也赢得德国、日本的敬意和尊重。侵略国日本相对于美国也弱小，美军驻扎日本，连日本宪法也是美国写的。日本从没有因为顾忌中日关系、日美关系，而不否定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有限的资金技术和中日友好决不能以中国人放弃纪念抗战、忘记历史为代价，以策略和小聪明代替历史事实是荒谬的、有害的。
有些媒体和个人认为，我的主张不是对日斗争，只给国内提意见，不太容易引起关注，只有极端反日、针对日本斗争才能激起波澜。
有人认为，我仅仅为了推动设立“国耻日”。实际上，我很少提到“国耻日”。我国不是没有纪念日，而是在纪念日很少举行纪念活动。7月7日和9月3日都被明确命名为中国人民抗战纪念日。如果没有纪念内容和活动，再好听的名字，都没有实质性意义和价值。
2003年9月6日上午，外交部对公众开放，我见到戴秉国副部长、新闻发言人章启月。每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中国都由他们抗议、抨击、谴责。我于是问他们，“固然应该谴责，但是我国为什幺不举行类似的纪念活动，这样何以能够服人？我国是否也应该这样做。”戴秉国说：“我国有我国的国情。”章启月郑重地说：“你提的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会考虑。”外交部某处处长王国平则表示我国的确应该这样做。
我积极奔走，努力呼吁长达多年时间，通过胡亚美、伍龙章、林盛中、杨思泽等上百名全国人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多次提出议案，中外诸多媒体报道和关注，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
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建议，2001年9月18日，中国918爱国网站站长吴祖康策划“918网络共祭”，发布《关于“918网络共祭日”致全球网友的公开信》，祭奠的全球网友达数十万。
2002年3月，我参加中央电视台《幸运52》节目，主持人李咏了解了我的理想，给我一枚“中国结”，以示褒奖和鼓励。
2002年4月起，河南农民任殿爵在北京举办日军侵华罪行流动展览，配合呼吁，数千师生签名。
2003年9月，勿忘国耻网等网站发起签名活动，签名人数已经达到100多万人。
受此启发，成都民革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邓宇民推动成都市2003年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这也是除东北以外，第一个在9月18日鸣警报的省会城市。
2004年9月18日前，全民国防教育日适逢九一八73周年，我统计至少有上百个城市鸣警报，于是反映给《辽沈晚报》记者王志东，他报道后声势极其浩大。
香港远邦船务公司董事长钟惠明一直大力支持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其所属油轮连续多年在九一八晚的维多利亚港湾鸣响汽笛。他还站在香港街头鸣笛纪念，感人至深。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就我委托两会提案的答复。
认识到全国应该纪念抗日战争，这就是一层窗户纸，我轻轻地捅破了。有人因此说我“没作什么事”，没必要宣传。许多媒体认为敏感，说向国家提意见，“离政治太近了”，会引起上面反感。而报道索赔、控诉日本容易，这是舆论导向和中国斗争策略，炒作起来很容易，民间会一呼百应。
我不是受害者，或处在对日斗争最前线，直接与日本人对决，就不能英雄般地出没在聚光灯下和照相机前，就不能吸引更多人的支持。往往报道上也只是说上百专家学者呼吁，于是我就淹没在庞大的群体里了无痕迹，没有产生深入持久的反响。纵然许多人故意看轻甚至低估我的努力，但是我依然固我，走自己的路。
2012年，有更多的城市在九一八鸣警报。但是国家领导人讲话、默哀，下半旗等倡议还没有完全落实。而纪念，我也不希望只是纪念日本侵华的受害者。日期，也不应该仅仅是九一八。其他各种人为的内战灾难、外敌入侵造成的苦难和牺牲，都值得我们永远铭刻，并给以重视和纪念。
我会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