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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劫后余生看劲松


  出于抗日斗争的需要,抗联干部官衔虚高,比如领导几百人就成为师长甚至军长。到了苏联以后,昔日的师长军长们不少重新成为少尉大尉。抗战胜利后,去朝鲜的少尉大尉们能成为上将,甚至元帅和次帅,第一营营长金日成大尉则成为首相。大尉崔石泉(崔庸健),是金日成在苏联时与建国初期的的主要军事助手,历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人民军次帅、最高人民会议委员会委员长、共和国副主席、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1976年去世。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兆麟以中共代表身份出任滨江省副省长,同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1946年3月9日,李兆麟被计划周密的敌人用毒药毒倒,惨遭杀害。1946年3月24日,哈尔滨市人民在道里松江公园为李兆麟举行公祭,并将这座公园命名为兆麟公园。哈尔滨解放后又为李兆麟建造了墓碑,上刻:“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内,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善待优抚抗联军属和烈属。

  据说毛主席指示向抗联烈士陈翰章将军母亲赠送一头耕牛,基层部门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替”毛主席购买了一头膘肥体壮的大黄牛,这件事情在当时有很深的政治影响。志愿军奔赴朝鲜作战,国内为了更好的配合和宣传,经常邀请陈翰章母亲给部队、机关做报告,动员青壮年参军。

  这头牛看起来强壮,却不会干活耕地,陈翰章母亲有点负担不起了。这可怎么办?是毛主席“赠送”的,即不能转卖,也不能宰杀,于是送到公家养,过了好几年老死了,村民也不敢吃,就整个给埋了。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一头大黄牛障目,看不到抗联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东北抗日联军和八十八旅的指战员都是民族英雄,处境和待遇与新四军、八路军相比极为悬殊,显然有失公允。

  周保中1927年就是少将军衔。据说1955年,周保中被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没有接受。后来军衔送到家,他又让警卫员送回去。他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中将的称号,更是为了抗日联军贡献应获得匹配的肯定。1964年2月21日,周保中强忍病痛,接待了两位因历史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特地来访的抗联老同志。由于疲劳过度,第二天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终年62岁。

  文化大革命攻击抗联是“流寇主义路线”,杨靖宇碑文被铲平,改为一个左派干部名字,遗物也遗失多半,他生命最后关头依靠着的大树被当作邪物砍掉。

  1997年,长春放映反映杨靖宇的影片《白山黑水》。有人正色地说:看这种电影我丢不起那个人!也许真丢人,电影院里没有几个观众。有人说:“杨靖宇真虎,应该把枪扔了投降,或假装昏倒被俘,那么大干部日本人也不能怎么样。先吃好喝好后再潜逃。”被问起:“要是抓住枪毙呢?”“不枪毙不投降!”他仿佛比杨靖宇还机智。

  死去的人如此,活着的呢?

  中苏关系破裂后,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后,凡是在八十八旅和在苏联边防军中从事侦查工作的抗联人员统统都被打成了苏修特务,对抗联的宣传极其敏感,政治境遇和赵尚志相比也没有好到哪里去,酿成了又一出出人间悲剧。

  解放战争期间,冯仲云在松江省人民政府任副主席。从1946年1月,撰写《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大力宣传东北抗联。1949年,出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1952年,冯仲云任北京图书馆长。1954年至1968年冯仲云在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1968年被迫害至死。1977年,党中央为冯仲云平反昭雪。

  于天放越狱颇具传奇色彩。1946年新政权建立后,为了纪念于天放抗联小分队在宋万金屯的抗日活动,绥棱县人民政府将宋万金屯更名为天放村。

  1954年8月,于天放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1964年9月,当选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黑龙江大学校长。

  到了文革的时候,躲过了日伪严刑拷打的于天放没能逃过这一劫。

  1967年4月22日,于天放被省委机关红色造反团从家中以办学习班为由带走。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4月27日,召开二十万人的“黑龙江省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对于天放被捕与越狱问题做了重大叛徒嫌疑与潜伏日特嫌疑的结论,宣布于天放是“卖国投敌大叛徒、大特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急先锋和黑后台”等等。同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为打倒于天放,制造了他是国民党先遣军军长的舆论,公布了所谓先遣军“委任状”,以示证据确凿。他多次被批斗、转押游斗,疯狂迫害,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超长时间的审讯折磨着于天放的精神,摧残他的肉体。

  黑龙江省公安局记载:“1967年4月下旬,省委造反团对于天放办班后,即开始围攻于天放的”双嫌“(即叛变嫌疑及接受日特任务嫌疑)问题。搞连轴转,车轮战术。仅有记录可查,5月1日早9点半审到次日早2时,5月2日又连续突审5个半小时,5月3日拉去哈师院批斗,晚间由哈军工大楼转押至博物馆地下室,后死去。”“在审讯时搞了大量的逼供诱供,指名问供,非法篡改原始记录达百余句”。5月3日死亡,脖子动脉被刀片割断了,用小棉袄盖着,说“自绝于人民而自杀”。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太惨了!家属认为,于天放不是自杀,而是迫害致死,死后被阴谋者出于肮脏的政治目的伪造了自杀假象。

  王庆云1932年参加抗日斗争,1936年,经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联第四军军部政治保安连排长、二师四团一连连长、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连长等职。1941年撤往苏联后,参加了远东特遣队,回国侦察敌情。抗战胜利时,作为抗联四军仅存的四名指战员中的一个归国,任勃利县大队第二大队队长,并随解放大军南下湖南,和解放军女副排长结婚。王庆云十多年征战,屡次负伤,1955年告别军旅生涯返乡回到勃利,后来赶上文革正好病重,却依然被批斗,说是苏联特务。1968年到北京治疗,当听说去过苏联,就不给入院,最后病逝在北京招待所。

  周淑玲,1919年出生,黑龙江省宝清县人,后居沈阳。1935年,日军追捕我地下党员,她正在放哨,用“黄皮子(黄鼠狼)来了”的暗号通知在她家开会的同志撤退。她还机智地把传单藏进沟里,日军挖地三尺也没找到。一家四口牺牲,房子被烧,她参加抗联,周保中把她介绍给李铭顺团长,两个人在山洞里结婚,小米粥是最丰盛的宴席。

  抗日联军在苏联整修时,金日成等领导都在她家住过。文革时说她家是“反华秘密据点”,她是“苏修特务”和“朝修特务”,被打得皮开肉绽,昏过去多次,又被凉水泼醒。我问她感想,她说:“哪个国家都有好人和坏人。共产党是好的,只是有些党员太坏了!”老人博大的胸襟和朴素的解释让人感叹。在她身边长大的孙女在美国当兵,在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对老人说:“美国要打我祖国可不行!”这得益于她的言传身教。

  改革开放后,抗联老战士伤痕累累,重新抚平心情,可是所剩不多。

  抗联史专家张一波赠送给我的1984年5月照片,原东北抗日联军部分老同志北京座谈会。

  (自左向右)前排:季青、赵淑珍、马石江(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王一知、韩光、冯文彬、冯淑艳、王效明、彭施鲁、于保合、金广才(原第三军战士)、夏礼亭中排:陈春树、孙鸣山(原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战士)、张维国(即国如阜,原教导旅排长)、黄生发、陈明、陈忠岭(原第九军第二师第四团班长)、曹曙焰、李荆璞、李忠义(即刘智远,原第七军第三师第七团连指导员)、李在德、金伯文后排:吕英俊、王传圣、姜德(原第三路军第六支队战士)、沈凤山、郭喜云(原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战士)、傅玺忱、常维轩(原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战士)、鉏景芳、苏广东、李东光、姜焕周、刘巨海、陆毅。

  虽然再没有了疾风暴雨般的政治斗争,但是阴风冷雨还时而自我袭扰,导致许多抗联战士还不能安度晚年。竟然还有人假冒抗联战士,自称战绩如何了得。有人大肆篡改历史,美化自我,履历造假,贬低别人;内部不团结,你斗我来我斗你,你告我来我告你;有关部门抵制有关真实回忆文章,一些宣传媒体也不敢宣传,这些都让某些抗联老战士身上的光环褪尽。

  比如针对某抗联干部,有人说他当年连党员都不是,是日本国高学生、宣抚队队员。“他很活跃,经常到乡下去演讲,为日本人搞宣传,很有一套嗑,日本的校长老师都很欣赏他,表扬他。但我们认为他是个坏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他没有能力,但能拉人为他写东西。他是为了篡改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卑鄙无耻,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这个人很坏。”

  还有人说某抗联干部是日本侵华的忠实走卒,地下党本想除掉他,把尸体扔到桥下,后来怕暴露就没动手。

  也有许多负面评价涉及到某曾当过抗联的高级干部,说他曾是日本特务。我在调查期间,某抗联后代告诉我,这个抗联干部曾假意逢迎日本人,掩护地下斗争。如果是汉奸,为何负伤两次?为何发展200多青年入伍?而对于他排挤压制抗联战士的说法,是因为他有知识,是后起之秀,遭到嫉妒。一碗水端平,秉公办事,没有满足某些人愿望,就被陷害。

  我也疑问,如果他们是汉奸,为何能在建国后长时间担任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抗联都不能联合,抗联呀抗联!人们心中全是疑问。

  2003年春天,我陪同抗联史专家张一波,在北京和沈阳采访了李再德、金伯文、周淑玲、单立志等多名抗联老战士,他们大都已经80多岁,身体很好,慈祥可亲。对我动情地介绍艰苦岁月,充满着自豪和酸楚,我的心被他们的非凡精神所感动和震撼。让我们再次熟悉一下他们的简历,铭记他们的名字。

  2002年4月14日,我们到北京东直门外去拜访李兆麟夫人金伯文。她是吉林省汪清县人,朝鲜族,父亲、哥哥是抗日烈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参加抗联,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被服厂厂长,1939年与李兆麟结婚,后任黑河军区后勤部指导员。1949年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处处长、广东省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民航总局科研所副所长。金伯文主动站起身来与我握手,问我是哪的人。她耳朵有些背,我就大声告诉她:“吉林人,你的小老乡!”2005年,金伯文去世。

  2012年两位抗联老战士还很健康,能够出席一些活动。

  李在德,朝鲜族,1917年12月29日出生于朝鲜平安南道介川郡,后来举家前往黑龙江省汤原县梧桐河畔河西屯(现属萝北)。

  1932年2月,参加汤原县党组织,宣传抗日救国。1934年1月,李在德参加汤原游击队做护理员,成为年龄最小的女游击队员。曾是赵尚志将军的部下,东北抗联六军女战士,与赵尚志、金日成等将军结下深厚友谊,哺乳过金日成年幼的孩子金正日。建国后在人民大会堂任秘书局副局长,掌管周恩来总理的印章。

  1933年-1943年,李在德一直在林海雪原里生活战斗,很少住过房子。她说,战斗中牺牲是一刹那的,冻死的战士无人察觉,惟独饿死“最难看”,一步一个跟头。她带着哭腔说:最让人难受!却又轻松地笑着:“不知道苦,没想到自己能活下来。”她走得很快,不用搀扶,笑着说是抗联时练的。

  李敏,朝鲜族,原名李明顺、李小凤。1924年11月出生于汤原县梧桐河东屯。1932年参加反日宣传。1936年,在抗联六军被服厂。1937年秋加入共青团。1940年随军西征,任军部教导队妇女班党小组长。1941年春,去苏联驻地A野营护士排学医和无线电,准尉军衔,曾获战斗勇敢奖章。“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入狱5年。后担任黑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2年8月15日,北京召开抗日战争学术会议,抗联老战士李敏捎来她亲手缝制的身穿抗联军装的玩具娃娃,很受人喜爱,我也有幸得到一个,珍藏至今。虽没有和李敏见面,但是对她的印象十分深刻。

  后来多次见到年近九旬的李敏。身在暮年,她仍然带领抗联精神宣传小分队积极奔走,人们都为她的精力和乐观所鼓舞。李敏不记住多次见到的人,对于更久远的抗联细节却历历在目,如数家珍,能生动讲述战斗细节,在会上不愿意停下来,其他晚辈的学者不好意思示停。“鸭子嘎嘎欢乐地游动,忽然飞起来了!”她激情振奋,使用的象声词十分精准,听不出来是朝鲜族,字也写得好。这是抗联精神在鼓舞她继续发挥余热。

  2012年5月,101岁的单立志抗联老人去世,健在的只有李再德、李敏、周淑玲等多位抗联战士。能活到九十高龄,身康体健,我们为之庆幸。但是背后是很多抗联战友倒下了,自己有多名亲人牺牲了,建国后又在各种残酷的政治迫害运动中侥幸生还。让我们为他们祝福。

  抗联战士王庆云后代刘美汐小朋友在她母亲王晓红教导下,也对抗联英雄和祖辈充满深情和敬意,为表达她对李敏等抗联老战士的心意,她创作了一首小诗:

  丁香花早以传来 清新的气息

  一位慈祥和蔼的面孔

  听她的教导

  仿佛回到1931年

  跋山涉水 越岭攀山

  一位东北抗日老兵

  一段抗日的飞雪传薪

  她在东北抗日路上留下深深的脚印

  一位慈祥和蔼的面孔

  一身朴素的衣裳

  她就是东北抗日路上的一位老兵

  ——李敏太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