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松鼠会成员
我本来不打算答应写这个序的。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拖延症，你也一定饱尝无法兑现自己诺言时的那份内疚和煎熬。
为了内心的平静，拖延者尽量不向别人作出承诺，尽量少给自己揽事儿。事情越少，时间越充裕，却越容易把这仅有的一点事儿再往后拖——反正还有时间。结果是，不但平均效率低，还因为最后赶时间而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00草草交差。每一次都对自信心产生了极大的挑战，使得下次更不敢承诺别人。进入一个死循环。
好在在报道2011年搞笑诺奖时就对当年的文学奖“结构化拖延法”有所了解，凭借好奇心（其实这是一个绝佳的拖延其他事情的借口），我还是决定“百忙抽身”，系统地了解一下约翰·佩里（John Perry）的理论。
“结构化拖延法”的革命之处在于它敏锐地指出了广大拖延者在战拖中一个南辕北辙的巨大错误：不敢轻易向别人作出承诺。以为手上的事情越少就越不容易拖延。这不但违背了拖延者的天性，还造成了工作动力的缺失。
看到这里我果断接下了这个写序的活儿，幻想着能像佩里一样成为一个高产的拖延者。
哲学不愧为心理学之父，不得不佩服哲学家对人类心理的敏锐洞察力。结构化拖延法的核心在于抓住了人类渴望及时行乐，对未来充满理想却又害怕无聊的特点。
1999年，三位心理学家里德（Read）、洛温斯坦（Loewenstein）、卡亚纳罗曼（Kalyanaraman）发现，在选择喜欢看的电影时，人们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严肃题材评价更高，但一旦问他们现在想看什么电影时，他们却选择轻松的娱乐片。我们的这个习惯每天都被我们的电脑看在眼里，被硬盘写在心里。占据好几个G空间的公开课视频就是为了满足将来的我，而QQ、微博和硬盘里的另一些视频才是为了服务现在的我。
尽管我们喜欢避重就轻，但无所事事的状态更让人难受。芝加哥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赫西（Christopher Hsee）等人发现，人们宁可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也不愿傻待着。电梯间的广告、花生瓜子之类的零食、文玩核桃、麻将……这些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解决无聊而存在的几乎没什么意义的事物。
当我们的to do list 不够长时，我们就很难找到匹配现在状态的任务，而当事件足够多时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选择——为了拖着不做最不想做的那件事，为了减少一点内疚，还是把这件比较不太想做的事做了吧，相比较起来它似乎也没有那么面目可憎了。
所以你根本无需改掉拖延症就可以变成一个高效的人。看我，还不是在拖延了一天以后码完了这些字吗？
如果人人都善用结构化拖延法，人类生产效率又将会提升一个台阶。
P.S
我早就预料到在写完这个序之前一定会有新任务冒出来，为了暂时先不做那些事，我选择了先挣扎这篇序。这样我就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临终之际，我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没闲着——尽管拖了一点儿，但还是干了很多事儿的。”
人类天生就是理性的动物。据说正是理智行事的能力，把我们跟其他动物区分开来，所以似乎我们就应当是极其理智的，每个行为都基于慎重考量，并且通过这样的深思熟虑，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如此醉心于这种完美的理性境界，以至于他们在人们践行理性的失败当中，发现了一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意志薄弱原文为akrasia，希腊语，学界的英文翻译为weakness of will。——编注。这正是人们明知某种做法对自己是最好的，却偏偏不那样做的神秘缘由所在。
人是理智的生物，懂得三思而后行，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自打古人描绘出这幅图景以来，它就一直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那些更偏向于数理分析的社会科学，比如经济学，其理论基础就相当倚重人类是“理性动物”这一概念：哪种行为最有可能放大人们最重要的欲望，他们就会选择去做哪个。这相当怪异，因为许多其他的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和社会学）都拿出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咱们人类压根儿就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理性，也不反对你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或是那些最有可能满足你欲望的事情。这些做法我也多有尝试，偶尔还能得到不错的结果。可我认为，正是对理性境界的完美苛求，造成了许多毫无必要的不快乐。我们很多人压根儿就不是这样过日子的——显然，我就不是。按照咱们自己的方式做事，结果往往也挺好，实在犯不着陷入惭愧和绝望并因此抬不起头来。
我在完美理性跟前最显著的失败，就是做事爱拖拉。在1995年，由于没能做成某个我本该去做的项目，我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窝囊废。可随后我领悟到了某些东西。总体而言，我这个人的声誉还不错：干成了不少事，对自己供职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也算颇有贡献，在哲学领域也稍有建树。这真是个悖论。于是我没有着手去做那几件本该完成的要事，而是琢磨起这个谜题来。我发现，我这个毛病属于“结构化拖延”（structured procrastination），这说法是我自创的，意思是：由于没有做某些事，从而做成了不少别的事。我写出那篇短短的文章之后（就是本书的第一章），自我感觉立刻好多了。
这篇短文，随后被发表在了《高等教育纪事》（The Chronicle of Highter Education）和幽默讽刺的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报》（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上；而我也把它贴到了我在斯坦福的个人网页上。如今，我是个专业哲学家——对于大多数人，这头衔可能听起来挺怪的。我写了大量的文章，还出了六七本书。依敝人看来，这些文章和著作里满是真知灼见，深刻、睿智、聪敏，把我们对各种有趣事物的理解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自由意志到人格同一性再到意义的本质，可谓包罗万象。鉴于我的父母都已辞世，我自己大概就成了对本人哲学成就给出如此高评价的唯一一人。不过呢，既然我能以教职人员的身份“走后门”进入斯坦福——绝不会有人把我当成斯坦福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的，那么我的工作内容至少足以令我保住哲学教师的饭碗。所以，它们大概也不全是一派胡言吧。
然而在我的众多著述里，却没有哪个比得上这篇谈结构化拖延的小文章拥有这么多的读者、对这么多人有过帮助（至少人们自己这样讲）、受到过这么长时间的关注。一连好多年，如果你在谷歌上搜索“拖延”（procrastination）这个词，它总会第一个跳出来，点击量排名第一！自打我把它从斯坦福的官方网站上撤下，挪到了专门为它制作的私人网页上（这样我就可以出售印有“结构化拖延”字样的T恤啦），它的点击量下滑了一阵子，随后又升了上去。所以，在维基百科关于“拖延”的词条里，它的位置也不算太靠后。每个月，我都能收到十几封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差不多全都很积极正面，有些人还说这篇文章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这一封：亲爱的约翰：
您这篇关于结构化拖延的文章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我的自我感觉好多了。过去几个月里，我完成的事有千百件，可我的感觉却糟透了，因为这些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事，不是排在清单开头、最该去做的那几件。可现在我感觉到，悬在我头上的那块内疚和羞耻的乌云已经散去了……谢谢您。我最喜欢的一封邮件是一位女士写来的。她说自己这辈子一直是个拖延人士。爱拖拉的毛病害得她苦不堪言，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弟弟总是没完没了地在这上头挑她的刺儿。她说道，读了我的文章，她终于可以抬头挺胸地做人了，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仍是个有用的人——尽管爱拖拉，但还是做成了不少事的。她说自己读完此文后，生平第一次鼓起勇气叫弟弟闭上嘴、从她的眼前消失。“顺便说一句，”她补充说，“我今年七十二啦。”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心为这篇小文章添些内容，可积习难改，一直拖着没写。渐渐地，通过阅读我所收到的读者电邮并反躬自问，通过天马行空的思考及一点儿阅读，我意识到，理解“结构化拖延”这个概念只是第一步，我可以总结出一整套“战拖”方案。我想，既然它已令本人受益，就也能帮助绝大多数的拖延症病友吧。说来也怪，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是一名结构化拖延人士，不但自我感觉会变好很多，行动力也会增强。因为当内疚和绝望的阴云消散之后，我们就更容易看清究竟是何因素阻碍了行动。
所以，这本书为沮丧的拖延人士们提供了一套有几分哲学意味的自助方案。说实话，称之为“一套方案”还真有点大言不惭。在最初几章里，我谈到了拖延者们可以采取的几个行之有效的步骤；随后为读者献上一些计策，讲了几件轶闻，也提供出一些或许有用的建议。此外，我还谈到了令许多拖延人士倍感困扰的“条理问题”。
并非人人都有拖延的毛病，而结构化拖延的概念也不见得对每位拖延人士都有帮助，因为有时候，拖延是由某些更深层的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就需要通过医学手段治疗，而不是漫不经心的哲学随笔就能解决的了。然而，如果说我收到的电子邮件多少有点代表性，那么还是有不少人能从我的字里行间发现他们自己的影子，从而提升自信的；更不用说，这其中还藏有额外惊喜——他们会与一些听起来不错的概念和词语相遇，学以致用到自己身上，比如“意志力薄弱”（希腊语！）、“平摊型处理法”、“任务验伤选择法”、“右括号缺失症”……另外，其中有些人的执行力竟也确有提高，真的完成了更多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