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持霸权地位，领导世界体系，美国就要防止任何形式的挑战者出现。对美国来说，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潜在的和现实的挑战者就是中国。实际上，前苏联一经解体，美国没有花很多时间就找到了一个替代品，即中国。遏制中国也就成了美国的国际目标。但美国到底对中国实行怎样的一种遏制呢？什么样的方法更有效呢？这就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perceptions），意识形态就开始发挥其作用。应当强调的是，不管美国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有多大分歧，但遏制中国、防止中国成为挑战者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和西方世界就有很多人主张用围堵苏联的办法来制约中国，乘胜追击，取得自由民主的全面胜利，让历史终结。克林顿总统最初几年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情绪的反映。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中国经历了80年代的改革，其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也开始很快地和西方世界体系整合。较之苏联，中美关系无疑是互惠互利取向的。经过多年的调整，克林顿政府终于确立了对华的“接触”（engagement） 政策，即确立了以经济扩张为中心的全权策略，取代了冷战时期的军事扩张。
克林顿作这样的选择多少和他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相关。但是，这一战略并不是说美国可以不关心中国的民主等问题了，而是说通过把中国整合到世界体系里面，能更有效地在中国实现西方价值。克林顿的这种自由主义价值导向更表现在其对中国和美国平等地位的承认意向上。在克林顿和江泽民两次高峰会谈后，克林顿承认中国可以是个战略伙伴，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即只要中国是一个负责的大国，就可以给中国更多的国际空间。 对克林顿政府中国政策的调整见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6.
美国的自由主义想象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国际政治格局。民主、和平、平等共存、相互依赖等等主导着美国理想主义者国际关系的话语（discourse）。表现在中美关系上即是，理想主义者相信中美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大的调和空间，两者之间的合作与和平是可能的。所以，理想主义者强调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因为他们相信自由和民主是中美两国合作和和平的基础。克林顿政府相信，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必然导致中国政治的深刻变化，最终导向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但应当指出的是，克林顿所谓的自由主义对华政策并没有妨碍其对美国利益的现实追求。例如，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卖给中国台湾的武器并不比美国历任政府少。
在中美关系上，美国理想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尽管中国政府在人权等政治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远远没有满足美国理想主义者的期望。1989年“六四”事件是对美国理想主义的第一个打击。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理想主义又得到恢复。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政府近年来不仅没能改善人权，在民主政治的方向上有所作为，反而变本加厉，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理想主义者在中美关系上的声音渐弱，在国内很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更为严重的是，一部分理想主义者开始转向现实，认为要对中国施加外在的压力，迫使其政治发生变化。
小布什一上台就改变了克林顿时代的局面。他信仰的是冷战时期形成并达到高峰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任何外交政策的起点就是美国利益，而非其他任何因素。如果说克林顿的自由主义是在各国的相互依赖性关系中来考量美国的国家利益，再从这种国家利益出发来考量和他国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小布什是直接从冷战继承下来的较为抽象的国家利益观念出发来考量美国和他国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使得小布什政府较之克林顿政府更为自私自利。这种思维的形象表达就是：“我是美国”，“美国就是世界”。
小布什上台以来的多种迹象表明冷战思维已经主导着美国政府及其外交政策。往日克林顿喜欢的总统是华盛顿和林肯，小布什喜欢的则是肯尼迪和里根。前两者是美国推行自由民主的象征，而后两者则是美国扩张主义的象征。可以理解，在克林顿时期，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智库人物，而围着小布什转的都是些较为强硬的人物。很多人甚至就是冷战的产物。即使不能说军方和强硬派已经占据主要的决策地位，也可以放心地说，他们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意识形态和人事上的变化已经充分表现在布什政府的实际决策中。不管外界包括美国传统的盟友的反应如何，布什政府一直在强调全国导弹防御系统。这样的做法虽然引起了美国盟友的不高兴和中、俄等国的强烈反对，但美国还是继续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美国正在进行中的导弹防御计划会因为外在的制约因素而终止。
在对华政策上更是如此，“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的概念已经成为了布什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理论起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有点“求同存异”的味道，就是说强调两国利益的共同性，用发展共同性来减小或者遏制差异性。布什的现实主义反其道而行之，新政府的中美关系的逻辑是：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说是用“合作”来掩盖“冲突”，倒不如承认冲突，在“冲突”的基础上来追求尽可能的“合作”，这样做较之理想主义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实际上，二战以来中美关系一旦为现实主义所主导，这种逻辑就变成为现实。美国现实主义者从来就没有对中国抱任何幻想。从尼克松时代与中国的战略性合作到现在布什的新冷战主义，美国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对其国家利益的赤裸裸的考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国际格局之下表现不同罢了。不管谁当总统，都改变不了美国资本主义及其民主政体的扩张性质。所不同的是，以怎样的方式来扩张。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较之克林顿，布什更接近于国际关系的真理。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之间一场美苏冷战式的新冷战甚至公开冲突成为不可避免。中国毕竟和前苏联不同。克林顿政府也正是因为看到中苏的不同点才试验着“接触”政策。布什政府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如果布什政府要发动一场新的冷战，这场新冷战也是有限度的。这里所说的限度指的就是今天和当年美苏冷战不同的时代背景。新背景有两个特点，即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经济的全球化。美苏冷战时，天下一分为二，美国只得到半边天。在苏联的范围内，美国很难发挥其影响力。而现在则不同，美国要的是领导整个体系。美国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再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组织一个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反，美国人要求中国继续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成为其势力掌控之下的顺从者。
再者，和苏联不同，中国的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并且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不管国内外的情况如何，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飞，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发展动力。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对中国任何形式的孤立政策都将不那么有效。用经济整合来制约中国，这一点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对布什来说，自由贸易必须达致中国的政治变迁，否则的话，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挑战者。这些形成了布什时代美国对华新战略的背景或者说是美国组织新冷战时所必须考量到的因素。
（5）美国对华关系的内部张力
中国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其经济上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因素，而且也因为其在地区安全上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各国和国际体系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明显。很多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利益的重要性使得中美冲突不可能。不错，中国不仅对美国重要，而且对亚洲国家重要，对整个世界也是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中美关系一旦紧张，就会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焦点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国的重要性可以是中美合作的基础，也可以是两国冲突的起点。合作和冲突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相互包含的，问题在于：合作是主轴，还是冲突是主轴。克林顿认为中国重要，他的中国政策的主轴是合作，尽管在很多方面中美之间也是有冲突的。现在，在布什政府下，冲突正在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轴，但这也不否认存在着合作的领域。布什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要得到商业利益，一定的合作是需要的。应当明确认识到，在美国人看来，无论是与中国的合作还是冲突，都是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的。
中美之间几乎在两国关系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包括硬力量（hard power）方面的地缘政治、资源和市场到软力量（soft power）方面的意识形态、文明和文化价值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重复。 例如， Zalmay MKhalilzad，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Strategic and Military Implications （Rand， 1999）； Michael DSwaine，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Rand， 2000）； and Richard Bernstein & Ross H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AKnopf， 1997）这里要讨论的主要是这些潜在的冲突会怎样通过美国国内的各种制度途径而表达出来。美国国内导致中美冲突的内在制度动力主要包括美国对中国在美国国际战略棋盘中的角色的认知、意识形态的差异、美国内政的性质等等。
首先，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中，中国仍然会扮演过去苏联所扮演过的角色，即成为美国的对手。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家力量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尽管中国在总体上还是贫穷，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但和美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竞争性也在逐渐提高。在中国还是很贫穷的时候，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着很多可以调和的地方。但当中国富裕起来以后，两国国家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就增加。退一步言，即使中国实际上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也要把中国塑造成这样一个对手。传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我们需要敌人”，大国尤其如此，一个具有扩张性质的大国更是如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被一次又一次地塑造成“国际威胁”。中国是否是“敌人”，不仅仅取决于现实，也取决于人们的概念，而概念是可以构建出来的。
其次，中美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更会强化上述概念的现实性。中国现在成了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或者说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这样。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多次民意调查中，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为，中国正在变成美国的主要对手或者潜在的敌人。敌视中国的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没有可能接受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而同情中国的人则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人急着要宣布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的到来。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了阻止意识形态终结的主要力量。只要中国的共产主义存在一天，美国人就不会停止认为中国是其潜在敌人。
这样的民意进而为美国政治提供了资源。无论是在两党政治中，还是在议会政治中，中国已经也必然继续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焦点。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美国政治话语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经济问题没有新的内容好谈了，美国人的经济杠杆的分量少了很多。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反，经济问题刚刚开始。美国拉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努力加入，在这个过程中，两国领导人强调的是利益方面的积极因素，但一旦中国加入世贸，潜在的经济冲突无疑会浮上台面。一旦冲突成为现实，也就为美国的政治提供了塑造中国是“敌人”的资源。当经济杠杆不够有分量的时候，政治外交方面的手段就成为主要的了。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再次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话语。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及中国本身的成长，中美之间的冲突似乎更具有了现实性。在很大程度上说，一场新形式的冷战正在变得不可避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曾经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必须和中国交往，和中国合作，但是中国应当向美国认为是正确的方向前进。必须强调的是，美国要求中国的变化必须朝着美国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将受到欢迎，否则美国就不会乐意。换句话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要求中国充当一个听话的“顺从者”，而不是一个不听话且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对立者”。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不会有新的冷战。自然，这种设想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中国是个大国，是一个正在迅速崛起中的大国，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说，不可能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更为重要的是，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是一个具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