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2)

　　但是，对“供给”方面的动力不能过于夸张，否则就会走向类似于“东方主义”学者的极端思维方式，认为民主政治的扩张是西方世界的另一类殖民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扩张有更重要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法国学者贝蒂（Bertrand Badie） 在这一点上有个较为中肯的说法。他把政治方面的全球化定义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认为西方输出国的权力和霸权不能解释其政体之所以能够输出到其他国家。他认为，“西方政治模式的传播和全球化是因为——主要是因为——它们被进口。西方模式被追求和内化因为它们满足了进口者的战略需求，是基于动力和回报、期望和展望之上的个人选择的结果”。 Bertrand Badie， The Imported State： The Western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rd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1对很多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来说，民主不仅是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出来的治理社会的较好模式。在后殖民时代，尽管很多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反对西方霸权，但他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留下来的民主政体形式，这是有其统治和理想方面的考量的。在今天，民主政体已经成了很多后发展中国家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性的最重要政治指标之一。尽管民主政治的消极方面也在不断暴露，但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和人民仍然锲而不舍地追求民主政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主作为理想的内在动力。

　　民主的“需求”方面的动力最重要的莫过于资本主义式经济和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了。在研究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会一致同意在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逻辑。从当代一些学者如林德布罗姆（Charles ELindbloom）、亨廷顿和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学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Charles Lindbloom， Politics and Markets： The Worlds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Samuel Huntington，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99， No2 （Summer 1984）； and Barrington Moore， 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1966）.摩尔的名言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那么，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呢？我们可以从逻辑和经验根据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和“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公”“私”领域的分离也使得法律政治上的平等和社会经济上的实质不平等相对分离开来。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政治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这种分离不仅为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希望，即通过动用民主国家的权力来改变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状况。

　　再者，资本主义导致富裕，而财富有助于缓解统治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长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另一方面，严重的经济危机经常导致西方政治社会危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者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运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样的界限无疑对民主政治的运作和生存也是极其重要的。

　　从经验上说，我们可以看到，民主政治的发展实际上是多种权力之间的制约。先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欧洲历史发展表明，资产阶级的兴起与那里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而取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

　　但是，光强调经济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是远远不够的，不足以理解当代民主政治的运作。还有另一类重要的制约就是人民的“人数”权力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制约。早期资产阶级是争取民主政治的主力，但后来普通人民的力量也不可忽视。资产阶级只是为资产者本身争取到了民主，资产者不会自动地把民主权力送给普通人民。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建立了代议制度。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参与政权，资产阶级的政体就会是一个“右派”专制政权。如果资产者的权力基础是经济，那么工人阶级权力的基础就是人数。实际上，代议制度的本质就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工人阶级在建立现代大众民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世界后来的民权运动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应当指出的是，根据人数来统治不仅因为是普通人民对民主的争取，而且也是因为基于人数的统治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如同专制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经济力量也是毫无节制的。人民的“人数”是制约资产者经济力量最有效、最重要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所有的民主都是精英统治，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人民也不能直接统治自己。但人民人数的力量对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制约力量的。在很大程度上说，现代民主政治是三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和制约，即统治者的政治权力、资产者的经济权力和人民的人数权力。只有在这三种权力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才能达到稳定。

　　民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而言就是民主的政体必须随着资本在海外的扩张而扩张，但对后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就变成了：在接受和容纳西方资本的同时能够拒绝用来保护资本的民主政体吗？对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这不仅是因为资本的经济权力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以后，其对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后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经常动用政权的力量来抵制民主的传播，上述前苏联和东欧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正如“第三次民主浪潮”所显示的，总的趋势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推动民主政治的产生。或许可以说，资本不能没有民主而生存。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扩张既造就了全球化，也制造出了国家内部及其国家间的纠纷、冲突，甚至战争。在早期，马克思批评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充满着血腥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为福利国家形式的出现，在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血腥味大大减少，但当资本主义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时，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一如既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仍然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再者，即使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战争较少，但民主政体的扩张无疑是个充满暴力的过程，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的传播如此，从发达国家到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更是这样。 关于民主国家和战争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Michael Doyle，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s 1 &2，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12， Nos3 &4 （1983）， pp205—35， 323—53；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0， No4 （1986）， pp1151—61；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Gold War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关于民主化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参见 Jack L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2000）.

　　（3）世界体系和美国的国际战略

　　在讨论了世界体系的形成和扩张后，我们转而讨论美国战略，这样做有助于理解美国的行为及其对华政策，因为随着中国快速地进入这一世界体系，中美两国同属它的成员，这一体系内所进行的互动渐趋频繁。

　　不可否认，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的堡垒。在18、19世纪，英国扮演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扩张的主要领导者。自美国进入世界体系以来，就替代了英国，一直是推动世界体系形成的一个主力。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美国一直在领导着国际资本的全球性扩张。这种扩张主要是因为美国及其资本主义世界从中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同样，美国也在领导着民主政体的扩张。尽管美国在民主政体的扩张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美国人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因为通过民主的扩张可以保护和辅助其经济利益的扩张。

　　目前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种国际环境。可以这么说，中国外在的挑战首先并不是美国，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合二为一的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无限扩张力正在毫不留情地把世界上各个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和政治体吸纳进去，变成其内在的部分。而美国刚好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是这个体系扩张的领导者。美国的扩张性并不主要取决于哪一个政府或者哪一个总统，而更多的是受这一体系的驱动。

　　美国卷入和领导世界事务多年，对现代国际关系的这一本质的认识比之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深刻。“不进则退”，应当争取的东西不去争取，应当属于你的东西你不去领取，你最后就要受到惩罚。这就是美国人的信条。所以，尽管美国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但主导其国家安全和外交关系的主流则始终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这里当然不排除用自由主义的方式来表达现实主义的终极目标。）现实主义观点左右了美国决策者对前苏联的看法，也在左右着今天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这里不可能对自美国卷入世界事务以来的国际战略作详细的讨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无论是美国对外的热战还是冷战或者其他各种方式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体这一世界体系对外扩张的本质。当然，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则和特定的美国政府及其所代表的国内利益、其所信仰的意识形态有关。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调整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其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军事对抗，以力量平衡力量。美国赢了，苏联最终消失了。冷战的结束和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既没有为所谓的国际和平提供任何新的动力，也没有导向很多人所预期的国际权力多极化。相反，美国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霸权。

　　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位置决定了美国的国际战略，那就是用霸权的方式去领导这个世界体系。美国这样做，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动力。首先，对更大的国际权力的追求迫使美国这样做。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资本，权力的唯一目的就是更大的权力。这一铁的规律既适用于内政，也适用于国际政治。美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并且有条件这样去做。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美国已经满足了其追求国际权力的欲望。第二，维持这样一个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无限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方面利益。美国人领导世界，到处有他的力量。但是要认识到，美国人并没有做仁慈的世界警察，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其在海外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走到哪里，政治军事力量就跟到哪里。其次，在这一霸权状态下受益的很多国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美国这样去做。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体系是非常等级化的，各方面利益的分配是极端不平等的，一些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一些国家获得较少的利益，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根本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这也就是今天的世界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原因。富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多的富裕，强者要继续保持或者追求更强大。要维持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就要努力维持这个世界体系，或者使得这个体系更加等级化。而美国则当仁不让地被这些既得利益者推为领导。

　　（4）美国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中国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