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和中国的战略考量(1)

　　布什政府执政以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突然全面“倒退”，但在经过中国方面以较为理性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加以处理后，两国关系似乎又恢复了“稳定”。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就已经走上了这种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环。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说法的来源，也已经成了国内的主流看法。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挑衅”或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而每次“稳定”都是以中国作让步为前提条件的。每次“倒退”都导致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恐慌。而每次“稳定”在带给人们欣慰之余，又使人们对两国关系感到前途未卜。很显然，“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应当怎么办？奉行等待主义显然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经十多年，我们也应当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和中国如何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免遭外在强权破坏的基础上扩展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优先目标是制定一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一方面，中国必须这样做，否则，中国的国家利益会继续受到美国的威胁；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美国已经开始调整其国际战略特别是亚太战略，这会从各个方面影响中国的生存环境，从而迫使中国进行战略性调整。

　　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只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无论怎样的被动式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一种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入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能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因为篇幅的限制和对思路直接表达的需要，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论述。文章从中美两国所处的世界体系、两国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及两国如何在这个体系中互动的角度来讨论中美关系。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侧重讨论美国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和中国战略，第二部分讨论中国制定国际战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讨论主要围绕如下几个主要因素，即中国所处的世界体系及其国际关系的本质、冷战后美国国际关系大战略的调整、中美关系在美国全球大战略棋盘上的位置和美国的亚太盟国在实现美国战略过程中的作用。讨论中国战略问题也相应地从这几个方面展开。

　　1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影响美国战略的因素有哪些？当我们讨论美国战略时，经常指向重要历史时期美国政府所制定的美国国际战略，如肯尼迪、里根、克林顿和现在的布什政府。这也是广为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当人们这样做时，很自然把重点放在美国总统个人身上。这样做有其合理性，但容易犯判断上的偏差。实际上，自从20世纪初威尔逊总统期间美国涉足世界事务以来，美国战略一直表现出相当惊人的一致性。尽管每一任美国总统总会有其自身特色的战略，但总脱离不了这种一致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美国战略时，考量到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我把这样的因素称之为制度因素。这里要强调的制度包括较为宏观的和微观的两类，前者包括美国所处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即这里所说的世界体系，后者指美国国内的政治运作体系。这些制度因素构成了美国战略形成的制度动力，而总统不管其是多么的弱势还是强势，总要受这些制度因素的驱动或者制约。所谓的美国战略是总统作为一个决策者和这些制度因素互动的产物罢了。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国际关系应当是和平还是战争？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双赢（win·win）游戏还是零和游戏？对诸如此类属于规范性的问题，从不同的哲学视角出发就可以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这里只分析现代国际关系的经验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上面所说的宏观制度因素，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关于这方面的综合讨论见Robert Gilpin，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2.尽管各个学派对国家的作用（权力扩张）大还是经济制度的作用（资本扩张）大存在着分歧，但没有人会否认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现代世界体系这一点。在沃勒斯坦那里，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几乎就是同一件事情。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包括：The Modern WorldSystem， 2 volum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1980）；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无论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都起源于西欧，然后再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资本主义先于民族国家而生，民族国家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迎合了资本主义区域市场乃至全球市场形成和扩张的需要。资本主义本身包含有巨大的扩张动力。但在其扩张过程中，资本经常在国内市场上遇到地方化的政治权力（如封建权力）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则遇到他国政权的阻碍。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阻力，（近）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就在这里显现出来。国家的本质就是权力，用民族国家的权力应付资本主义扩张过程的权力阻力就成为了现代国际冲突的主轴。在近现代历史上，国家间经济冲突最终都表现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可以说，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动力，但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就不会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形成。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基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无限的扩张力。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是和平的，因为每一国家都可或多或少地从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问题就出在民族国家的干预。但经验证明，这至多是一种理想的理论假设。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早期，当资本主义的扩张遇到障碍时，民族国家从一开始就或者辅助资本的扩张，或者直接参与扩张。而对后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家本身就推动本国资本的向外扩张。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所经历到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际上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内民族主义在海外的表达。 例如Wolfgang JMommsen，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2）民主的扩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扩张，而且民族国家本身也在扩张，那就是民主的扩张和输出。这一点经常被人们所忽视。民主的国家形式在西欧、北美等国家的发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此后也在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不断向外发展。但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这一政治形式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资本主义加上民主大大强化了现代国家的扩张能力。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形式，尽管民主政治的扩张仍然落后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扩张。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扩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动用国家的权力从资本主义的链条上挣脱出来，建立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但现在这些国家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已经无一幸免地纳入到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国家体系中去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扩张已经引出了所谓的“第三次浪潮”理论。 Samuel P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有人甚至乐观地宣称“历史的终结”，相信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必然是世界上最后的一种政治形式。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人们强调资本的扩张性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民主的扩张性。实际上，不了解民主的扩张性，就很难理解当代世界体系的形成。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研究，民主化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

　　第一次发生在1828—1926年间，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和英国的诸多海外殖民地获得了民主的政治形式。之后在1922—1942年间，这些国家中发生了民主的第一次回潮，包括意大利、德国和阿根廷。

　　民主的第二次浪潮时间较短，发生在1943—1962年间，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印度和以色列等国获得了民主的形式，但在1958—1975年间，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发生民主的回潮。

　　最近一次也就是民主的第三次浪潮发生在1974年以后，这次浪潮中，很多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获得了民主的国家形式。 Huntington，同上引书。权威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在同一时期内，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部分民主的政体从7．5%上升到26．2%。

　　1975年的民族国家，共147个1995年的民族国家，共164个权威政体部分民主自由民主权威政体部分民主自由民主西欧、北美和澳洲20220024拉美15252515亚洲18431159非洲4323121620中东14321332东欧、前苏联、俄国9005148总数1011135434378比例687%7．5%23．8%26．2%26．2%47．6%资料来源：D·Potter， et al，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第9页。

　　那么，民主为什么会像资本那样具有向外扩张性呢？这里有几个主要的动力源。第一是来自“供给”方面的动力。如果说政治力量辅助资本的输出，那么也可以说政治力量的组织形式也是随着资本而输出。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美国和日本等殖民国家都对被殖民国家的政治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政体特别是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都是西欧和美国殖民者输出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参见拙文《政治改革和中国的国家建设》（《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二期）中的一些讨论。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以后，民主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就通过其他种种方式来输出民主政体形式。尽管输出的途径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即要用民主这种特定的政治组织形式来保护资本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决策者相信在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冲突或者少冲突就是这种目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表达。美国等西方国家不知疲倦地在中国建立“法治”也是基于保护其在华的经济利益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