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联合国改革是西方与非西方较量的主战场
近二十年来的全球化正在加速度地缩小各国之间的距离，提高他们间的相互依赖度。但由全球化带来的这种巨大变化似乎并没有减少各国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相反，随着各国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在各种各样的摩擦中间，最具有全球意义的就要算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摩擦了。实际上，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早已经开始了全球化状态下的新一轮较量。
这个较量最直接地表现在近年来的联合国改革的争议上。这并不为奇。联合国作为最主要的国际组织，往往成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较量的最主要论坛。
联合国改革已经成了近年来国际政治中最重大的议题，因为各种信息已经暗示：不改革，联合国就要死亡。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可以取代联合国，但冷战后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越来越边缘化了。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联合国的相关性似乎变得越来越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曾经是联合国的主要倡导者，在联合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近十年来，美国或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次绕过联合国，或者大搞单边主义，或者通过自己的联盟来主导国际事务。另一方面，随着非西方国家如印度和巴西的崛起，如果联合国不能为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提供参与决策的渠道，联合国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
怎么办？联合国需要改革。这已经成了几乎是所有成员国的共识。
联合国改革有太多的议题了。例如，联合国组织本身的管理结构需要改革。很多人相信，联合国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腐败丛生的组织。又如，安理会需要改革，因为它已经不能反映现实世界的权力格局。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德国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能够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要求入常以反映其崛起的事实。
0全球化下的西方与非西方0全球化下的西方与非西方但是在众多重要的议题中，重中之重显然是联合国改革的议程方向。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联合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国际权力的再分配。但权力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要达到一些目标的手段。联合国改革的议程就是要重新界定这些目标。安理会改革固然重要，但规定安理会要执行的联合国议程方向更为重要。
2．联合国议程次序安排，是双方较量的焦点
在联合国改革的议程方向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较量是很明显的。总体说来，发达国家或者传统上所说的“西方”强调的是安全和人权议程，而发展中国家或者传统上所说的“非西方”则强调的是发展议程。无论是安全、人权还是发展，很少有国家会否认这些都是联合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就这些问题的优先次序安排方面没有任何共识，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论证自己所倡议的次序安排的合理性。
应该说，安全、人权和发展这些也不是什么新课题，因为这些都是联合国成立以来一直所关注的问题。在联合国早期，发展应该说是主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联合国本身及其相关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议程。但也应当指出，在冷战期间，联合国的发展目标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也就是说发展目标为西方所主导，西方希望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培植亲西方势力从而遏制当时苏联阵营。此外，就安全和人权议题来看，可以说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之后，联合国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安全和人权方面的议程在联合国的总体议程中越来越占有重要性。但是也必须看到，从一定程度上说，冷战结束后，没有了美苏两大国的对抗，联合国越来越衰落成为一个侧重于人道救援的组织，其议程失去了大方向。只是在进入新千年的时候，联合国试图重新拾回其推动发展的角色，提出了以消除贫困为主题的“千年目标”。
西方和非西方对联合国议程的优先次序安排的争论背后则是各成员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正是因为联合国改革是国际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分配，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都希望自己的改革议程成为联合国改革的优先议程。发展中国家要求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不仅希望联合国不再是一些强权国家增进本国利益、牺牲他国利益的工具，不再是替一些大国国际行为论证合法性的工具，而且更希望通过联合国的改造建立一个更为民主和公正的国际秩序。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不欢迎联合国的民主化，就是说不想看到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声音和实际影响力的增加。联合国对美国和西方来说，一直就具有工具性质，或者假联合国之名来维持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假联合国之手来增进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联合国的民主化无疑会大大消弱联合国的这种工具性质。如果联合国的民主化不可避免，那么，对美国和西方，联合国对他们来说并非那么重要了。
实际上，西方尤其是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西方不能主导联合国议程，那么，他们就有可能避开联合国，或者走单边主义，或者重组国际组织。这种现象已经出现。美国和北约处理前南斯拉夫事宜就是一例。美国尽管还没有要彻底抛弃联合国的程度，但已经不想参与一些会对美国本身有制约性的联合国内部的次组织，例如美国最近已经决定不参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如果美国和西方对联合国的态度急速转变，或者另组区域和国际性的组织，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有效性会成为一个问题。当然，发展中国家也有权利来组织国际性的或者区域性的组织。但这可能会演变成为西方对非西方的直接对抗。
由此看来，不改革，联合国就要死亡；但同样，不当的改革，联合国也同样会导致变相的死亡。如果西方和非西方之间不能达成必要的妥协，因为联合国改革所引起的危机可能会比联合国本身所存在的危机还要严峻。
这种现象同时也表明，在联合国改革争论的背后，西方和非西方正在进行着一场更大范围和更深刻的较量。这个较量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安全等各个方位。如果说，联合国传统上关注的是主权国家之间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关系问题，那么现在这场较量的焦点已经从主权国家外部关系深入到主权国家内部的各种关系。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了：传统“主权”的概念是否仍然有效？主权国家是否应当自主地发展？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组织是否可以干预非西方主权国家的内部发展？
全球化的加速导致这些问题的提出，而“9·11”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则直接促成了各国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进行改革的需求。
3． 全球化下的西方与非西方较量的新特点
全球化对联合国所产生的影响之巨大怎么说都不为过，因为全球化对安全、人权和发展等联合国的各个主要议程都发生了巨大的冲击。先来看西方所关心的安全和人权议程。其实，没有人会从原则上对联合国在维持安全和推进人权方面的角色持怀疑态度，问题在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对安全和人权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全球化状态下，安全对西方和非西方具有了新的含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指的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现在除了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如核扩散之外，又加上了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例如传染病传播、毒品交易，乃至人口买卖等等。即使是在一些传统领域如核扩散问题，西方和非西方的异见也在迅速扩大。美国一方面要阻止核扩散，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其所谓的“敌人”。对一些国家看来，为了对付美国的“先发制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发展核武器。在这些国家来说，美国俨然就是“核扩散”的重大根源。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在推动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动的同时，也带动了被称为“邪恶力量”的东西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那就是全球恐怖主义的崛起。所以，联合国除了要关切有形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外，还要关注无形的恐怖主义所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并且因为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国家，这使得反恐成了更为重要的联合国议程。
在反恐问题上，西方和非西方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共识。关键性分歧在于定义什么是恐怖主义，如何反恐，以及如何达成共同安全。
由于无形的恐怖主义难以对付，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把无形的恐怖主义和有形的主权国家联结起来，并且希望联合国再次成为打击西方所定义的恐怖主义的工具。当联合国不能为其所用时，就干脆避开联合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甚至避开了其传统的盟友欧盟来实行单边主义。也就是说，欧盟也被边缘化了。当然，美国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也必须看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崛起，欧盟也是有责任的。欧盟和美国自认为担负着维持世界秩序的共同责任。在这种共同责任感的驱使下，西方整体上自然会要求联合国在安全方面担任更大的角色。这次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盟一直在努力掌握主导权，和美国合作，通过联合国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而对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那些和美国等西方诸国并不友好的国家，当然不想看到西方的这种安全观主导着联合国的安全话语。
在人权方面也有类似情况。西方所主导的人权观经常演变成为西方干预非西方的一种“合法性”话语。“人道干预”往往演变成人权高于主权。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这种人权观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应该从当今英美外交中已经看出了这种人权外交的恶果。“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采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手段，打击乃至摧毁美国所界定是“敌人”的国家，然后在那里建立了亲美的“民主”政权。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最明显的例子。因为用军事手段甚至是单边军事手段促成其他国家的政体转型对美国来说代价极高，并且用这种方式促成的民主政体很难稳定下来，美国近年来开始使用“转型外交”。美国推动民主的手段开始从外力强加向内部催生转型，就是通过非军事的各种手段如依靠所在国的反对党或者非政府组织从内部来催生所在国的民主化，推翻现存反美或者对美国不友好的政权，建立亲美政权。“转型外交”的试验是在中亚开始的。美国在那里成功地推行了多种“颜色革命”。美国使用数量并不多的经济支持加上正式甚至是非正式的外交手段，利用当地的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成功地推翻了原有政权，建立亲美政权。在“颜色革命”成功以后，美国更加深化这种由内部因素促动的政治变革。现在美国的“转型外交”开始呈现全方位的趋势，它不仅针对美国所界定的“敌人”国家如伊朗，也针对美国所认为的非民主或者欠民主国家。最近英国也开始公开认同美国所界定的“转型外交”。与“转型外交”相呼应，英国提出了“积极外交”，坚持军事手段在实现民主自由价值过程中的作用。
很显然，对非西方，尤其是非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以人权和民主为幌子的帝国主义做法大大损害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并非一定要抗拒或者不接受民主政治，他们考量更多的是因为西方式民主并不符合他们的国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发展中国家做了很多民主的试验，很多以失败告终。在一些国家，尽管有了民主政体，但民主往往只是个表象。有民选政府，但政府并没有实际上的统治能力，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不用说政府有能力来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了。在西方国家，民主往往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和政局动乱与贫穷连在一起的。
对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对他们的影响相当复杂。一些国家勇于开放，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机制来发展自身，例如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些国家也通过参与现存的国际多边组织，逐渐崛起并进入世界强国之林。这些国家希望改变西方主导联合国的局面，通过联合国来确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表现在联合国改革上，他们很自然强调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发言权。
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在全球化面前，这些国家并没有多少选择。如果他们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抗拒全球化，就会面临更加孤立和边缘化，从而变得更不发展。如果接受全球化，但政府和社会又没有消化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能力，于是往往变成全球化链条上的最弱者，同样避免不了更加贫穷的局面。这些国家因此希望联合国以发展议程为主体。西方是推动全球化的主体，西方如何处理全球化之下的发展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诸多弱小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全球化一方面已经使得各国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表明各国之间有可能发展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从而找到解决各国间存在着的矛盾的方法。但是，全球化更是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一些国家获得很大的利益，另一些国家则没有，有些国家甚至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全球化已经引发了改革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要求。因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巨大的国家利益差异和对增进各自国家利益方式认知的不同，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这个较量会继续存在下去。但很显然，如果双方之间不能就国际体系的改革或者改造达成基本的共识，这个较量必然会成为一种零和（zerosum）游戏。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一种局面。
（本文为2006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一篇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