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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跌宕一百年:彷徨中寻求破局之道(2)


  黄仁宇先生认为,“义和团是华北人民秘密结社中之一种,会员练习武术,主持神秘的集会仪式。”这个秘密社团,最初起于山东,不见于官方的眼目,直到“巨野教案“后,才被世人所关注。他们痛恨洋教,带上“洋”字的物体也一并排斥,除了洋钱。他们将世纪末中国所有的灾难,归结于“全是教堂遮住天”。

  义和团最让时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们高超的法术,黄先生说“当中有些自称练气功可以阻挡子弹。”除了认为练气功可以挡子弹,义和团还相信,念咒语也能挡子弹,比如“弟子在红尘,闭住枪炮门,枪炮一齐响,沙子两边分”就能让自己成为金钟罩,铁布衫。因此,义和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洋人杀不尽。

  凭着这些眼花缭乱的本事,义和团从山东发展到河北、到天津、直至北京。据说洋人很珍惜生命,眼看自家的传教士接二连三地被锄头、镰刀、斧子、大片刀砸死、砍死,他们若再与己无关似地坐在温暖的办公室,就显得太没有“人道主义”精神了。

  从河北到北京,义和团井喷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山东巡抚毓贤,黄仁宇先生称其为“仇外者”。黄先生说,这位省部级高官“称义和团为‘义民’,收容他们入团练。”这是1899上半年的事情,然而到了下半年,尤其是年底,毓贤被革职查办,袁世凯为代理巡抚后,采取的却是敌视的态度,至1900年,甚至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镇压。

  这种姿态上的转变,反映出慈禧内心的焦灼与矛盾。一方面,惊恐于义和团“反洋教”的列强,要求清政府取缔这个“恐怖组织”,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如1900年5月12日,直隶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清廷派兵弹压,结果其统领为义和团所杀,满朝震动;另一方面,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外人愈逼清廷剿匪,太后愈决心抵抗外来压力。”

  作为女人,在要面子这档子事上,慈禧不比任何一个人少,作为政府首脑,义和团扯出的“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对她来说,也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如果这些人能像他们说的刀枪不入,杀洋人如同杀鸡,那么招抚他们为己所用又有何不可?而且义和团“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也让她相信,这个民间组织对她是绝对没有恶意的。况且,6月6日去涿州考察义和团情况的官员回禀说“拳民可恃”,政府高官,皇亲国戚也认为应善加用之,共御外辱,慈禧觉得自己应该“从善如流”。

  在这种情况使下,出现了黄仁宇先生说“期间所发诏书有时称义和团为‘游勇会’及‘乱民’、‘拳匪’,可是有时又称其为‘拳民’、‘朝廷赤子’,甚至‘义民’。”的现象。

  义和团再怎么神仙护佑,神功护体,对慈禧的这套做法恐怕也很难看透。自己到底是什么呢?空闲时,他们或许会在想下顿饭吃什么后,顺带思索一下这个问题。这些怀抱朴素的爱国忠君思想的农民,有很多头疼心烦的事——养家糊口,赡养老人,所以,团民队伍虽“大而壮”,但很大一部分是妇孺老幼。这些千百年来跟土地打交道的农人,十几天以后,将有几千人倒在“洋人”的枪口下。

  慈禧可能根本未曾想到:她没想到涌向首都北京的团民会有数万之众,她更没想到那些红头毛、绿眼睛的洋人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给自己,这让她非常窝火。她决定在洋人面前展示一下天朝上国的威严,内心的愤怒让慈禧的判断力发生了偏差,虽然她的判断力始终处于偏差状态,但事后,人们会发现,这次的偏差带给这个帝国的伤害是多么的“无与伦比”。

  黄仁宇先生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幅场景:“1900年6月21日她公布了宣战令。作战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条例的某些国家,而是‘远人’和‘彼等’,事实上就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国家。”

  20世纪的开年,慈禧的情绪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激动。义和团所做的一切是这种激动主要的来源。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此时义和团在北京攻击使馆火焚教堂,已生事十日。”、“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遇害。”、“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扔想交涉,在往总理衙门途中遇害。”慈禧相信,在宣战之前就已成为朝廷利器的“义民”,在宣战之后,定然会帮助朝廷“斩妖除魔”,不是说他们刀枪不入吗?不是说他们神功护体吗?那就让那些洋人尝尝“义民”的厉害吧——

  火烧位于北京商业区大栅栏的“德记”洋药行,波及烧毁5000多间房屋,大栅栏一片焦土;同时贴出悬赏告示,杀洋人100两银子;杀洋女人,70两银子;杀洋小孩,40两银子。

  照此发展下去,历史会顺着哪条路前行?世上本无先知,所以没有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这种让人不免揣测、模糊的状态实际上也来自慈禧始终没有化作“唯一性”的心态。她虽然看好义和团,但并没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义和团身上。尤其是6月25日发生一幕,让她警觉——义和团可能会超出自己的掌控,进而发生民变,篡朝夺位。这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忌讳的事件,慈禧也不例外。

  这一天,端郡王载漪和庄亲王载勋带着60多名义和团团民冲进紫禁城,声称要杀掉和洋人一条心的光绪皇帝。慈禧揭穿了这两位铁帽子王趁机作乱的阴谋,杀掉了为首的团民。事后,慈禧速命军队停止进攻使馆,还派亲信荣禄在使馆外树立了“奉旨保护”的牌子。显然,这个女人是在为自己留后路,于是身为读史者的我们,看到如下的景象就不奇怪了:几千“爱国”清军加几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围攻只有100多个守军的使馆达,却硬是攻不下来;围攻西什库教堂也是如此,教堂里只有100多个中国教徒和40来个外国士兵,而义和团却有千人,结果洋人毫无损伤,这边却死伤无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城,慈禧懈光绪西逃而去之后,义和团的“霉运”又加深了一层。

  9月3日,“俄兵大队自崇文门而北,系在近畿剿义和团,奏凯而旋,获团旗甚多,挟之马上。美兵亦有出队者”;7日,“南苑内时有枪声,经洋兵十余人驰往攻击,竟枪毙义和拳数百”;11日,“联军1700余人,携大炮6门,又攻良乡县城。义和团阵亡250余人”;19日,“联军往西山观音村剿杀义和团,全村为炮火所毁,团民百余人被杀”。

  权力的持有者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他们在苟合中寻找自己的午餐肉,义和团却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阳光。这样的结局似乎早已注定,因为正如黄仁宇先生说言,“上端”是一个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事态的发展,以及之后留下的名声,由此也就可以预料了。

  民国:俎上肉与自由歌

  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黄仁宇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年,离光绪帝宾天已去4年,离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也已过去了3个多月。当清帝国的孤儿寡母坐上如针毡一般的龙椅时,他们不会想到,祖宗开创的基业会败在自己手中,他们更想不到,帝国崩溃的速度竟如此之快,而自己号令天下的时间却如此之短。

  如果帝国的孤儿寡母“有幸”听到流传在陕西的一首民谣,或许他们内心的波澜会趋于平复——原来一切皆有定数。这首民谣是这样唱的:“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相对的,革命的胜利对孙中山来说也是一种意外。黄先生说:“在1911年10月10日前,孙曾发动推翻满清运动十次,每次失败都免不了人命牺牲。”孙中山当时身在美国,并不知道起义爆发并且获得成功。事后孙中山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不过无论怎么说,旧时代已经过去,新时代来到了人们的面前。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的年轻人减去了为外国人嘲笑为“猪尾巴”的辫子,激进分子开始在各类报纸上全盘否定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加之普通民众对高高在上的官老爷的本能不满,随着自由空气的弥漫,各种各样宣示“三民主义”的游行在新生的民国遍地开花。

  此时的中国如黄先生所言,如同一个万花筒。这是一个难得的景象,因为国人素来含蓄、谨慎而内敛,从不,或者不习惯在外人面前宣泄自己的情绪,但这一回不同,这当中虽然社会的中坚分子占了绝大多数,但对一般民众而言,终究也算是值得高兴的事,毕竟,官员出门不用下跪了,女人不用裹脚了。

  当然,没有永远的阴天,也没有永远的晴天,快乐与悲伤总是相对而存在,国家之事很多时候也会死如此。黄先生说:“民国成立后的二十年是一段令人愁丧的开始。”这当中不得不提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黄先生指出其实为“1898年出卖光绪帝的人物”,不管袁大头本身事后在各类媒体上做怎样的辩解,都难以消去“奸佞小人”的标签,都说什么样的人生追求造就什么样的成长轨迹,袁世凯以他的方式为这句话做了准确的注脚。

  1915年12月,袁大头在北京当上皇帝,至1916年6月6日死,如黄先生所言:“他的皇帝只做了81天,因为各方的反对,他临死之前已将帝制撤销。”1年以后,张勋又在同一座城市复辟,他长期在袁大头手下效力,也有忠诚之名,见原上司自己做皇帝不成,便扶末帝溥仪上位,但“这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

  旧思想已不能适应新时代,这个喧嚷的时代需要全新的东西来装点自己的头颅与手脚。于是在动荡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进步便成了民国初期的主题词。虽然我们有时也可以说,这种急欲求变求变的心理是出于一种被迫——国家新生,军阀混战,乱相层叠,北京政府又肆意出卖国家权力而换取自身的保护和稳定,黄先生指出其中的荒谬:“中国不仅无法分得任何胜利后果,反要将本身领土之完整作为特权转让去满足另一战胜国,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