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已经严阵以待，曹倜还是认为在这个时候不必要动用武力，他试图让姚文起相信这种突发事件不会影响到官府在昨天所作的规定。11月1日，曹倜和威县县令戚朝卿再次出面“谕饬三县团总、绅董，前往开诚布公，晓以利害，向拳民极力劝谕”。赵三多也主动站出来，向姚文起和拳众们当场叩头，请他们解散。最终，赵三多的真情感动了姚文起和拳民们，这些人“深知悔悟”，纷纷解散回家了。
官府方面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两次劝谕都起到了效果。原本，这次起事就该平息下来，可当一批被解散的拳民经过红桃园（十八村之一）时，官府所作的努力泡汤了。事情的原委已经说不甚清楚，史料记载说，是教民向拳民挑衅，拳民被激怒，但当时并没有发作，而是联络了姚文起和一批拳民后才在第二天来到红桃园教堂，将数十间教堂和教民的房屋烧毁，并杀死了两个教民。
形势急转直下。但是，义和拳的攻击教会事实上却无法取得任何大的胜利。
在该年10月中旬，义和拳才露头时，清政府就颁布了令各省督抚在教堂所在地方及教士往来之处严密防范的上谕。所以，在教堂方面，他们早有准备，有的教堂还修筑了防御工事，这自然让义和拳占不了多大好处去。另外就是官方的态度和实力。
即使官方在这之前的态度是安抚，但那是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之前，一旦事情闹大，官方的态度一定会在实力允许的前提下（此次被调来的官兵至少有500人）发生改变。11月4日清晨，拳民又在威县候未村焚烧教堂，清军闻讯赶来，向拳民开战，这或许是自义和拳诞生以来，双方的首次对阵。这次对阵以拳民付出了16人被俘、4人被杀的代价而告终。姚文起被活捉，不久后被杀掉。
赵三多在得知此消息后，突然大怒。依他之见，自己之所以会同意官府的劝谕，无非是因为官府对义和拳没有实施暴力行为。如今，暴力行为已经实施，如果他赵三多再如从前那样继续听政府的话，做个良民，那就太对不起死去的义和拳弟兄了。包括姚文起这样的积极分子都不会明白，他们一心想要避开的比教会更为强大的对手最终还是没有避开。赵三多在惊慌的同时，兔死狐悲之下，自然就有了再次站出来的勇气。赵三多离开威县往滹沱河以北、运粮河两岸重新集聚拳民斗争力量。这次起事只坚持了8天，赵三多的不积极应该是这次起事很快失败的一个原因。
而更多的原因在于，义和拳的力量与官军相比还没有那么强大，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待提高。这就是赵三多要做的事。
起事的中坚分子阎书勤当初在小里固村时，就建议姚文起跟他一起杀回梨园屯，解决宿怨。这一计划还没有实施，梨园屯的政府军队就派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来梨园屯，便不打你们，最好咱们两不相犯。姚文起思量再三后，最终没有到梨园屯。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会发现，自巨野教案后，梨园屯的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洋人的咄咄逼人——起事五个月前，1898年5月30日，法国驻华公使毕盛照会总署，就梨园屯教案提出四条，其中有一条是将犯罪之首18名，限3日内全行拿获。或该犯逃走，须将家口扣留，产业入官——才让义和拳找到借口，振臂一呼。
许多年前，各地以梅花拳为名目的拳会就在直鲁交界处遍地开花，著名的拳师就有刘化龙和朱九斌。在赵三多等人正在为山东梨园屯的事奔走时，这二人已经把梅花拳发展到了保定以北、京南，包括固安、良乡各县。赵三多的到来，使得这些势力有了“联成一气”的可能。赵三多即使不是个交际行家，凭他多年来的影响力，只要稍用些心力，整个梅花拳联成一气很容易就能成为现实。
在他近一年的奔走中，他发现各地的百姓对他都相当敬重，每到一地，百姓们都要求他去授拳。他大概不知道，自己的梅花拳能如此受到百姓的欢迎。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初八，拳民们在直隶正定府大佛寺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到会的俱是各县各场的重要拳师。大家都为前一年的起事失败很是惋惜，赵三多当然不会将自己的不坚定说给这些人听。在他总结起事失败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把自己的“不起”也算在内了。他说，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有的拳会“不起”（不参加），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斗争方向。
大家一致赞同他的说法，无疑，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以将义和拳整合为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的机会，但赵三多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对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统一的、绝对的领导——没有看透。也就是说，他把起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义和拳的数量有问题，丝毫没有谈质量。
所谓质量，众多的农民起义都可以作为参考，一个组织想要有所发展，首领本人必须要有绝对的权威。权威自然是从绝对的领导权而来。赵三多的思路从一开始的总结中就出现了失误，这可能也是义和团后来被称为乌合之众的原因。
有人接着他的话，出了个主意。此人说：“现静海、青县、东光各县有红门，暗里吃符念咒，叫铁布衫，会刀枪不入，能够避火，不怕洋枪大炮，天天夜里练。他们那个拳未明开，信白莲教，现时老百姓很信他们。他们宗旨与我们同是一样，与我们本不通气，不妨我们凑他一步，我们学他们那个办法……我们义和团是明的，到处亮拳开会，他与我们联成一气，也能正大光明地亮拳开会。他们无有不愿意与我们联系，老百姓亦都信他们，这就好往下搞了。众位师兄们看怎么样？”
思路决定出路，赵三多的出路就是如此：“很好很好，我们定名叫神助义和拳。暂只说练拳保护自己的村庄，以免官家干涉，以后避免反清复明、排满兴汉，以免两面受敌。”
“神助”二字和“助清灭洋”同样是义和团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刀枪不入”的观念在刘士端那里早已成家常便饭，赵三多将它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并不稀奇。这次会议结束后，五月间，就有设坛开场演拳的，官方却没有禁止。到该年冬天时，各县练拳就已经成为平常事，这个时候，官方想要禁止，已经无从下手了。
赵三多把义和拳改称“神助义和拳”，由此便使义和拳和各地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或者说各种名号的会道门，“联成一气”，从而使义和团运动获得迅速的发展。
同时，也是后来义和团运动最具特色的“刀枪不入”被定为义和拳的信条之一。刘士端的“刀枪不入”是技术上的，我们不敢肯定刘士端是否真的练成了这门神技，但至少“刀枪不入”在大刀会中作为一门武艺而存在。而赵三多的“刀枪不入”却是形式上的，他只不过是借了“刀枪不入”这四个字来为自己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也就是说，他看重的不是这门技术，而是使用这门技术的人。在“刀枪不入”之外，赵三多还使用了“神助”这两个字，这后来也成为义和团运动的标志之一：降神附体仪式。
可惜的是，赵三多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提倡要有绝对的领导权，所以，表面上的“联成一气”不过是“点”的增多，而并没有形成一条直线或是一个面。
这次会议的召开，使我们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家兴师动众、不顾后果地反对教会，足以说明了教会在中国乡村的不得人心。在关于控诉教会的无恶不作中，无论是山东还是河北的乡村，都极尽最大渲染与夸张。这些控诉即使不是真实，也非常接近真实。
这由许多天后义和拳发出的一份揭帖可以得到证明：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
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
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这似乎是“义和团”第一次出现，不过这并非事实，这份揭帖很可能被后人修改过。“义和团”三个字的出现，是在张汝梅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的奏折中：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这一提法当然是有目的的。他当初感到十八村拳民斗争难以消弭，便企图把它解散纳入乡团中去，并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
山东冠县、直隶威县的乡团设立于1853年（咸丰三年）二月间，设立的初衷是对付太平军北伐军。北伐军失败后，团练被解散。同治二年（1863）再次创办，其锋芒又是针对鲁西北白莲教起义军。这些设立的乡团属于官团，张汝梅的用意是，希望朝廷认为参加梨园屯教案的是官团，或者说，他希望这些义和拳的拳民大部分是官团人员。这无疑是继承了李秉衡的主张，将这些拳民纳入官府势力中。
刘士端、赵三多等人的努力并没有让“义和团”这三个字在现实中出现。赵三多作的最大贡献就是“助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它轻松地避开了官方。真正让“义和团”三个字出现的是朱红灯。随着大刀会和义和拳“点”的不断出现，瞬间的爆发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