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的不能作为与土匪的无所不为是刘士端在山东曹州曹县创建大刀会的最根本原因。
曹州在地理分布上属于鲁西南地区，这是四省（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搭界之处，但凡是在这里为官的地方官都被似乎永不消失的匪患骚扰得寝食难安。他们最应该痛恨的是从此地经过的黄河。黄河虽然也给当地灌溉带来了方便，但它在鲁西南创造的“最大成就”却是周期性的洪水泛滥。特别是19世纪末期，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百姓无法耕种被黄河水浸泡的土地，但政府却没有落下收税的使命，为了生存，许多百姓只好去当了土匪。
另外，鲁西南还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该地习武练拳之风颇为兴盛，当地人充满热血，好勇斗狠，“梁山好汉”、“山东响马”的传说一直影响着他们。
多年以前，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又在此地长期流窜，引起一批热血青年竞相模仿，这些青年最终成为“问题青年”，步了“梁山好汉”的后尘。等于说，有人是被迫当了土匪，而有人却是心甘情愿地把土匪当成了一种职业。
地方官也为这种匪患“开绿灯”。由于地处四省搭界，四省的地方官经常将本该是自己的责任推诿于他人，而被责任推到的地方官又继续推，谁也不肯将关于土匪的案子归到自己的名下，此地遂成为“四不管”之地。
盗匪在鲁西南的猖獗，曹州可作为典型。每一届在曹州的地方官都对此地咬牙切齿，他们强烈谴责曹州是盗贼的家乡。这种情况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更为严重。为了支付甲午战争赔款，清政府加重盘剥，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交给了土匪，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在匪患严重之时，一些村民指出，出去转一圈，就可能被土匪抢；若是去离家门很远的茅房，必须要两个人才行。还有激动的村民抱怨说自己是不是掉进了土匪窝。
作为地方势力的唯一有权威性的官府，并非不想出力来治理匪患。任何一个官员，无论是好官或是狗官，对骚扰百姓的人绝不会手软。百姓是他的生命线，他需要靠这条生命线来为朝廷交纳税收，来为自己中饱私囊。一旦生命线被破坏，官员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官府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甲午战争爆发后，曹州地方驻军被抽调到前线防御日军，使得原本统治就薄弱的曹州地区更加失去控制。有材料表明，这个时候的土匪常常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洋枪，进入各家抢劫，如同进自己家一样，阻止这一行为的人立即被枪杀。甲午战争结束后，为节省财政开支，清政府又多次遣散兵勇，不但使地方维持治安的力量严重削弱，而且这些当兵多年、受过正规训练的兵勇为了生存，许多人也成为为霸一方的土匪，给社会控制带来更大的麻烦。
官府解决这一麻烦的手法从之前的派军队进而依靠地方团练。此举也不是很理想，团练长时间不能从政府那里领到工资，许多人早已经不干了，少数团练虽然还存在，但谁也说服不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跟土匪理会。官府无能为力，百姓指望地方官府来保护自己的幻想逐渐破灭。
必须要有一种势力来保护百姓，以代替官府的不能作为。曹县烧饼刘庄的刘士端适时站了出来。
刘士端是烧饼刘庄的小地主，年轻时热衷功名，功名却不喜欢他，不过他还是捐了个监生。大概在19世纪80年代初，一位白莲教徒被官府通缉而跑到了烧饼刘庄。这位教徒姓赵，传言用刀枪在全身各处用力砍刺而毫发无损。刘士端知道这种功夫叫金钟罩，通俗来说就是刀枪不入。他小时候就练过，但没有成功。在赵师傅的指导下，刘士端是否练成，史无记载。不过，赵师傅从烧饼刘庄走后，刘士端就以“刀枪不入”为口号开始招收学徒。
至于大家学“刀枪不入”的目的，无非是解决现实问题。现实就是，当地的土匪数量极多，许多村民都曾受到这些人的骚扰。倘若练成了“刀枪不入”，有神功护体，土匪的武器自然就成了废物。
一开始的招生工作并不顺利，显然，刘士端忽略了几个问题。首先，在那个时代，公开练拳的拳会组织很多，但官府控制很严。官府对拳会与秘密宗教结社的衡量指标不是很明确。自清中叶以来，官府对反清的秘密宗教结社和一些武林高手开办的以学武健身为目的的拳会都是不支持态度。但时过境迁，清政府发现，一些或明或暗的拳会并不具有反清思想，又加上中外矛盾的日益加重，政府已经没有精力对民间的拳会进行有力度的干涉了。可政府不认可的态度始终让普通百姓一遇到拳会便退避三舍，三思而后行。其次，刘士端以“保卫身家”四个字为招生广告的主标题，显然就压缩了生源。“身家”所以要保，前提是要有。曹县烧饼刘庄富户不多，有土地的人也不多，大多数是些无“身家”可保的人。最后，他招生广告的副标题“刀枪不入”并不能让人信服。关于刘士端的材料中，没有记载他真的就练成了这种神功。在后来一些土匪嘲笑大刀会的“刀枪不入”是扯淡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刘士端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并不具备这样的特异能力。
天下万事如同三尺之冰，必有破的那一天。刘士端的招生事宜渐渐有了转机。
转机的出现要归功于刘士端的能动性和土匪的越发猖獗。
刘士端虽然只是个小地主，但他本人却是烧饼刘庄刘氏望族的族长。长期以来，刘士端靠着施舍与为民解惑获得了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品德作为一种影响力，在此时开始起作用。他亲自登门拜访当地的地主和一些富农，以利害晓谕众人，最后正告大家，官府无论如何是靠不住了，要靠只能靠我们大家联合在一起，共同对付土匪。同时，他还进一步去游说当地的乡绅，让他们组织的团练成员也来练刀枪不入。
这种游说活动并不限于曹县，附近的单县，包括安徽、河南、江苏等地邻近县城里的人，都是他公关的对象。除了在嘴巴上卖力外，在行动上，他更是不遗余力。
他亲自带领全部大刀会成员（十几人）与一股土匪进行了一场恶战，这次战斗以土匪被击败，大刀会无一人伤亡而结束。人们开始相信他和他的刀枪不入，相比之下，相信刀枪不入的人更多一些。
1895年春天，刘士端的大刀会会员已经发展到上万人，曹州之外，兖州、青州，河南开封、归德，直隶大名、保定，安徽泗州，江苏徐州一带都出现了大刀会的门徒。
或许就在这个时候，刘士端才正式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大刀会。至于这个名字的来历，众说纷纭。有人说，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了这个名字，还有人说，大刀会就是金钟罩，脱胎于白莲教。刘士端为什么要将自己的组织定名为“大刀会”，已不得而知。或许他是图方便，看着门徒手中的大刀，随即就定了下来；又或许是，他从之前的拳会名号中随便抽了一个，而这个名字恰好就是大刀会。
不过，让人没有怀疑余地的是，刘士端的大刀会并不同于其他拳会那样只是单纯的练拳，他的目的是保卫身家，理会土匪。他的大刀会也不同于民间秘密结社，因为他没有反清思想。
其实完全可以说，刘士端的大刀会就是一个新成立、带有新思想、指向新方向的民间组织。官府作为平衡当地秩序的一种影响力失去后，必须要有一种影响力来代替它，而这个影响力就是大刀会。
大刀会并非什么人都收，他设置的入会门槛中“自己购买武器”一项就能让一些穷人望而却步，更何况每天都要拿出十文烧香钱的规定了。这或许就是大刀会要跟土匪纠缠的原因，因为所有成员都是希望可以练成刀枪不入的有身家可保的人。
刘士端开始实现他的主张，跟土匪开战，并由最开始对土匪的防御转入了正式进攻。政府方面并没有出面阻止，这当然要归功于刘士端的活动能力，他不但与地方士绅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还和官府打上了交道，使其默许了刘士端对土匪的进攻行为。
就在1895年春暖花开之时，刘士端带领他的大刀会已经帮助无数百姓击退了土匪的骚扰，而且还将当时土匪中的“佼佼者”岳二米子杀掉了。正是这场胜利，使其获得了朝廷赏赐的二品顶戴头衔。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大刀会隐约地代替了官府行使本该行使的职责，它成为百姓心目中的一盏阿拉丁神灯，刘士端已经成为救苦救难的菩萨的象征。
事业发展得相当顺利，刘士端几乎可以从官府那里得到许可，随时随地可将捉到的土匪就地正法。春暖花开之时，已经没有人对刀枪不入的真实性进行探究，刘士端以及大刀会的成功就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当刘士端的影响力渐渐上升到权威的过程中，一切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刘士端更多考虑的已不是横行的土匪和若友若敌的官府，他觉得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另一个乡村势力上来，因为它们也在招生，并且丝毫不给他面子地将他痛恨的土匪作为生源。这个势力就是教会。
一千多年前，“上帝”就来到了中国。为此，当时的中国皇帝李世民特意派人接见了景教大师阿罗本，并为其建立了景教寺，臣子魏征还奉命翻译了景教的教科书。
据被魏征翻译留下来的《序听迷诗所经》介绍说，阿罗本的门派叫景教。景教是大秦国（古东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们信奉一个天尊，这天尊见众生苦难，便化为凉风吹向一个叫末艳的童女，童女感凉风受孕，生下一子名谓“移鼠”……对基督教略有了解的人可能已经猜出来了：“移鼠”就是“耶稣”，“末艳”是“玛丽亚”，“天尊”则是上帝。
景教几乎伴随了唐朝的始终，为了能使自己在中国生存下来，它主动迎合佛、道二教，并将上流社会当作“普度”群，但这也成了它消亡的主要原因。随着唐朝的灭亡，景教也退出了中国。
600多年后，蒙古人统治中国，景教借尸还魂，被称为聂教。100多年后，聂教教众遭到铁木耳的屠杀，从此绝迹。同聂教来到中国的欧洲天主教毫无作为，明朝初年又被限制活动。彼时的中国，上帝无法落脚。
万历年间，天主教教士利玛窦与万历皇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明朝政府允许他在广东肇庆也只能在肇庆定居并传教。这使得天主教成功地再次把上帝迎到了中国。但上帝的步伐始终很缓慢，当时传教士最主要的身份是介绍西方文化的使者，而不是单纯的基督徒。清朝雍正年间，新教开始传播。开始，也等于终止。雍正年间，朝廷下令禁教，原因是这些教派攻击中国的儒家思想。
上帝真正落户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大清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并享有“治外法权”。让“上帝”最欣慰的是，他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黄皮肤的儿子，耶稣的弟弟洪秀全。据洪“天弟”所言，他老子上帝见哥哥耶稣对人世间的人心败坏控制不力，所以又生了自己来解救苍生。
包括最不忠贞的基督徒，都对这个从天而降的上帝的儿子表示了莫大的崇敬。
可惜，让一些最蹩脚的基督徒们都感到失望的是，这个“洪老二”并没有推行他们的教义与实现上帝的中国户口问题，并在许多年后被湖南人曾国藩打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也灰飞烟灭。
基督徒们最终发现，想让上帝在中国落户，还要靠自己国家的大炮和他们不畏辛苦的四处奔走。
无论是景教，还是新教，或者是天主教，都归上帝领导。这些教派与佛教、道教所不同的是，具备了咄咄逼人的攻击性。佛教与道教恨不得把自己的老巢安在深山老林里，但上帝领导的宗教却喜欢向人间进攻。每到一地，若是情况允许，他们最先做的事就是建教堂，以保证和证明自己在此地传教的决心。
与新教不同的是，天主教主要在乡村传播，不但传教，还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并在某些时候，强迫中国教徒捐献钱财与土地。有时候，这种强迫活动也适用于非教徒。在进行这些活动时，传教士必须是强横的，否则他不可能让这些活动顺利进行。于是，就发生了中国民众与教会的冲突，也就是大清历史上所谓的教案。
从1844年第一起教案即浙江定海教案到刘士端成立大刀会止，据不完全统计，发生在中国的教案至少已经有1000起，其中比较大的教案不少于400起。大部分被攻击的教徒都是天主教徒。在外国强大的大炮与不平等条约中“外国教士有传教权并要受到法律保护”的条款下，清政府对频繁发生的教案简直伤透了脑筋。当年，马圈失火，孔子急忙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在大清朝，一旦某个地方发生教案，清政府惶恐地问的却是“伤羊（洋）乎？”而不问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