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灯的出现，使将要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一转眼成为现实。
在1898年之前，许多人只知道朱红灯叫小朱子，即使那年他已经三十多岁，人们还是把这个小个子、满脸麻子的青年称作小朱子。小朱子是随着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那场百年不遇的黄河大水来到长清县大李庄的，他的舅父刘亭水勉强收留了他，但并不能满足他的温饱。大李庄不是没有富人，但他舅舅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穷人。所以，想要让自己活下去，小朱子还得靠自己。有证据表明，小朱子早在来大李庄前就参加了一个叫“神拳”的拳会。在人们印象中，这一拳会还叫做大刀会。与刘士端创建的大刀会所不同的是，“神拳”除了“孝敬父母，尊大爱小，和睦家乡。练拳的人不能贪财，不可好色，平时要医病行好，看家护院”的基本主张外，还经常举行宗教仪式。
这些仪式包括向东南方向叩头、念咒、吞符和更加神奇的降神附体。降神附体是指神降临凡间，进入拳民的体内。这种仪式是多种多样的，请神附体的人或者面向东南，或者念咒，或者叩头，或者烧香，或者这些动作兼而有之。普遍而言，拳民先“求”或者“请”某个神仙降附在自己的身体上。一旦神附了体，拳民的意识就会大变，行为也失去常态，通常情况下都会变得力大无穷。被请的神都是小说和戏剧中的重要人物，比如孙悟空、猪八戒、关羽等。
无疑，作为神拳的出色学习者之一，小朱子表演起“降神附体”来一定是非常精湛的。作为“神拳”的招牌——降神附体仪式——很能吸引群众的加入。这当然要感谢大刀会的传播。刘士端的大刀会在被取缔后，并没有消失。各种拳会都用着大刀会这个名称，它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其开创了一种为群众喜欢接受的形式，那就是“刀枪不入”。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对洋人枪炮的惧怕与一无所知，“刀枪不入”再度上升为“可避枪炮”的“神术”。
如果神拳发生在鲁西南，恐怕不会有降神附体这种仪式出现，因为鲁西南是大刀会的家乡，这里所有人都对大刀会的整套信仰、仪式了如指掌，没有可发挥的空间。而神拳兴起的鲁西北却缺乏这些，神拳的开创者与练习者只是知道大刀会仪式的名称，却对其运作过程缺乏了解，这无疑就给神拳创造和演绎新的形式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于是，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到了神拳这里，就成了不需要刻苦修炼就可以“刀枪不入”了。解决这种速成问题的途径有很多种，神拳选择了最简单却也最有效的一种：巫。
“巫”本来是一种职业，历史上，这些人总打着为人“治病”、“禳灾”的幌子，以表演“降神附体”等形式聚敛钱财。这在中国古代社会已屡见不鲜，但真正把它用在练拳上，神拳可能是开创者。茌平、长清历来就盛行习拳练武之风，拳种很多，仅城南后张庄村就有“昆阳拳、青令拳、颜合拳、大红拳、小红拳、王虎索阳拳”等6种拳法。正是这种大环境，使得具备了“以降神附体附会金钟罩的请神练气”的神拳迅速流行开来，许多拳种纷纷改变门脸，将自己归在神拳门下。参加神拳的大都是些穷苦人，这些人参加神拳的初衷很可能就是降神附体，他们希望神仙附体后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善，或者是通过神仙附体来让自己成为一名有益于社会最终能给自己一口好饭吃的人。穷苦人小朱子一开始的打算大概也是这样，他常常利用空闲时间为百姓治病而求得一顿比平时要丰盛的晚饭作为报偿。
不过，随着1899年的到来，小朱子的思想开始转变，他从一个有着优良品德的医生变成了闹事的“拳匪”。早在1898年末，小朱子就成了长清县的神拳首领，而大李庄则成了他的总指挥部。小朱子本人并不具备一个领导人该具备的素质，他能成为一个县的神拳首领，其表演力——降神附体仪式——应起了重要作用。
“神拳”认为，任何人只要认真表演规定的仪式，诚心正意，就能让所邀请的神到自己身体中来。朱红灯在这方面做得就相当出色，他的降神表演不但让别人深信不疑，连自己都毫不怀疑。在所有学习神拳的人中，相信自己可以请到神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另外一小部分对神拳本身的仪式并不怀疑，他们所怀疑的只是自己是否正心诚意。
朱红灯在成为长清县的神拳拳首后，神拳在长清并没有与教会为难。事实上，长清县的教会势力并不如鲁西南与直鲁交界那样庞大，长清县与邻近的茌平县教堂加起来还不足30座，教会势力在当地虽然多有恶评，可是它并没有与当地百姓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些口述材料中，当地教会的一些不安定分子可谓十恶不赦，甚至包括向井中投毒的恶劣行为都时常发生。依我之见，这种口述材料水分相当大，学者路遥在山东各地调查过程中所选取的被调查人都是些非教民（至少这些人自称如此），他们受到教会欺压肯定是存在的，但还不至于如他们所言的那样严重——我疑心，这些被调查的人中肯定有当初是教民的——从长清、茌平的教民的成分就能看出。1898年，黄河大水，一些无法生存下去的人加入了教会，这些人不可能有作恶的闲心，教民中的确有些害群之马，不过这些害群之马所做的坏事也无非是在神拳大兴时，建议传教士向官府报告这些人的危险性。从他们这种担心中，也可以看出，拳会与当地教会即使没有任何冲突发生，他们也是敌人。但官府方面在得到这消息后，并没有向神拳开刀。随着神拳拳民的日益增多，官府所考虑的很可能是一旦有所行动，就会引起民变。
朱红灯第一次与教会为难是在1899年的春天。朱红灯打出了“杀洋鬼子”、“拿洋教”的口号，然后率人攻打了长清县徐家楼等地教堂，顺带着抢掠了柴家沟、前庄、后燕等村的富户。官方报告中没有指出这起事件的起因，也没有人命报告。
但在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朱红灯的这次攻打教会被定义为抢劫。教会方面并没有拿出可行性行动来对朱红灯进行报复，阻止朱红灯这次行动的却是长清的财主们，他们纠集了当地民团对朱红灯进行了围攻。
不过，传教士的判断并非完全正确，朱红灯之所以要与教会开战，跟当时的山东形势有很大关系。梨园屯教案刚发生不久，其所打出的与教会为难的口号自然会影响到朱红灯。另外，凭着巨野教案进入山东的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风度，一些德国人在军队的保护下开始在山东境内测量土地，准备修路采矿。他们的行为一旦激起小规模的反抗，德国就兴师动众，先后在高密、即墨，日照、兰山焚毁房屋、屠杀民众。这一类行动即使不能使全山东的百姓奋起抗争，至少给了朱红灯一种灵感：与洋人开战。1898年秋天时，山东的仇外情绪已经弥漫到诸城、莒州、日照，朱红灯攻打徐家楼教堂时，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大半个山东了。
有时候，仇恨的蔓延比瘟疫还要快。朱红灯这个时候的动机显然不纯，他的目的还处在抢劫上，他针对的目标不仅仅是教会，还有当地的大财主。与此同时，当神拳传播到邻近的平原县时，性质发生改变。参加神拳的某些人开始主动地去骚扰教民，偷窃、破坏教堂的事件层出不穷。
据某些人称，教民仗着教会势力与当地百姓的关系极度恶化。另外，我认为，教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当地穷苦百姓深恶痛绝的一个原因——许多人参加神拳的目的就是准备与教会为难。
对于教会和官府来讲，这俨然是个危险信号。但无论是教会还是官府，都无法控制住神拳的迅猛发展。官方报告说，神拳所以能比大刀会和梅花拳发展的速度快，就是因为神拳的师傅在降神时可以让人来看，围观的人越多，降神的速度越快。
拳师的表演如果不是很蹩脚，就能引起所有人的好奇心。而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降神附体，不分贵贱，不分老幼。
长清县的县令并没有在本该出面的时候露面。在实施那次抢劫后不久，朱红灯就从黄河南来到了黄河北的郎庄。官方材料说，这是官府和民团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民间则认为，朱红灯是到郎庄继续发展势力的。接待朱红灯的是当地的神拳头领郎宜清，场面是相当壮观的，至少有二百多人到达了欢迎现场。朱红灯这个名字就从这时传了出去。几天后，茌平县五里庄的拳首刘太清也来见朱红灯。随后，朱红灯进了五里庄。
相比于长清、平原二县，茌平县的天灾并不多，但1898年的黄河水灾却让这个县遭受了巨大损失。8月，黄河在东阿决口，深达好几尺的洪水在许多村庄直到中秋都没有退去，秋获已不可能，冬麦自然也不能播种。茌平的东、南部受灾尤其惨重，五里庄就是这样一个村子。随着洪水的到来，神拳开始兴起，刘太清就是最早练神拳的人之一。
朱红灯的到来，使得茌平神拳发展迅速。朱红灯先在五里庄设坛，然后又在三十里铺设坛，并扩展到姚庄、八里庄、马沙窝、王莫庄、琉璃寺、大柳庄、南关、西关、双营、林庄等地。一个月后，朱红灯再次对教堂下手，他带领数千拳民相继焚烧了梁庄、王相庄、马沙窝、八里庄、业官屯、姚家庄等地的教堂。在茌平仅三个月，朱红灯已经在茌平的860多个村庄建立了800多个坛口，义和拳众达到数万人。
波涛开始汹涌，随之而来的神拳头目日益增多，如心诚（本明）和尚、徐福和、王立言、于清水等人纷纷跟朱红灯联系上，各地的神拳已成燎原之势。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很多人已经预料到了。
朱红灯跟教会为难的声音不可谓不大，当时报纸记载山东反教会的斗争情况说：“自下半年（1899）来，济、东、泰、武、临四府一州之教民，亦复多被骚扰。计平原、禹城、长清、临邑、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高唐、恩县、平阴、阳信、邱县十余州教民之被蹂躏者，计三百村约二三千家。”这二三千家，虽然并非都是神拳所为，但神拳在这场反教会斗争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却是事实。
教会方面没有动静，至少在1899年5月份之前没有见到教会主动的出击。官府方面，茌平县县令豫咸对神拳的所为居然持支持态度。这当然跟山东最高长官巡抚毓贤的态度有关。豫咸在当地百姓心目中是一个难得的清官，这除了他本身具有封建官僚的道德操守——比如不图财害命，不贪赃枉法外，有灾情的时候，他会作一次私访，给百姓适当地减轻一点负担。还因为他在处理民教冲突问题上，始终会将利益持平，即使这种持平永远是看教会脸色的。和大清政府的许多下级官员一样，豫咸作为朝廷命官的权威始终受到教会的挑战，这种地方官员权威的缺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长久以来，有的地方官在传教士面前早已自矮三分。曾经的荣耀和在百姓心目中的辉煌形象被击得粉碎。稍有血性的人都会对教会反感，即使是一些做惯了奴才的地方官，也对教会势力仇恨有加。没有证据表明豫咸对教会的态度是强硬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他消极地支持神拳这一事情上看到他的立场。
1899年5月，朱红灯在张官屯召集了数千拳民，逼着天主教堂拿出钱来办了一场大戏。当时，放炮声、叫喊声、唱戏声、向天空放枪声连绵不绝，热闹异常。
豫咸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很有兴致地观看了这场戏，并对神拳加以褒奖。豫咸绝不是老糊涂，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神拳的态度完全就代表了官府的态度。或许是在他的暗示下，朱红灯在这个月召开了一次规模不小的会议，这次会议和赵三多召开的正定大佛寺会议意义相同。
首先，他统一了各地神拳的名号，并将大刀会的“刀枪不入”仪式融进降神附体中来。其次，他接过了赵三多“助清灭洋”的大旗。最后，他将神拳和统一为神拳的组织更名为义和团。朱红灯或许是想利用这个“团”字来使政府认为他们是与民团相似的组织而不加以禁止。
在我看来，朱红灯的这次正名，他自己并没有预料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此时，朱红灯对教会的攻击并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要知道，他只是一个饱尝艰辛的农民，他所抗争的只是一种现象——洋人与某些教民的飞扬跋扈，而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
不过，这又不能苛求朱红灯本人，即使是在一年后，义和团大闹北京城时，他们的斗争也并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或许也正因此，“下里巴人”式的运动才使得那么多人参加进来，由此引起重大的轰动。
无论是官方还是教会，在神拳大兴时，都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拳会身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神拳的一些活动即使是在朱红灯亲自领导下所进行的，但大都是神拳内部的一小部分人惹起的争端，最终老大出头帮小弟解决困难。也就是说，教会和官府还没有认定，整个神拳的拳民是完全反对教堂的。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所有发生的骚扰教堂和抢劫行为都只是一个人或是几个人的行为。
这显然不是误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但教会有欠考虑的是，在洋人与中国百姓矛盾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总有一天，这种“点”会爆发成“面”。时间永远都不是问题，问题是，神拳的拳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不兴风作浪。能遏制住他们的恐怕只有官府力量，山东巡抚毓贤在他的办公桌前陷入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