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作胜是曹庄的村长，曾经因为偷盗并杀死了邻村的母牛而被调查，一直心里不安。后来他听说入教后就能受到保护，不受政府的调查，就希望薛田资答应他入教。薛田资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他早知道这个人入教是为了寻求保护。
曹作胜最终还是通过一些手段躲过了调查，不过，他与薛田资的仇就这样结下了。1896年年末，曹庄有五位村民到张庄想入教，薛田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随后就派了一个中国教民前往曹庄。
这五位村民因为知道规矩，立即把村前的戏棚改为祈祷处，曹作胜曾出面阻止，但没有成功。不久，曹庄的一半人口都入了教，身为村长的曹作胜原本管理的人口突然减少一半，这更让他气愤万分。尤其让他气愤的是这些入了教的人拒绝承担他们之前应该承担的任何费用。一个村长如果没有了控制力，那至少在面子上是过不去的。
曹作胜开始煽动村民们与教民断绝之前的友好关系，村民们对这些“洋鬼子”自然也没有好感，由此，教民和村民形成了对立。
薛田资曾几次到曹庄传教，都在曹作胜等人的干扰下半途而废。在薛田资看来，曹作胜跟自己有仇，作案的嫌疑是最大的。不过，他也知道曹作胜没有这个力量，所以，他给当地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曹作胜联合大刀会共同制造了这场血案。
或许是为了验证薛田资猜测的正确性，巨野教案发生的五个月后，1898年4月27日，在清政府举行大名府文官考试的现场府城四壁突然出现了许多告示：“各省爱国志士，睹西人无法无天之行为，已决于四月十五日（6月3日）集合，屠戮西人，焚毁其居。其不与我同心一致者，男盗女娼。阅此告示而不为传播者，男盗女娼。完了。”
政府立即侦察，得出结果是一个叫大刀会的组织所为。此时离刘士端被杀，曹县大刀会解散已经近两年。
1898年6月，巨野城北号称是大刀会成员的刘景春和郭履贞联合汶南大刀会领袖、清政府悬赏一千两白银捉拿的陈兆举聚集徒众1000多人，攻打了发生血案的磨盘张庄天主教堂。正在里面祷告的德国传教士纳广训吓得魂不附体，急命教民持火枪抵抗，并向县衙紧急求救。纳广训虽然在官府的保护下逃了出去，但从此后再也没有来过巨野。
同样是在巨野教案发生后，一名叫王希布、自称是大刀会首领的人向教堂开战，还有包括韩姑娘、徐传忠所率领的活动于巨野、菏泽一带的大刀会。让清政府最为胆战心惊的是，1898年的6月，一批大刀会居然攻打了巨野县城，虽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要捉传教士，但攻打县城已经具备了谋反的条件。
已经销声匿迹的大刀会在两年后会突然在巨野兴起，不论是清政府还是大刀会，尤其是传教士，肯定都知道个中缘由。
就在巨野教案被迅速侦破后不久，已经没有人关心真凶是谁了——除了薛田资——因为这场教案的后果要远远比它发生的原因更让人注目。
巨野教案发生后，清政府试图让被害者的国家相信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
德国是相信了，让他们更相信的是，多年以来始终为自己的军舰寻找港口的机会终于来了。
与在中国的各列强相比，德国该算是个后起之秀。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才完成全国的统一。但由于在积极向外扩张中劲头十足，又凭借着手段的蛮横，到90年代时，它的实力（至少德国人自己认为）和最为重要的野心已不再满足对中国仅限于军火和一般商品的输出，它希望能在中国攫取据点，作为扩大在远东影响的桥头堡。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一位德国传教士地质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就来到中国，一直到1872年，他来中国八次，对各地进行了考察。最终，他认为德国想要在中国取得优势，就必须占领胶州湾。他分析说：胶州交通方便，发展余地很广阔；山东有位置优越、质量良好的煤田；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有无穷伟大、非常便宜和智慧的劳动力。
不过这份报告要在10年以后才能被德国重视，70年代的德国还没有胆子敢跟中国谈这些条件。随着德国实力的增强和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德国人最终还是忍不住了。
1895年3月11日，德国外交大臣马沙耳男爵交给德国海军大臣何尔门一份机密文件。文件指出，如果中国继续失败（针对前一年的中日战争而言），德国将参与干涉，并向中国要求土地，希望何尔门能开列地点。
4月17日，何尔门开出在华建立军港的三组地点，其中就有胶州湾。一星期后，德国人参加了干涉日本还辽事件。德国人毫无羞耻地跟中国政府说，自己之所以让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不是发什么善心，而是希望中国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
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小时候脑部可能患过病，以致引起脑部损害。如此的健康问题很可能培养了他具有野心、冲动鲁莽的性格，在对待问题或别人时显出傲慢的态度。
在对中国要求一块土地的愿望屡屡不能达成后，他试图用武力来解决这件事。
但有识之士劝阻了他，因为如果一旦这样做，很可能会使在中国的其他国家对德国产生负面印象，最终会站出来干涉。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896年11月。这一年，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暗示德国人：中国人绝对不会懂得这种思想方法，道义取得的观念对他们是绝对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们唯一懂得的语言。如果德国不干脆地取它所希望或需要的，华人只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示。……俄国人就是掌握了对付华人的唯一正确方法。……俄人表示了他们能随意支配及处理一切，这就折服了华人。
许景澄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在以后的日子中，他还会多次出现，并且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是否对德国人做过这样的暗示，现在已不得而知。不过，他在德国的日子已经很长，成为一名亲德派也在意料之中。
总之，德国人在这之后的举动就更加积极了。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份暗示报告中批注道：“正确！这正是我两年来对外交部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都是我多年来拥护的思想！”
1897年9月21日，德国决定，自己流浪多年的舰队准备在胶州湾过冬。10月1日，德国大使海靖将这一决定通告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立即予以拒绝。但是，此时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准备已经就绪，只要寻找一个机会便可行动了。
机会就在这年的11月1日来临了。
11月6日，威廉二世得到消息，大喜过望。他先是指示德国外交部，如果中国政府不对巨野教案给予巨额赔款，并立即追缉严办凶手，就派舰队占领胶州湾并采取严重报复手段。但同日，他又草拟了发给驻扎在吴淞的德国海军最高长官的谕令，要他率领全部军舰驶往胶州，占领合适地点，采用任何方式进行勒索。10日，德国海军的“德皇号”、“威廉亲王号”、“鸬鹚号”三艘巡洋舰从吴淞口前往胶州湾。
三天后，德国舰队抵达胶州湾。最高长官棣立斯派出几名军官登陆，拜访登州总兵章高元，诡称进行军事演习。14日，在章高元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德国人组成的五百名陆战队员从总兵衙门前穿过，然后顺利地占领了清军军械库、弹药库、俯瞰炮台的高地和可以炮轰总兵衙门的地点，最后，他们向清军发出限三小时全部撤退的通牒。
章高元或许知道自己根本无力抵挡德国人的入侵，不过，他还是在撤出胶州后，向直隶总督王文韶和山东巡抚李秉衡请示行止。
李秉衡是力主开战的，但北京政府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德国军队是一支兵精械利甲于欧洲的部队。淮军的新式操练，采用德国陆军操典，北洋海军的主力军舰，也主要购自德国。在以往中德交往中，从未发生武力冲突。所以他们对德国在胶州湾的横行霸道，既感到震惊，也觉得恐惧。11月18日，清廷在给李秉衡的电报中说：“所陈各节，朝廷所稔知。其应争处在此，其难办处亦在此：洋人举动，全在势力。力不能胜，必受大亏。此战事所以当慎也。”
于是，1898年3月6日，中国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规定将胶州湾及南北两岸租与德国，租期九十九年。租期之内，中国不得治理。
德国人开了个好头，自此以后，两年时间内，各国都通过各种手段参与了强租中国领土的要求，并且成功。
时间：1898年，关系国：英，地点：九龙半岛(新界) ，年限：99年
时间：1898年，关系国：德，地点：胶州湾，年限：99年
时间：1898年，关系国：俄，地点：旅顺、大连，年限：25年
时间：1898年，关系国：英，地点：威海卫，年限：25年
时间：1899年，关系国：法，地点：广州湾，年限：99年
可以毫不避讳地说，山东能成为义和团的发源地，全拜德国人所赐。尤其是那位圣言会的教士安治泰更是“功不可没”。对于德国占领胶州，安治泰可谓鞠躬尽瘁。早在1896年时，他就多次怂恿德国占领山东，并“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在山东期间，他四处奔走，充满热情，搜集情报，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事实上，安治泰一开始并没有受到本国政府的重视，在德皇威廉二世之前，德国一直想成为欧洲的中心，而不希望在遥远的中国建立根据地。但威廉二世上台后，脑子患过病的他疯狂至极，才将在中国建立据点的计划提到日程上来。也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山东最大的传教士的安治泰才被德国政府重视。威廉二世曾说：“在华的天主教会，无时不受到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时常是我的座上客，他以中国的各项重要事情报告我。”
巨野教案发生时，安治泰正在荷兰，闻讯后飞奔回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与此同时，他又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拟就了巨野教案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德国的条款三款：1.赔偿我们遭破坏的和被抢走的全部损失；2.偿还由于这个事件所产生的一切支出；3.在欧洲建筑师的领导下，建两座教堂，它们应该像济宁正在建造的教堂那样大。每个教堂都应挂有中国皇帝题词“敕建天主堂”，“以受切实保护，绝不允许再遭破坏”。
这些条款成为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同德国政府签订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的蓝本。在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山东驻有德国军事力量。因此任何传教士都可以直接请求驻青岛的守军，镇压山东人民的反抗。这些外来因素再加上1898年黄河发大水，接着又是干旱，使得山东群情激愤。连安治泰自己都承认，德国占领胶州湾是山东人民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这种认识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1899年3月4日，清政府在传教士的压力下，为迎合列强的旨意，竟然拟定《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正式规定“总主教或主教其品位既与督抚同，应准其请见督抚。……即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
这个章程很明显地告诉人们，传教士在品秩上与清政府官员分别同级，对传教士不尊敬，也就是对朝廷命官的不尊敬。教堂也开始有了显著变化，那就是和刘士端成立的大刀会一样，可以拥有武装，并且捉拿他们认为的邪教徒，许多时候还可以就地正法。
所以，大刀会在山东各地再次复兴。事实上，大刀会的种子不可能被彻底铲除，它的成员就是一些与当地士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或者本身就是士绅。这当然也是大刀会的致命弱点。这些成员因为有财产，所以造反情绪——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洋人——并不高涨。
洋人们已经准备好并正在行动，这将山东万民的仇恨之火点着了，剩下的事就看山东万民的了。必须有一个组织来取代大刀会，摒弃它的弱点，继承优点，点起烧洋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