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三杰口头答应下来，但回到庞家林村后，就把刘士端的话当成耳旁风了。他先是领着这几十个兄弟跑到刘堤头教堂，给教堂烧了一把火。教堂的传教士因为当天没有在教堂而幸免于难，刘荩臣却被捉住，身体上受了许多苦。
事情结束后，庞三杰等着刘荩臣来报仇，却没有等到。原因是，当地传教士认为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他们并不打算帮助自己的教民来对付庞三杰。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教会经常帮教民打官司的事情并不十分准确。
按理，庞三杰这个时候就应该罢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但拒绝了当地知县的好言相劝，反而开始向各处的教堂开战。
几天后，他带领那几十个兄弟袭击了传教士在砀山县的主要驻地侯家庄，当时，这里没有传教士，只有许多中国教民。庞三杰攻不进去，就将这里死死围住。
同时，他带了一部分人跑到周围的村庄里对教民进行恐吓，让他们改过自新，弃暗投明。还威胁说如果不从，等山东人马（刘士端）到来的话，他们的灾难就来了。不但恐吓，庞三杰还抢劫。在抢劫过程中，许多准土匪人员参与进来，按刘士端的看法，大刀会的性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改变。
不过，这并非庞三杰所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他参加大刀会的目的就相当不纯，只是和许多教民一样，寻找一个靠山。6月中旬，庞三杰带领一大批大刀会员赶往山东，他很可能是想让刘士端看看自己的能力——在短时期内就招了这么多会员。
不过在路上，庞三杰显然已经控制不住这批大刀会员了，他们开始劫掠单县的教民财产，并烧毁了天主教薛孔楼洋学。到了曹县，一路上，庞三杰的大刀会烧毁了九十多家教民的房子。
传教士呐喊，江苏的地方官府震惊。他们立即调集了一支军队前来镇压庞三杰。庞三杰希望刘士端再帮他一次。刘士端知道了庞三杰的所为，但他并没有动怒，而是很痛快地派出弟子彭桂林前去领导江苏大刀会的成员。刘士端这样做，可能有两个因素：首先，既然已经开战了，他觉得给教会点颜色看也不是坏事；其次，庞三杰是江苏大刀会的首领，将来出了事，他完全可以以自己是山东大刀会而跟庞三杰撇清关系。
彭桂林到达江苏后，6月下旬，庞三杰的大刀会再次发威，他们围攻了单县和砀山县交界的马良集，并在第二天攻入后对集内的一切商业铺子进行了劫掠，连政府部门江南裁缺外委衙门也没有放过。
冲击政府部门，俨然已经是造反。同时，他们的行径和土匪毫无二致。马良集的寨主率领当地团练开始攻击庞三杰。近千人的庞三杰大刀会转瞬之间就被打散，死伤近一百人。刘士端的弟子彭桂林被活捉，当初前来帮助庞三杰组织大刀会的智效忠被杀掉，庞三杰居然没有死，跑掉了。
虽然整个事件中，没有一位传教士和教民被杀，但教会方面明显有了不安全感。在北京的德国人和法国人要求清政府严惩肇事者，总理衙门立即给巡抚李秉衡去信，让他务必对大刀会斩草除根，因为今年春节前发生的事就已经被他处理得很糟糕。北京方面不希望这样的事第二次发生。
李秉衡对教案似乎有着天生的反感，在1895年10月份处理一位多次引起教案的德国传教士白明德时，他就希望政府能与德国使馆交涉，让白明德这个混蛋滚出中国去。
大刀会初兴时，正是在他的提倡下，才正式扮演了帮官府缉拿土匪的角色。有材料表明，李秉衡试图把大刀会改造成一个区别于团练的非正规秘密武装。
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始终认为，大刀会之所以要与教会开战全是因为教会方面的过失。不过如上所述，大部分责任都在大刀会一边。几乎是没有时间考虑，李秉衡就默默地接受了朝廷的命令，下令让当时已经升任为山东按察使的毓贤和新任兖沂道锡良，将刘士端和曹得礼二人处决。
按察使毓贤和新任兖沂道锡良对这道命令没有任何迟疑，1896年7月7日，经过周密的布置后，曹县知县派了民团首领刘士端的好友曾广寰邀请刘士瑞前来赴会，假称讨论大刀会事宜。刘士端坦然而去，结果是立即遭到逮捕，很快就被毓贤处死，审问过程可以忽略。曹得礼同样如此，被单县县令加以诱捕，主持整个审判和处决过程的是锡良。
出于慈悲，以李秉衡为首的山东政府并没有为难其他大刀会，而是斥令他们解散。
刘士端没有跟自己的老婆孩子道别，他临走之前，是否想过一直鼓励他的毓贤会将他扔到断头台上？因利益而结下的友谊，关系终不会牢靠。有时候，官之所以为官，就在于他在官位面前会表现出来的冷酷无情，唯上级马首是瞻。刘士端之所以被杀，因为他是个草民，即使他能号召几万人，只要没有跟政府翻脸，他仍旧要受官府的摆布。
大刀会似乎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并没有。刘士端手下不缺少热血男儿，更不缺少信仰者。一个多月后，单县附近的金乡县大刀会聚集了几千人，叫嚣要为两个首领报仇，并且已经把报仇后的去向作了计划，那就是进军北京。他们去干什么，不得而知；为什么要去，也不得而知。这个时候，北京没有大刀会的身影。不过，这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几天后，持续下大雨，这些人也就散掉了。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刘士端对大刀会的控制力以及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一个拳师对弟子的控制程度。优势自不多言，劣势则是，很容易造成树倒猢狲散的局面。
不过，仅一年半后，就有人在巨野又发现了大刀会的身影。但那已经不是刘士端的大刀会了。刘士端的大刀会随着他的死而归于沉寂，直到1900年义和团进北京，曹州始终没有大刀会的影子。
那位间接置刘士端以及大刀会于死地的庞三杰在逃脱后，为了不被官府捉拿，居然参加了教会，而教会也欣然接受了这位迷途的狗娘养的羔羊。
被这位曾经迷途的羔羊毁掉的教堂纷纷得到了清政府的补偿。当地官府与主教安治泰达成协议，由当地官府赔偿京钱10000吊（合库平银3585.6两）作为了结。不过，很多事情才刚刚开始。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凌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城东北10公里的麒麟镇磨盘张庄村天主堂的两位传教士被杀。德国传教士薛田资是这场命案的唯一目击证人。据他递交给当地官府的证词称，大概二更时分，至少有50名中国人闯进了他的房间，并将他的两位教友残忍地杀掉，然后翻箱倒柜，拿走了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薛田资对此表示无能为力。这也是他能存活下来的原因——他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远道而来的两位教友，自己则在门房里老老实实地目击了这一切。
巨野县政府在第二天得到了这个消息，薛田资面无血色地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县令许延瑞后，立即赶往济宁，电告德国驻华大使并转德国政府。
许延瑞在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除了可以被中国百姓谅解的贪污受贿以外，他在处理与洋人有关的案件时，时常体现出对百姓的最赤裸裸的不公道。
可以说，百姓暗地里给他编织的“狗官”这顶帽子已被他戴了多年。后来许多学者提出“巨野教案”的发生是恨透了他的百姓为了给他制造麻烦。如果这种假设是真的，可以想见，许延瑞在当地的名声有多么差。
巨野教案的确给许延瑞制造了麻烦，而且是大麻烦。前一年，对教案头疼的清政府将这个难踢的皮球踢给了地方官，告诉地方官们在处理教案时：“如系事起仓猝，迫不及防，应将地方官照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其保护未能得力，系办理不善，应照办事不力降两级留任。”这一规定虽然没有触及民教冲突的实质，但喜欢动脑子的地方官感觉这是朝廷在暗示自己，尽量不要让洋人把事情闹到中央，只要大使馆不出面干涉，地方官就算是立功。
巨野方面之前很少有教民冲突的官方材料，这当然要归功于许延瑞在处理教案时的不公道，没有让洋人闹到中央去。但这一次，许延瑞知道，肯定要被中央知道了，因为有人命，而且还是洋人的。
薛田资一走，许延瑞立即在自己的教杆上锁上铁链，摘去官帽（表示有罪），飞快到张庄验尸。同一时刻，他命令自己所掌握的有限军队来保护教堂，发给教堂枪支、土炮，并亲自为张庄天主教教堂打更。
与他速度一样快的是薛田资，德国驻华使馆在第二天就接到了他的汇报，同日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清政府立刻发出谕旨命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在15天内破案。
于是，在山东皋司毓贤的领导下，第二天就抓获了40多名嫌疑人，经过一番审讯后，一部分人很快被释放，一部分人被拷打致死，剩下的9人被定为罪犯。6天后，李秉衡将毓贤呈递给他的报告交给了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立即公布结案报告：除两名外逃外，先后拿获惠二哑巴（惠潮现）、雷协身（雷继身）、张高妮、王大脚、贾东洋、高大清、萧盛业、姜三绿、张允等9名。这些人“平素游荡度日，均先末为匪犯案。雷协身探知巨野县张家庄教堂存有钱物，起意行窃”。惠二哑巴、雷协身斩决枭示，其他7人监禁5年。
中国官方的结案报告却不能让薛田资认同，他曾亲自去见过许延瑞，说被定为罪犯的几个人是冤枉的，而凶手仍逍遥法外。在许延瑞被撤职，新任县令到来的第一天，薛田资又跑到县衙，递交了一份他自己调查的犯罪嫌疑人名单，名单上共有14个人，为首者是曹家庄的村长曹作胜。在他的逼迫下，新任县令发出通缉令，捉拿早已经不知在何地的这14个人。
作为目击证人，薛田资所指认的凶手是有理由被人相信的。不过，当天晚上漆黑一片，薛田资未必就能看清行凶者的面貌。这份名单很可能是他的猜测，更或者说，是他想要借此报复他的仇人。
曹作胜的确是薛田资的仇人。薛田资有仇人并不让人觉得奇怪。
早在1893年就来到中国的他一开始对中国人就没有一丝好感。这可以从他第一次到北京时的记录看出：“我们进入这天朝之国的大门时发现（中国人）没有信心，他们用狡诈、骄傲和藐视来回答我们探寻的目光。”
两年后，安治泰的圣言会在巨野县磨盘张庄建了张庄教堂。身为圣言会传教士的薛田资被派到张庄传教，他对当地中国人的印象就更差了。比如他把中国的筷子恨恨地称为“两根短棍”。这足以说明，这位德国人不能融入中国文化和最基本的生活习俗里，也就注定了格格不入的他，将会成为中国人的仇人。
许多年后，学者路遥到张庄进行调查，薛田资俨然成了丧尽天良的代名词。百姓们不但说他有“干涉词讼、无事生非、欺压乡民、敲诈勒索、盘剥贫民”的恶劣行径，甚至还说他强奸了十多个当地妇女。
薛田资是否是强奸犯，并且是惯犯，没有证据证明。不过在他和许多传教士后来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许多传教士都遇到同一个问题：当地村民一旦入了教，就成为其他村民攻击的对象。这些教民往往都是小心翼翼地去做祷告，并且小心翼翼地回到家中，把自己封闭起来。
在薛田资看来，这些愚昧的村民干扰了他的工作，使得他的招生工作极不顺利。他对自己被指控“干涉词讼”并没有过多的解释，或许他认为这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保护自己的教民不受到任何侵害。但是，在维护教民利益的同时，就注定要损害非教民的利益，这无疑使他在当地村民中的印象大打折扣。至于“无事生非、欺压乡民、敲诈勒索”的控诉，薛田资或者是不想解释或者是无法解释。通过口述史料，我们完全可以确定薛田资参与或是主持了这些卑劣的活动。
那么，他有仇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他与曹作胜的仇却不是因为他无事生非而结下的，而是因为他不肯为曹作胜提供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