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很早以前就来到山东，不过了解中国形势尤其是山东情况的传教士们都知道鲁西南不是个好地方，这里最适合的是占山为王，而不是建教堂。直到1879年，天主教派一个颇有进取心的圣言教会的出现，才让“上帝”来到了鲁西南。圣言会的老巢在德国，当德国传教士安治泰——一个侏儒和喜欢将一句话掰成两半来讲的人——于1883年来到鲁西南时，圣言会就开始了它的进攻步伐。但开展得非常不顺利，安治泰费了吃奶的力气才在一个“穷山恶水”（安治泰注）的地方建立了第一个教堂。好的开始，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两年后，圣言会从清政府那里取得了对鲁西南教区的独立管辖权，五年后，又从法国手中夺到了山东的“护教权”。安治泰对天主教教义的信奉程度恐怕要比他的办事能力强得多。到了1896年初，安治泰发展教徒多达16000人，仅在曹州，每乡就有至少3个教堂，刘士端所在曹县附近的单县更是教堂林立。教堂的数不胜数就证明了多数村民已经成为教民。
从宗教对人的唤醒角度来讲，天主教与中国的儒家、佛教、道教相比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它认为，人自己不能拯救自己，只能靠上帝。上帝在今生拯救你，你来生才能享福。孟子却说，人人皆可为尧舜（上帝）。和尚也讲，只需要面壁数年就可成佛作祖。道教就更直接了，吃对了药就能成为神仙。
无疑，天主教对人的吸引力并不大，对于非常实际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它可能会成为空中楼阁。但是，它成功了，使许多人入了教。你在当时的曹州可能找不到10个和尚，但一定能找到100个教民。天主教的成功还是因为中国百姓的现实性。前面讲过，黄河泛滥经常影响鲁西南，特别是在1895年左右，也就是刘士端开始创建大刀会时，大部分本就已经贫瘠的土地因为黄河泛滥更加无法耕种。无法填饱肚子的一部分人抛弃亲娘妻儿去当了山大王，另一部分却领着一家老小全都入了教。因为教会凭借着多年的商业经营和欺诈已经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这些人之所以入教就是冲着食物来的。教会的优势还不仅限于此，在地方，它从与官府的平起平坐发展到凌驾于官府之上，成为政府中之政府。在一些教士那里，教堂已经不仅仅是传播上帝思想的地方，而是许多愿意到来的中国村民的避难港。无法交纳政府苛捐杂税的人和被官府视为罪犯的人，教堂都可以提供保护。而且，这种保护效果相当明显。
曹县的教堂就很好地保护了土匪岳二米子的许多部下，并使许多无辜的百姓除了交纳必须交的税款之外，无须再跟前来收税的政府官员啰唆。
如果单纯地从教民的角度来讲，教会并非是十恶不赦的组织，它们不但为自己提供物质条件，还可以在官府那里大声说话，不怕挨青天大老爷的板子。在政府眼中，“干预诉讼”是教士们经常做的丑事之一，他们将朝廷命官本该拥有的权力彻底打碎，“官本位”观念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如果真有地方官敢攻击教会所包庇的对象，他们就会向北京的本国使馆求援，本国使馆再向总理衙门抗议，总理衙门的斥责命令马上就会到地方官手中。
恐怕没有一位地方官会冒着丢官和掉脑袋的风险继续主持公道。于是，在教会与中国地方官府因为官司而发生的这种频繁交往中，村民们更坚信了教会的无所不能。至少在我看来，地方官对教会应该是既怕又恨的。只是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官位，所以只能让自己处在怕的阶段，而不敢采取实际行动来发泄心中的恨。
长期以来，教会给我们的感觉是无恶不作，是隐藏在乡村中的土匪。但在许多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们却看到另一番景象。有教士说，村民们入教是要冒着很大的名誉风险的，教民被当地人斥为毛子，教民的小孩子被讥讽为鬼子。他们被禁止参加村民举行的一切娱乐活动，并且在路上行走时总会被人恶语相向。讽刺、挖苦、咒骂，是教民们经常受到的待遇。在曹州的圣言会教士口中，我们得知许多白莲教徒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也进了教堂。这更为一直就蔑视和恐惧白莲教的村民们提供了攻击教民的理由。
是哪一方先进攻的，我们不得而知。总之，教民们一直跟村民对抗。对抗的结果往往是，村民们只不过赢得了口舌上的胜利，而教民们得到的却是看得见的实惠。因为一旦引起纠纷惊动官府，教士则会出面，政府官员不分谁对谁错，只将胜方的牌子指给教会。
村民必须要找到一个靠山，来跟教民理会。
大刀会的出现无疑是给村民们——无论他们是不是大刀会成员——提供了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也及时地显示了它的作用。
大刀会与教会的冲突绝不是正邪不两立，而是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山之所以不能容二虎，也并非是两只老虎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只是因为老虎下面的狐狸或是狼靠着老虎的威名，不肯跟对方打好关系。小弟受了伤害，做大哥的如果不出面，显然不符道义。于是，一山中的两只老虎自然会碰面，开战就是必然的了。
最先登场的“两只狐狸”是曹县附近成武县的一个药铺商人郝和升（A）和一个教民吕登士（B）。
1897年春节前夕，A去B那里讨要赊欠的药钱。B虽然称不上富有，但那点钱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可他却不想给，结果两人就发生了口角。原本，这是两人恩怨，但A立即上升高度，指着B的鼻子臭骂，并且对其信仰提出质疑。B立即就还口，结果他嘴上功夫不如A，于是，他的亲戚，另一个教民C站出来，帮他骂A。
C是个头脑灵活的人，立即说加入大刀会的A是邪魔外道，并且升级为白莲教余孽。大刀会的确是搞白莲教那一套，比如烧香、拜祖师爷、喝符水，舞弄大刀时还张牙舞爪，但绝对谈不上是妖孽。
A见在信仰上实在骂不过C，就翻他的老底，因为C曾做过土匪，后来为了躲避大刀会的追杀才入了教。所以A骂了一句：羊羔子（当时中国百姓对教会的蔑称）教庇护匪人。
要知道，匪最怕别人讲他是匪，所以他大怒，就想动用武力。但当时看热闹的人很多，被劝阻开了。
C可不是省油的灯，或者说，C一直是想从良，但今天A却揭了他的伤疤，无论如何，这口气他都咽不下去。于是，他去附近的教堂把自己受辱的经过说给教民D听。D听了大怒，立即召集了一伙教徒，准备在第二天去找A算账。
A早已得到消息，就赶紧去找单县的大刀会首领、刘士端名义上的大徒弟曹得礼。曹得礼听说了这事后，拍案而起。在他看来，跟教会早就该打一架了。于是，他召集了附近的大刀会成员，数目要比D的教民多出许多，跟D约定好了地方，要理会理会。
两方人马挑的地方也不怎么样，是一个药铺。双方一见面，开始讲理。要知道，打架的双方见面一旦说起话来，架可能就打不成了。事情果然如此，药铺的老板怕两人殃及池鱼，就劝他们消气。曹得礼是个非常痛快的人，不想伤及无辜，又见A的确没有受到伤害，就带人走了。走之前，他正告D，下次你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D被威胁得愤恨不平，回到教堂后，思量再三，跑到在天宫庙附近主持教会的王教士那里求援，他希望王教士能给他点教民，好让他出出这口恶气。同时，他给曹得礼送信，在约定日期固定地点，重新理会一下。
曹得礼接到信后，便带着A来见刘士端。刘士端听了二人的讲述后，沉默了一会，就答应了曹得礼希望带人前去讲理的请求。刘士端这个时候并不想跟教会结下仇怨，但曹得礼是他的得意弟子，他没有理由不答应曹得礼的请求。
于是，曹得礼带着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到了指定地点，但D并没有出面——
D这个时候正被得知此事的一位德国传教士训斥——曹得礼就命令手下砸毁教堂。大刀会成员还没有砸得尽兴，当地防营的哨官宋清太和寨长就惊慌赶来了，劝阻曹得礼。并且答应曹得礼，会让D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与此同时，当地的地方长官也被惊动，县令亲自前来劝慰，曹得礼爽快地答应了这些人的请求，散了。
几日后，两位德国传教士请了宋清太从中调停，郑重宣布大家和好，不再生事。
但安治泰却不干了，他认为大刀会砸毁教堂的行径已经构成了犯罪，要求清政府必须将一干罪犯绳之以法。安治泰办事很周密，在对当地地方官提起抗议的同时，他又电告德国使馆公使海靖，希望他能在北京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海靖还真就跑到了总理衙门，让总理衙门对山东方面训斥，坚决取缔大刀会。
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这位忠于朝廷，却无法拿出良策来对付教案的60多岁的老人家只好在山东发布公告禁止大刀会。在他的命令下，曾经奖励过大刀会缉拿土匪，并默许大刀会就地处置土匪的曹州知府毓贤也颁布告示，悬赏捉拿会首头目。
不过，这一法令并没有真正实施，在毓贤的不作为下，刘士端照样于曹县活动，各地的大刀会依旧在光天化日之下走着自己的路。
刘士端等大刀会头目见官府对自己没有动静，胆子立即大了起来。在众人的提议下，刘士端开始展示他亲手创建的大刀会的实力。展示实力的方法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向敌人大规模地开战，由此来获得荣誉；另一种是阅兵。刘士端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1896年三月初三，曹得礼在单县西四里的火神庙召集会员，为大刀会的祖师真武大帝诞辰举行大集会。
据不完全统计，大刀会这次来了五六千人，盛况空前。有人亲眼见到庙的四周布满了红旗和大刀、红缨枪、铳之类的武器，刘士端穿着戏曲里的龙袍骑在马上，向众人挥手。在他的建议下，火神庙连唱了四天的“对台戏”，当地百姓也纷纷前来观看。
后来的口述材料中提到，刘士端这个时候是想要当皇帝，所以后来才被政府镇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士端的展示实力，轻看政府的因素固然有，可这位出身小地主、并已经结婚生子、四十多岁的曹县汉子不可能会去造反。即使曹州有这个风气，也丝毫影响不了他。他创建大刀会的目的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自这次炫耀实力后，曹州的土匪数量明显减少，大刀会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因为目标已基本实现，会员们已经无事可干了。刘士端很可能注意到了这个危险的信号，他面前有三条路可以走：要么造反，要么重新寻找一个敌人，要么将大刀会解散。
刘士端不会走第三条路。人一旦被推到顶峰，正在欣赏风光之时，绝不会轻易下来。他更不会走第一条路。他对大刀会的控制自然心中有数，以师徒关系作为纽带的大刀会纪律严明，对首领的权威与命令俯首帖耳。但他显然清楚，想要造反，与官府为敌所付出的代价将是高昂的。况且，他有吃有喝，在当地又是个有身份的人，没有必要造反。
那么，只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刘士端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把教会当成了潜在的敌人，因为教会一直没有给他面子，收留那些被他斥为土匪的人渣。但他并没有采取切实行动。他有所顾虑是必然的：自己跟官府的关系很好，官府往往在教民与非教民的问题上被搞得很头痛，他应该为官府分忧，成立大刀会的目的就是如此。他希望自己是官府的替代者——官府不能解决的教会问题，可由他出面来解决——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求助对象。他的理想恐怕仅限于此，也只能限于此。
在上面两个小狐狸闹完后，另一只大狐狸找到了刘士端。这已经是他炫耀完势力三个月后的事情了，一位江苏的大刀会成员来到烧饼刘庄，希望刘士端出马。
来人叫庞三杰，是与山东单县接壤的江苏砀山县庞家林村的大刀会首领。据他跟刘士端陈述的，他们村与另一个叫刘堤头村中间有个叫东湍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不能耕种的湖地，是曲阜孔府的鹅鸭饲养用地。但后来黄河在这里改道，黄河故道成了肥沃的淤土，如刘士端所知，这里就成了上好的土地。当时这块地没有被政府规定该给谁，谁的势力大，拳头硬，谁就是这块地的主人。庞三杰因为是个武生员，家族人口又多，所以许多年来都是这块地的主人。
他今天来，就是因为有人不想让他继续成为这块地的主人。其人叫刘荩臣，是刘堤头村的一个地主，因为在附近为教士修建了一个教堂而全家入了教。1896年6月初，这位地主带人跑到庞三杰的地里抢割麦子。庞三杰找他理会，刘荩臣立即跑进了刘堤头教堂，事后声称，一定要让庞三杰好看。
庞三杰当然知道教会的厉害，所以在第二天就跑到山东单县请了大刀会的一位叫智效忠的师傅来庞家林组织大刀会。让他失望的是，庞家林的人口很少，加上一些没有能力参加大刀会的人，庞三杰的大刀会组织得很失败。几天后，他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风声，说刘荩臣要告他。庞三杰考虑到，一旦起了官司，刘荩臣有教会撑腰，自己肯定得不到便宜。于是，就跑来找刘士端，希望大刀会总部能提供帮助。
刘士端这一次没有多加考虑，三十多岁的庞三杰站在他面前，并不像是好战分子。他觉得事情不会闹大，所以，他给了庞三杰几十个兄弟，并嘱咐庞三杰，只是维护好你的地。据我猜测，与官府关系一向很好的刘士端肯定知道官府惹不起的教会，自己恐怕也惹不起。刘士端也并非是惹事的人。他很可能告诫庞三杰，千万不要惹出人命。如果不能保持低调，只需要吓唬他们一下。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没有人受到任何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