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三多与阎书勤这一次失手了，因为短时间内不可能集结起太多的拳民来与官府抗衡。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玉皇庙地基失去而无能为力。不过，无论是官府还是教会，更或是梨园屯的百姓，都明白这只是暂时的。义和拳不会轻言放弃。
赵三多原本是想放弃的，阎书勤的劝阻让他最终选择了不放弃。阎书勤认为，到了这等地步，已经不是他阎书勤和赵三多的事了，而是整个义和拳的事。义和拳能否在冠县和威县立足，就看能否解决这件事。赵三多最终被说服，山东的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时，义和拳再度兴起。
巡抚张汝梅在后来递给总理衙门的咨文中这样提道：“本年（1898年）正、二月间，谣言来有洋兵，梅拳（义和拳）遂再次集结。”一万多人蜂拥而来，顷刻可至。“洋兵”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来，德国人只是占领了胶州，没有向内陆挺进。赵三多可能是相信洋人必来，而阎书勤这样“造谣”的目的还是为了保住梨园屯的玉皇庙地基。
不过，无论义和拳的目的是什么，这一次是真的要与洋人撕破脸皮了。
短时间内就可聚集万余人，官府和洋人都认为，义和拳的力量已经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法国大使向总理衙门提出，解决梨园屯教案，在此时已经不能局限在将地基判给教会这一条上，想要彻底了结此案，必须要将“十八魁”捉拿归案。如果不能，梨园屯教案在法国人角度来看，永远都没有结案。地方上，教士马天恩也积极活动，这位传教士和自己的祖国站在一边，清政府只要对“十八魁”进行惩处，其他条件都好说。
对义和拳的“尸变”，教会方面的反应肯定要远大于中国官府。除了教会方面亲身感受的中国民众对他们的危害之外，山东政府对这种与教会对抗的拳民的不积极作为也是促使教会积极反应的一个方面。
新任巡抚张汝梅执政思路依旧是他的前任李秉衡那一套，他不是不重视汹涌而起的反教群众，按照他的理解，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越应该区分良民与匪类。在他看来，无论是各地的大刀会还是义和拳，都在良民的范畴内。张汝梅对洋人没有深仇大恨，可如果一切都按照洋人的意思来办理山东事宜，这位心思缜密、执行力相当高的巡抚大人恐怕会很为难。他非常赞成李秉衡的思路，将所谓的拳民区分出好坏，然后加以整合，使之成为政府的力量。
洋人们当然不知道张汝梅的想法，即使是在一年后张汝梅因“办事不力”被革职，山东的洋人们也不知道这位巡抚大人到底是没有办事能力还是一个亲义和拳分子。
张汝梅并没有选择与洋人公开对抗，最终在义和拳汹涌而来的时候，出于对自己前途和朝廷的考虑，他还是命令洪用舟与新上任的冠县地方官曹倜前往拿办。
洪用舟在得到张汝梅“暧昧”的命令后，让曹倜暂时不要动武。先是派出眼线四处打探“十八魁”的情况，见义和拳的确已达到不能轻易就制服的程度，就派出间谍到拳民中去，煽动拳民解散。
这一切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洪用舟打算暗算阎书勤，没有成功。最终，他还是找到赵三多，联络当地士绅，他对赵三多晓以利害，希望赵三多能解散义和拳。
山东官府的行为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义和拳并没有被官方定为邪教，官府不敢对义和拳实施镇压行动。即使赵三多在与洪用舟的谈判过程中，提出“解散义和拳的前提是将梨园屯玉皇庙地基还给村民”这样一个妥协条件，但如我们前面所述，赵三多对义和拳的控制远远不如刘士端对大刀会的控制。赵三多本人的话不足以代表义和拳的话。更何况，洪用舟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解决玉皇庙地基问题。
短时间内，义和拳已扩及直隶、山东、河南相毗连的大片地区，一府一县的力量已经远不能控制了。
这个时候，义和拳还没有与教会起冲突，即使是在梨园屯，阎书勤等人在政府军队面前，也没有过激行为。不过，任谁都知道，冲突在所难免。仅在洪用舟与赵三多谈判一个月后，直隶大名府就开始出现义和拳的匿名揭帖，声言“约于四月十五日与教堂为难”。地方官吏大为惊慌。
洋人恐怕不知道，张贴这种揭帖的人并非是赵三多的义和拳。赵三多在与洪用舟密谈不久，就回到威县，很多人都不清楚他的踪迹。按学者周锡瑞的说法，赵三多很可能与洪大人订立了非官方协议，只要赵三多在规定时间内不露面，就不会治他的罪。赵三多的不坚定从阎书勤去请他时就已表现得很露骨，这个时候，他接受洪用舟的建议，并不是一件不可捉摸的事。
首领赵三多不出来主事，义和拳自然就闹不起来。虽然赵三多对他们的条文控制并不严，但影响力却在。任何想要闹事的义和拳总该要考虑这位还活着的首领。但是，教民矛盾既然已经形成并持续发展着，总有一天会出事。几个月后，也就是1898年的秋天，10月中旬时，有两件事的发生，促成了义和拳反教大旗的升起。
第一件事是在10月中旬时直、鲁交界一带开始风传“山东文武各衙门出有批票，要拿拳民”，拳民在这个时候虽然很活跃，并没有构成官府眼中的犯罪。拳民在恐慌的同时，立即怀疑是教堂方面给官府施加了压力。几天后，果然有两个拳民被官府逮捕，其中之一还是“十八魁”阎书勤的哥哥（关于此事，从政府文件中得知，是两拳民有犯罪行为，并非是他们的身份引起的被捉）。
拳民更加恐慌起来，不过，在他们还没有痛下决心该与教会为难时，驻防临清小芦教堂的防勇（相当于走狗）越境跑到威县沙柳寨村里抢去了一些牛肉。这件事如果在平时很可能就不了了之，在这非常时期，它俨然就是一颗炮弹，落进了水里。
阎书勤最先反应，这一次他没有联系赵三多，而是找到了赵三多的师傅辈姚文起。此人是个积极反洋者，曾在几个月前劝说赵三多不要上官府的当而躲起来。
姚文起早就知道了这两件事，在阎书勤和赵三多的一个徒弟项老胜的支持下，他决心起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教运动。
姚文起很有自知之明，他明白自己的声望不可能联合更多的人，只有赵三多有这个能力。于是，在10月25日晚上，他和几位义和拳首领来到赵三多家中，请其出面。赵三多不想再闹事，况且他答应过官府，要过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在遭到赵三多的拒绝后，姚文起当时就翻脸，让人将赵三多的家人绑起来，并威胁说要见血。赵三多无奈，只好在当晚跟随姚文起等人来到直鲁交界处冠县十八村的蒋家庄。蒋家庄地处直隶境内，即所谓“飞地”，距冠县县署100余里。官府对处在这样地理位置的蒋家庄的管理和控制相当有难度，这可能也是姚文起选择这里的原因。
26日清晨，赵三多被迫以领袖身份率领四千拳民发动了反教起事。在发动之前，赵三多为了避开官府追讨自己的责任，树立了一面大旗：助清灭洋。
这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它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中始终是口号和宗旨。可谁又能想到，这不过是赵三多为了避开官府的一个计策。不过，即使是活跃分子姚文起，也没有想过与官府为难，义和拳这次起事的目的就是反教，目标很明确。
“助清灭洋”这面大旗并非赵三多首创，几年前，反教的四川人余栋臣就树过这面大旗。余栋臣之所以反教，是因为当地一座教堂被焚，官府却要拿他的弟弟当罪犯，他一怒之下，就拉起仇恨洋人的百姓，与教会为敌。不过，余栋臣的势力虽然发展很快，甚至达到武装打击教会的程度，却没有成为义和团的一部分，随着他在1899年被捉，“助清灭洋”的大旗也就倒掉了。应该说，“助清灭洋”是个伟大的发明，他避开官府直接向洋人开战。一方面说明了洋人的可恶，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官府在洋人面前的无能。
赵三多等人在遥远的北方举起这面大旗时，余栋臣的发展也相当顺利。至少，他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北方。不过，赵三多在决心方面是远远逊于南方人余栋臣的。
26日这天起事仪式完毕，姚文起、阎书勤就向蒋家庄教堂发起进攻，教士被打跑，教民被打散，一名教民被杀，教堂被焚烧。清政府在得到义和拳起事的消息后，非常震惊。最高当局一方面令直隶总督饬大名道咨请大名镇率马队前往弹压；另一方面令直隶、山东两省督抚督饬冠、邱、威三县令会同大顺广道派去的官员前往十八村中心——干集，召集冠、邱、威三县团总、绅董劝谕赵三多解散队伍。
冠县县令曹倜亲自来到蒋家庄，在这之前，姚文起和阎书勤已经放还了赵三多的家人并和他分兵两路，开始行动。赵三多在与二人分开后，立即就带领自己的部分人回了老家威县。29日，曹倜与威县县令戚朝卿派人劝谕赵三多，双方达成了口头上的协议。按此协议，赵三多将在官府张贴正式谕文后将拳民就地解散。
曹倜在这件事上看到了希望，他认为赵三多既然已经悔悟，那么其他人就很容易对付了。他派人追上了正赶到小里固（冠县十八村之一）的姚文起，劝说他们解散。姚文起没有给予回答，确切地说，还没有来得及回答，30日清晨这天，姚文起手下的拳民就焚烧了七间教堂房屋。没有证据证明这是否是姚文起所指使，但多少与他有关系却是无疑的。在烧掉这些教堂房屋后，拳民们立即提高了警惕，准备应对教会的反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