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我们都在扮演另一个人写于罗宾·威廉姆斯去世之日红肚兜儿美国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去世，警方怀疑自杀，经纪人则说，他正备受抑郁症困扰。
一个演了无数喜剧的人，却有抑郁症。这让人想到周星驰，电影里的搞怪无厘头，现实中却沉默孤独，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当年第一次见到抑郁症患者，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看上去是个特别开朗的人，笑声响亮，喜欢表达自己的感受，他是人群的焦点，总是不停地说话。这么热闹的一个人，怎么会是抑郁症？朋友却告诉我，这个人其实极其敏感，私下里经常失控痛哭。
我才知道，原来过度倾诉也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形式。
想起小时候，大人总说，“乖孩子是不哭的”。所以，我尽量忍着不哭，也尽量去扮演一个乐天派。和小伙伴们在一起，我是开心果，模仿武侠片里的旋风腿，讲故事书里的小笑话，或者把鞋底挖一个洞，手指伸进去都能把他们逗得哈哈大笑。但是，笑声最热烈的时候，总是有一点点寂寞。有次，我一个人盯着空荡荡的天花板，没有别人，没有声响，忽然间，号啕大哭。
见花开伤心，因为想到花落；见人聚伤心，因为想到人散。这林黛玉式的伤感，其实也是抑郁的一种。曾认识一个生性悲观的人，她从来没有尽情高兴过，老公买了新房子，她勉强笑笑，“唉，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升值”；儿子考了满分，她勉强表扬，“唉，都不知道下次能不能考这么好”。她对生活，从来没有满意过，凡事都能看到沮丧的一面。她吃抗焦虑的药已经很多年。
也许，人人都有抑郁症，只是轻重不同。不用刻意去找，朋友同事里随便都能遇到那么几个。有人叹一声郁闷，牢骚几句，也就过去了。而有人跨出阳台，纵身一跃，被情绪用力一推，粉身碎骨。
人都有多面性，我们能看到的不过是其中一面。演员对着镜头演戏，镜头之外的人们，也在对着生活演戏。曾见过一个入戏太深的人，她一心扮演白富美，声称自己有一个富豪男友在国外，家里住的是顶级别墅，呼朋唤友去她的豪宅聚会，结果只到豪宅小区的门口转了一圈，告诉众人，今天不太方便。她举办了一场只有新娘的婚礼，独自穿着隆重的婚纱在酒席间穿梭，一桌一桌地解释，她的富豪老公有一单重要的国际生意要谈，无暇出席婚礼。
她一直活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并要求所有观众配合，奉送鲜花、掌声及羡慕。人们不想拆穿，也不忍拆穿。她真实的一面究竟是怎样？无人知晓。
有人说，活着活着就抑郁了。从那个给一块糖就开心不已的小孩，变成一个置一套房子、买一辆车、结婚都不太高兴的成年人，时间制造无数纷乱复杂，人们的笑点和泪点都越来越高，渐近麻木。有次在电梯里见过一个小男孩，他觉得电梯开关的提示音很好玩，一遍遍模仿，“叮咚，叮咚”，电梯里挤满的成年人们则面无表情，盯着电梯楼层数，他们连笑都懒得笑。
人们懒得笑，所以使人发笑，就成了技术活儿。美国心理学家曾花几年时间找出世界上最让人悲伤、欢愉、恶心、恐惧……的电影片段，其中，最让人欢愉的片段，就包括罗宾·威廉姆斯的现场表演。然而，他把太多笑送给了别人，剩下的是什么？他的死讯公布后，一个朋友说，他相信情绪有份额，笑得太多，容易悲伤。或许，就像那句老话“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一样，一个人有多坚强就有多脆弱，有多快乐就有多悲伤，某一种情绪消耗太快，就会被其他情绪吞没。
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容易，走进内心却难。所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看上去那么快乐，却满是抑郁。
电影《心灵捕手》里，罗宾·威廉姆斯说：“有关米开朗琪罗，你知道很多，但你连西斯廷教堂的气味也不知道吧？你没试过站在那儿，昂首眺望天花板上的名画；关于女人的事，你大可以向我如数家珍，但你没法说出在女人身旁醒来时，那份内心真正的喜悦；如果和你谈论战争，你会向我大抛莎士比亚，但你从未亲临战阵，未试过把挚友的头拥入怀里，看着他吸着最后一口气，凝望着你，向你求助；我问你何为爱情，你可能只会吟风弄月，但你未试过全情投入真心倾倒，四目交投时彼此了解对方的心。”
电影里的少年，遇到了真正能打开他心灵的人，他抛却那个伪装的自己，痛快地哭了一场，然后，重新接受这个世界。电影外的罗宾·威廉姆斯，却永远地闭合了心灵，留给这个世界一个没有笑容的孤独句号。
［资料图：罗宾·威廉姆斯（Robin McLaurim Williams，1951年7月21日－2014年8月11日），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代表作品有《死亡诗社》《勇敢者游戏》《心灵捕手》等。］青春是一剂伤身的春药写于杨德昌逝世七周年叶克飞那年秋天，我在台北晃荡。某日上午，先是在某单位拜会应酬，一番客套、座谈后，终于如释重负，走出那栋街角的大厦。左右都是老街窄巷，遍布两三层的民宅，艳阳下静悄悄毫不热闹。
与向导在门口闲谈几句，他无意朝着一个方向一指，说那头就是牯岭街。
那次赴台，少不得做些攻略，吃喝玩乐各种内容弄了一大本。买书当然也是固定节目，但因为平日购台版书已有各种渠道，反不迫切，牯岭街这等名声在外的书业地标，更因早已被传没落而被我忽视。但当向导提起时，才想起这理应是我赴台的朝圣之地之一，决不可不去。
除了是当年的旧书云集之地，它还带着杨德昌的印记。只是，这个当时已去世数年的人，从来都不是俗世生活中常常念及的选项。似乎只有不经意间，才会想起他的愤怒与坚持，想起是他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第一次知道了“牯岭街”的存在。
那天，我自己抽时间去了趟牯岭街。清静的街上，偶有老榕树静立。老书店仅余几家，访客不多。当年，这里一度繁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仅旧书摊和书店便达两百余家。早年欧美各地的东亚图书馆，都曾专门来此搜购文史书籍。
那些没落的喧嚣，尽是逝去的时光。
23年前，杨德昌拍摄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时的张震还是个少年。在那四个小时的电影里，张震饰演的小四（片中本名也叫张震）从一个乖乖仔变成了杀人犯，为了当时还是一个少女的杨静怡她在片子里叫“小明”。
片子的背景确有其事，六十年代初，杨德昌就读学校的夜间部初二男生茅武因女友移情，在牯岭街将对方杀死。那年，杨德昌14岁。那时，也恰恰是牯岭街最兴旺的年代。
与许多人一样，我也最喜欢Honey这个角色。他最初是个传说中的人物，逃到了台南，仿似远遁的黑道大哥，三头六臂凶神恶煞。可当他出场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一个人可以单挑一群人的少年，干净清秀，穿着海军衫，戴着海军帽，至死都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看过片子的人，都记得他那段经典台词：“我在台南，无聊得要命，每天可以看几本武侠小说。后来我叫他们去帮我租最厚的小说来看。其实以前的人，跟我们现在出来混的人真的很像。有一个老包，大家都以为他吃错药，我记得，好像全城的人都跷头了，而且到处都被放火。他一个人要去堵拿破仑，后来还是被条子抓到了。《战争与和平》，其他的武侠书名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一本……”
但是，就像所有的黑道大哥复出之后所发现的那样，这个江湖已经变了。即使是少年的江湖，亦难逃这规律。Honey依然年轻，却发现自己已经老去，规则不再是那个规则，江湖不再是那个江湖，钱变得比义气更重要。他那时也许并不知道，所有的少年都会死去，或沦为世故之徒，或以生命为保全纯粹的代价。后来，他就像《战争与和平》里的老包一样，一个人去找“217”眷村帮的老大谈判。他对对方说：“我只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你是哪一种？我看你不是不要命那一种吧。”他说对了，对方瞅准机会，将他一把推到来往疾驰的车轮下。你知道的，所有的理想、纯粹，最后都死于阴谋、龌龊与暗算。
可最让我感慨的角色，是小四的父亲。在现实里，他真的是张震的父亲。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经勇敢坚持，抵御世俗，身上同样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如果联想历史背景，更会对他的性格了然一个广东人，在上海读大学，1949年来到台湾。那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理想化和余韵，是大学教育的成果，礼义廉耻和理想比生存更为重要。
所以，在片子开头，面对小四不及格的国文试卷，父亲选择了抗争，认为老师评判有误。
后来，小四的试卷被滑头抄袭，结果连带受罚，父亲觉得不公，在教务处怒斥老师，说：“我们把孩子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他？”这样的强硬当然会“吃亏”，小四被记过了。但平日里沉默的父亲却十分兴奋，因为他坚守了内心，他还对小四说起了广东话：“冇春袋的男人，好麻烦嘅。”正如他对妻子所说的，越是这种事，越应该做孩子的榜样，对错是非比什么都重要。
再后来，是台湾政治的敏感时期，父亲因“匪特”嫌疑被隔离审查，后被革职。当小四被校方开除时，父亲苦苦哀求学校再给一次机会，那是他仅存的希望，寄望于小四能考上大学，改变全家的地位。你当然可以说，父亲“成熟”了，每个人都是这样“成熟”起来的，但你可知道，每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低头，就意味着这世界的又一步堕落？
如果你只会以卑微的方式面对一切，你凭什么认为庸俗、世故、功利和无知比理想和坚持更高明？就凭这你能混下去吗？
一个父亲的老去和妥协，并不保证会有一个儿子接过理想的枪，但起码，小四是这样的。就在父亲苦苦哀求校方时，他拿起球棒，击碎了学校办公室的灯泡。心中偶像的坍塌，反而激起了他与世界为敌的勇气。
在那个孤岛台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纷杂时势下，在大多数人沉浸在反攻无望的绝望气氛中选择卑微生活时，唯有少年尚未来得及死去。
适时而来的总有爱情，十几岁的小明，曾是Honey的女人，曾是小四的女友，也曾是其他许多人的女人。这个单亲家庭出身的清秀女孩因为贫困而早熟，因为柔弱而不停寻找依靠。但她是片中最成熟的那个人，她能分得清爱与功利性的依附，比如她爱Honey，喜欢小四，但她更需要其他人的庇佑。比如她对小四说：“你好老实哦，老实人是会吃亏的。这点很像Honey，他总对一些事情看不顺眼，横冲直撞的。我对他说，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改变的。”
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Honey，那个出来混、敢打敢拼的少年，其实只是有点理想，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但她觉得，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她的遗言。后来，她投入了小马的怀抱。那是小四的好朋友，家境优越，背景坚挺，比任何出来混的都更可依靠。小四绝望了，在牯岭街，在那一片旧书市里，他想将小明拉回到自己身边，想让对方不再“堕落”。可是，小明的回答是：“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我就好像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为你而改变的！”
然后，是一刀又一刀，刺向小明的身体，刺向我们的青春。
许多人在谈及这部电影时，都会引用大岛渚的那句名言“无论在什么体制下，青春都是极其伤身的。”
青春本就是一剂伤身的春药，如果你像小四一样在乎它，你就会在绝望中爆发，以毫不隐忍绝不“成熟”的方式，来一场玉石俱焚。然后，被这个世界指指点点，说你太不懂事。成年人就是这样，他们鄙视少年的莽撞，却从不想想他们给了少年们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们又如何无视少年的孤独。
在这场玉石俱焚的悲剧背后，是大时代的苍凉。那是牯岭街最兴旺的时代，却也是台湾经济起飞前的黑暗期。少男少女隔街对话，美式装甲车当街穿行，一度挡住了彼此的脸，也让他们必须一再提高音量。
后来，他们变成了谁？没错，小明死去，小四必须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青春，可其他人呢？在杨德昌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台湾已进入解严年代，告别威权统治，六十年代的少年已成为九十年代的社会中坚，也许，他们已经用政治立场取代了当年的好勇斗狠，“外省”与“本省”的冲突，也不再是少年打群架，而是西装革履的政治角力。
至于青春，早已散场。就像小猫王托狱警送给小四的那盒磁带，转头就被扔进了垃圾桶，再加一句“什么玩意儿啊”？
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一一》，如同一个轮回。杨德昌的电影很难让你想到技巧，因为情绪往往先入为主，浸染了一切。不过，如果你抛开那些疏离淡漠里隐藏的愤怒，就会发现《一一》在技巧上的完熟。
可爱的洋洋总是拿着相机拍别人的背影和后脑勺，他说“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就拍给你看”。三个小时就这样慢慢流淌，仿似一生。
他起初并不快乐，常常被女同学欺负，还有一个他并不喜欢的“小老婆”，这是我们熟悉的童年景象，每个班里似乎都有这样一个男孩。但他又是快乐的，因为他用自己的眼睛看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