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NJ处处不顺，他传统守旧，与商业化社会格格不入。他曾因为不愿违心生活而与初恋分开，可是多年后重逢时，他发现自己走过的路，恰恰是初恋当年的期望。他除了说“除了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之外，还能说什么？
婆婆在意外中成了植物人，但她却是这个家庭的灵魂所在。家人们纷纷在她床前与她说话，为了唤醒她，也为了倾诉。可是，南俊的妻子却迷惘了，忙碌的她以为自己会有许多话说，可每天都只能讲那几句话，描述自己机械般的生活，“我怎么只有这么少。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我每天像个傻子一样，我每天在干什么啊？”
洋洋却不愿意跟婆婆说话，哪怕母亲逼着他，对他说“婆婆是那么疼你，你怎么可以不跟婆婆讲话呢”，可是他坚持认为，反正婆婆听不到。
洋洋的姐姐婷婷情窦初开，却遭遇了只是替代品的悲剧。她的恋情与父亲和初恋的重逢交织，以蒙太奇的方式不断切换。父亲已经不能回到过去，无奈苍凉却依旧对人生充满困惑。婷婷则悲伤地问：“为什么这个世界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呢？”她还说：“我现在闭上眼睛，看到的世界好美。”
她会慢慢长大，也许像父亲那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许像母亲那样机械生活。前者艰难而孤独，可是，后者同样孤独。
这种孤独与人和人之间的疏离，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人们却习以为常，或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应对。
只有孩子是那般纯粹，且洞悉一切。洋洋在婆婆的葬礼上说：“婆婆，对不起，不是我不喜欢跟你讲话，只是我觉得我能跟你讲的你一定老早就知道了。不然，你就不会每次都叫我‘听话’。就像他们都说你走了，你也没有告诉我你去了哪里，所以，我觉得，那一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地方。婆婆，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到时候，我可不可以跟大家讲，找大家一起过来看你呢？婆婆，我好想你，尤其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小表弟，就会想起，你常跟我说：你老了。我很想跟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从出生开始便已老去。而且每个人都只属于自己，所谓“沟通”，它似乎不存在于杨德昌的字典，取而代之的是疏离。
这么说似乎很残酷，可杨德昌却愿意撕开这一切给你看。而且，他还会告诉你，一切都没有希望，即使重来，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中年的NJ有一段“总结陈词”“你不在的时候，我有个机会去过了，一段年轻时候的日子。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个必要，真的没那个必要。”
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对青春的怀缅，苍凉无助。
所有的故事归结到最后，都是青春作怪，《麻将》亦是一例。所谓“麻将”，只是一个四人组合的隐喻，他们骗财骗色，为所欲为。红鱼的理论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们就等着别人来告诉他们，所以，只要你用很诚恳的态度告诉他，他想要什么就对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失败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宁愿自己是上当被别人骗……”
在这个四人组合里，红鱼长于策划，香港擅长泡女人，牙膏又叫小活佛，他为人预测未来，又暗中给人制造不测，借机显示自己的超能力，以获得回报。至于纶纶，他长于交际，能够帮助几人实施骗局。
后来，红鱼偶遇了父亲的旧友邱董和情妇安琪儿，他以为安琪儿就是当年欺骗父亲的人，立志报复，让香港勾引她，让牙膏欺骗她。但香港勾引不成，反被勾引，精神崩溃。红鱼的父亲又追悔当年，与情人自杀。红鱼也发现了安琪儿并非当年骗子，几重打击下，他杀死了邱董。
纶纶爱上了一个被抛弃的法国女子，几经波折后，他与对方在街头寻得彼此并拥吻。至于牙膏，失去了几个同伴后，仍不思悔改，继续寻找新的“麻将”同伴。
这是一场青春的赌局，代价甚至是生命。那个街头拥吻的光明结局，是杨德昌罕见的温情，甚至让一些观影者诟病，但如果没有这丝温情，这场赌局是不是太残酷了？
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恐怖分子》，它无关青春激愤，却是中年人的进退两难。周郁芳接到一个恶作剧电话，说她的丈夫在外有女人，已经怀孕，约周出来谈判。正值七年之痒的周郁芳，丈夫在医院工作，自己在家写作。这个恶作剧电话让她失却信心，旧情人适时出现，她选择暂时离开丈夫。丈夫李立中十分苦恼，解释却不被接受，最终铤而走险。
中年人的世界，很难像年轻人那般张扬，美其名曰成熟，实则是懦弱。种种隐忍都是人生常态，但若火山爆发，便只剩铤而走险的那条路。从这一点而言，中年李立中反倒与牯岭街的小四有些相似。
残酷的是，杨德昌还是不愿让中年男人像少年那般来个痛快。所以，片子以双结局告终。你看着他窃枪，然后枪杀主任，枪杀妻子的前男友，对着妻子放了一记空枪，追踪报复打恶作剧电话的淑安。但后来，你又见到他在厕所中自尽，鲜血四处流淌。
还有一种说法，指李立中的疯狂报复行动是梦境，自尽才是真正的结局。可不管怎样，杨德昌终究不会给这中年男人一个爽快的结局。因为，人生本多负累，而人到中年，又是负累最深之时。也因为，杨德昌一向冷静残酷，镜头如手术刀，将所有悲剧命运视若等闲。在《恐怖分子》里，你当然可以寻找话语权和独立意识，但最后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资格拥有这些少年身不由己，中年人同样身不由己，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所以，《独立时代》这个片名多少有些讽刺，因为在杨德昌看来，没有真正的独立。片中纷杂的人物，在虚与委蛇中轮番登场，个个面目清晰，却难言独立。
一切都很困惑，琪琪就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向另一个人索要安全感，那么谁会有多余的安全感给别人呢？杨德昌把虚伪、疏离的难题推给了孔子，几句话就点醒作家姐夫的的士司机就是很明显的孔子化身，那口山东口音可谓欲盖弥彰。
只是，我们都知道，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独立，甚至失却了独立的勇气。越长大，就越多牵绊。
有人曾说，杨德昌“在‘青春’这个基石上构筑了一个可以俯视整个台湾的‘烽火台’，可以观望，守候，戒备。芸芸众生都在眼底，无遮无掩，暴露无遗”。但除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之外，他的青春都藏在了记忆、过往、糜烂和怅惘之中，若隐若现。
中年危机、边缘群体，似不指向青春，可那些解决不了的难题，其实从青春时便已出现。
（杨德昌，Edward Yang，1947年11月6日－2007年6月29日，台湾电影导演，其电影作品深刻、理性，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被称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台湾大师之一”“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在世界影坛享有盛誉。）放过那些抱头痛哭的天才童星毛利我书架上有一本1994年出版的《神童趣话》，是本给儿童看的超短篇人物传记，罗列了古今中外鼎鼎有名的各大人物，从屈原到毕加索，从李清照到达·芬奇，最后一个就是秀兰·邓波儿，文章标题为《天才童星邓波儿》。
20年后的2月10日，新闻报道邓波儿逝世，有一瞬间竟然感觉太不真实，因为这位黑白片时期的童星，以为早就已经跟那个时代一起结束。而她在昨天，还跟我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我却一无所知。
对于被遗忘的昨日明星，常常需要死亡才能让人重新眼前一亮。这说法有点残忍，却是现实。一到这种时候，早已有人娴熟地做了剪切粘贴，写好明星生平，因为在很多年前，他已经变成了一段不需要再更改或更新的历史。
而历史一开始就遭人特意篡改。《神童趣话》如此描述邓波儿如何一生下来就尽显天赋：一岁时她像大多数儿童一样开始走路，但却发生了一件万分不寻常的事：她用脚尖走路，从迈出第一步起就这样，好像在跳舞。这件万分不寻常的事，其实非常常见，我大姑的孙子一岁时就用脚尖走路，儿科医生是这么解释的，如果在婴儿学走路阶段，大人经常扶站或者扶走，就会出现用脚尖走路的现象。由此可知，邓波儿的全职妈妈有点心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