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定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那个略有收敛的摇滚青年。他34岁，但样貌离中年还有点远，一头齐肩的卷发透露了他早年的摇滚背景，也成为他和比他小上10岁的青年们联结的符号。
他和太太Lisa（莉萨）创办的“青年志”（China Youthology）是一个在市场调查领域鹊起的名字。给“Youth”加上“ology”显示出张安定的人类学科背景，尽管本科读政治行政管理学出身的他可能对“主义”（–ism）更为熟稔。但“青年志”以一个“不一样的市场调查机构”，令国际品牌的市场经理人感到耳目一新。他们专攻对青年的定性研究，又通过“黄油青年会议”等活动在青年群体中塑造了新锐的形象。在市场和文化之间，“青年志”似乎两头都讨好，“站着就把钱挣了”。
尽管青年是张安定现在日常研究的主题，但如果以今天青年人的心态和所处的环境来理解张安定，可能会得出令人费解的结论。然而当你把心态拨回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1979年出生的少年从初中到大学毕业的整个10年过程，在今天看来可能如何伟的《江城》般封闭和静止，但那段岁月指向了今天。细读那些经历，你会知道张安定今天做“青年志”的每一个理由都有其渊源。
中国青年是历史感和热血的词语组合，进入21世纪之后，日益繁盛的商业社会及其带来的野心、热望、纠结和压力，和青年的生活紧密交织，既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主题，也模糊了大时代青年本该有的热血气质。
在用独特的方式度过自己的青春期之后（或许其实他的青春期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张安定把目光投射在中国数亿青年人身上，他用人类学的背景知识、富于情感的价值认同，以及包含文化的洞察眼光，通过一个接一个的研究为这个时代的青年画像。而越来越重视理解中国年轻消费者的国际品牌，也非常乐意为这样的调查埋单。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前，那个和太太一起辞职创业的张安定感觉到的“一个对的方向”，却没有想到一切来得并没有那么难。
我和张安定经常在北京和上海见面，无论是在他们位于北京安定门内花园胡同的青公馆，还是在上海常熟路边的露天咖啡座。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做个采访。终于在2013年10月中旬的一个早上，我们在上海最好的季节里交谈，谈到兴起时大家都有些激动。他手腕上“青年志”的手环标志“年轻就是要说‘去你妈的’！”是他闯荡这个世界的哲学。
Connecting the dots的小城青年问：“青年志”到现在多少年了？
答：5年了！从2008年7月14日开始，时间过得真快。
问：你是属于这一批“三明治”里出来创业比较早的人了，我们现在回望，会觉得5年前市场有很多空白，尽管当时我们身处其中可能并不觉得。
答：创业这件事，我个人的感受，真不是规划出来的。当时我和我太太都说不上有什么商业经验，最多有些职业经验，而且也不是公司高层。我太太当时是国际市场研究公司的高级研究经理，经常出差，到处飞，我都见不到她人。我当时从《21世纪经济报道》出来，加入到一家类似Second Life的本土3D虚拟世界互联网公司HiPiHi快两年。两个人都快30岁了，难道就这么一直做下去吗？我的习惯是过几年就换一个新鲜的东西。
我那时经常和我太太聊她的那些调查项目，我太太本科念的是管理科学，研究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的组织和社会心理学，我们都觉得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的以心理学为主的定性市场研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太太说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做吧。除了谈工作，我们还想了想以后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和青年相关的东西最吸引我们，听听音乐，看一些酷的东西和在文化上有变化的东西。但如果要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研究，那就只有辞职出来试一下了。
我们创业做的第一个最重要决定是，在已经完成工商登记的情况下，最终还是谢绝了我太太前老板投资合作的意向。这是我们的直觉决定的，因为我们想做属于自己的最纯粹的东西。
我们想过第一年如果不成功，可能会亏几十万，我们觉得这还是能承受的。如果在这个年龄需要付出几十万的代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去做吧。
问：可是很多人还是不敢冒这个险，特别是夫妻双方一起创业。
答：这事肯定有风险，但如果你知道你的团队在市场上的价值和能力，可能风险就没那么大了。我太太当时拉了她原来公司属下的小团队一起出来，他们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很不错的定性市场调查团队，而且从2006年起已经开始和一些国际客户合作一些年轻人的项目了。他们知道那里面肯定有空间，能够进行更好的研究，也知道有关年轻人的研究项目客户是喜欢的。
我也鼓励我太太说，我们要相信互联网。我觉得只要是好的东西，一定会被人看见。这个判断是基于我的互联网经验。
问：我觉得你的青年心态很浓，这种心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5岁，还是18岁？
答：这是一个好问题，要回答可能得回溯一下。我是在四线城市湖南益阳长大的。我爸爸是当地的行政干部，妈妈是教师，所以严格算起来我的家庭条件在当地还不错。整体的社会环境其实是比较宽待我的，在学校里大家也都对我比较好。我5岁就读小学了。
问：很多领导子女成绩不太好，你却是例外。
答：我还是比较爱读书，可能和我妈妈是语文老师有关。不过1996年到复旦大学读书，第一天我就傻眼了，一碗面要4块钱，比益阳贵多了。
另外中学时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事情是踢球和听摇滚乐。我的朋友踢球很野，他们还带我听迈克尔·杰克逊，听Beyond，这是我们共同的成长背景。
问：哪些人的摇滚乐对你影响比较大？
答：有很多，像涅槃乐队、Sonic Youth、GY！BE等。但是从更小的年纪算，我觉得还是Beyond，我到现在还是喜欢Beyond。我觉得他们的音乐中有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元素，而且情怀很好。Beyond的音乐思辨性不一定很强，但有血性。
问：对，Beyond的音乐其实影响了一代人少年时期的情感模式。现在我们看来“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那些困惑，当年还是需要一些交流和解决方法的。
答：对，那时候资源很有限，我经常去唱片店，买各种Beyond的东西。为了翻唱Beyond（当时被翻译成“B安”）的歌，我们组了个其实没有任何乐器的乐队，就是下课回家一起乱吼，叫“A安”。我这个乖孩子，在“A安”乐队这群野孩子中，也开阔了对世界的观察。
问：到了大学，你的视听领域又继续扩展了吧？
答：对，到了大学，宿舍楼道的哥们，有从初中开始听打口带和读哲学的，在新的成长环境里，我发现有一帮人比我更有趣。中学被压抑的那部分就被打开了，大学里我就和他们混，一起弹吉他、玩话剧、组乐队。我们的乐队叫布拉格，是上海当时第一批大学校园乐队之一，我是里面的吉他手。我们极少翻唱别人的东西，而且经常即兴演出。我们很早就玩实验噪音和后摇滚，尝试了很多自由的东西。这形成了我们乐队的性格。
问：那么你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后来怎么又转到人类学了？
答：本科时我觉得政治哲学太艰涩，不太感兴趣。唯一对我有影响的学说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任何东西我都想从异化的角度去看。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没有想好自己的出路。写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是英国留学回来的一位年轻老师，我报了一个论文题目是“中国行政系统中的依附关系”，以我在寒假对我父亲所在的官场系统观察为例。我老师很喜欢这个题目，给我推荐了很多国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文献。后来这篇文章得了学院的最佳论文。我觉得研究能让我获得和摇滚乐类似的荷尔蒙快感，我就决定继续读书，考上了本系的研究生。
研究生期间我组织了读书小组，读社会理论方面的书，在读书过程中我发现人类学非常有趣，而且我们也做了很多田野调查。连续每个寒暑假我们都有乡村调查项目，那时我对乡村政治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福柯，他提倡“Life as Art”，人应该把生活和自我当成一个艺术品来创造，是有意的、自愿的和反思的行动。福柯对我来说，有点像我读的异化理论的升级版。
再后来，2003年，我就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生。
问：英国那一年的读书生活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我第一天去报到，就在主教学楼大厅里闻到一股强烈的大麻味，见到包括喇嘛在内的各种亚非奇人，异常多元和自由。亚非学院一共就几幢教学楼，没有所谓的校园。我在那里其实没那么活跃，因为我英文没有那么好，也不热衷那里的社交。读书压力也很大，那一年我很是煎熬，除了毕业论文还不错，其他功课差不多及格而已，感情上也受到挫折。那时我经常去唐人街的教堂，老问神父问题，神父对我说，你是从存在主义角度去问的，要从自身生活去寻找答案。那是一段特别的经历，是对自我局限性的认知。
那段经历使我发现，以学术为职业的方向不是我想要的，每天写论文会使我很痛苦。尽管我申请到了博士入学资格，毕业后还是直接就回国了。
问：回来之后就进入了新闻行业？
答：对，回来就到《21世纪经济报道》面试。印象最深的是，我当时穿得挺正式，还把长头发剪了，可是见到发行人沈颢头发比我还长，T恤比我还脏，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了。那个时候《21世纪经济报道》刚开始招收各种专业背景的人，包括海归。于是我就在广州做政经新闻版的编辑，好像是半年之后就转去做头版编辑了，一直在做头版的特稿栏目。
在广州我也有机会接触很多音乐，生活过得挺开心，就这么过了两年多。后来我就开始觉得新闻无趣了。我自己不太喜欢做记者，因为我写东西慢。我也不喜欢接触大量我不感兴趣的东西，但最大的痛苦还是重复，我比较追求新鲜感。
